如果有关方面能够妥善处理王世襄被诬告关押的事情，如果王世襄不被故宫博物院除名，那么他也许会在1958 年的“反右”运动中躲过一劫。被故宫除名后的王世襄在家郁郁赋闲一年后，于1953 年开始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王世襄的妻子袁荃猷当时也在民族音乐研究所供职。荃猷，毕业于燕京大学教育系，14岁师从汪孟舒学习古琴，后又经古琴国手管平湖先生亲授，琴艺精良，做音乐研究可谓得心应手。但是王世襄一直在做文物方面的研究，现在却让他去音乐研究所工作，真有点勉为其难。 不过，王世襄是肯于钻研的人。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后，王世襄认真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他担任有关音乐史方面的研究，也参与设计布置中国古代音乐史陈列室。此外，还编纂了《中国古代音乐书目》，撰写古琴曲《广陵散》说明，写了《信阳楚墓出土乐器调查》等诸多在音乐界颇有影响力的论文。 除了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外，王世襄的业余时间都用在撰写《髹饰录解说》这本书上。王世襄认为一生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后为祖国收回几千件国宝，第二件事情是文物研究著作《髹饰录解说》的编写。 王世襄与《髹饰录解说》的缘分，还要追溯到朱启钤先生那里。《髹饰录解说》就是对《髹饰录》这本书的解释、注解。《髹饰录》是中国古代漆工撰写的关于漆器工艺的文章。中国是发明漆器的国家，有几千年制造漆器的光辉历史。成千上万的历代能工巧匠，留下数以万计的精美漆器作品，但数千年制造漆器的宝贵经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靠口传身授，师徒相传，直到五代十国阶段，才有朱遵度加以总结，写成《漆经》，可惜这本书早已在政权更迭的兵燹战火中失传。到了明代，漆工艺再次进入高峰时期。在这样的环境下，一部漆工艺经典著作——《髹饰录》诞生了。这是中国漆工艺史上的重大事件。 后来，《髹饰录》几经辗转，在中国逐渐消失了踪影。直到民国初期，中国营造学社的发起人朱启钤在日本发现了《髹饰录》的手抄孤本，后来费尽周折，终将《髹饰录》的手抄本的复印本带回国，并于1927 年付印了200 本，朱启钤先生为中国民族的文化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 年，王世襄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期间，朱启钤曾经向他提起过《髹饰录》这本书，并嘱咐王世襄关注它。当时王世襄忙着追讨流失海外的文物，对这本书并未留意。1949 年8 月，王世襄从美国博物馆参观回来之后，去拜访朱启钤先生，朱启钤将《髹饰录》一书亲自交给王世襄，并郑重地嘱咐王世襄说:“你现在回到故宫工作是个有利条件，应该下些工夫注释此书。” 自此，怀着对朱启钤先生的知遇之恩和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无比热爱之情，王世襄开始了撰写《髹饰录解说》的艰辛历程。《髹饰录》分为乾、坤两集，共18 个章节，在乾集里讲的是原料、工具、操作禁忌等，在坤集里讲的是漆器的品种分类以及制造方法。《髹饰录》在中国漆艺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它是写给漆业工匠看的，内容多是一些漆业专门术语和行话，而且作者又把一般的漆艺技术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引经据典，甚至把“阴阳”“五行”学说也引入其中，使其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这样一部晦涩难懂的书，如果没有漆艺专家对它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进行解说和释文，即便是漆艺工作者恐怕也难以完全读懂它，这对于了解我国古代漆器技术的发展是个极大的障碍。
王世襄自拿到《髹饰录》这本书后，便开始了艰辛的写作历程。说艰辛，一点也不为过。书中名词术语非常多，求解其义需要从索引入手，即把书中出现的专业术语一一摘录出来，借知其出现的次数，对每一次的出现，先联系其上下文体会其意，再结合其他各次的出现作综合的探索研究。而且，《髹饰录》中的漆器名称，往往与一般文献的和流行于古玩业之口的 不同。想知道该书所讲的究竟是哪一种漆器，只有一方面记住书中对各种漆器花色形态、制作方法的描述，另一方面随时与见到的漆器对照印证，用“对号入座”的方法来逐步求得解决。 为了能够准确地注解《髹饰录》，王世襄在20 世纪50 年代初遍访北京匠师，与当年的少年玩家一样，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他与这一行业内的精通人士进行深入的交流。在北京城，他拜技艺最精、所知最广、乐于教人的多宝臣①为师。当时多宝臣先生已经年逾古稀，王世襄谦虚地向他施以弟子礼，经常去他家请求讲述各种做法并操作示范，王世襄一边在旁打下手，一边随时作记录。多宝臣师傅擅长彩绘、描金、雕填、堆漆等各种技法，王世襄跟随他学习到很多漆艺方面的知识。 初到故宫博物院时，王世襄在开展编目、陈列、开辟库房等基础工作的间隙还可以抽空近距离观摩一些漆器精品，但是，政治运动很快冲击了这一近水楼台的优势。王世襄历经严刑逼供、牢狱之灾之后黯然离开故宫。故宫内深藏的那些漆器精品也离他的视线愈来愈远。 意志力不坚强的人或许遇到这种情况便会放弃，但是王世襄并不。或许是自小在玩中养成的深入钻研的习惯，或许是被开除故宫后胸中憋闷的一股干劲，不管是什么原因，在离开故宫供职于民族音乐研究所时，王世襄除了出色完成本职工作外，将业余时间全部交给了《髹饰录解说》这本书。当时政治环境紧张，像王世襄这样被故宫开除的问题人员，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在京城随意采访了，王世襄唯有埋首书斋，在浩如烟海的书籍资料中寻找有关漆艺方面的知识。 王世襄将《髹饰录解说》看做是自己人生中的重大转折。再不能为他所深爱的故宫文物做研究工作了，这种终身的相许就开始转向中国文化，他需要在精神上寻找到一个寄托，《髹饰录解说》便成了他释放自己文化情怀的寄托。 王世襄原本以为日子会这样平淡地走下去，却不料很快第二波政治运动再次以势如破竹的方式席卷而来。1957 年，“反右”运动开始，当时鼓励大家大鸣大放，有什么意见委屈都提出来，政治嗅觉迟钝的王世襄全然没有嗅到这股风潮背后的目的，于是站出来诉说自己几年前在“三反”运动中遭遇到的不公待遇，希望能得到组织的“平反昭雪”。一番慷慨陈词之后，王世襄没有换来所谓的说法，却得到了一顶“右派”的大帽子。这使王世襄的处境更加艰难。 还有一件事情颇能说明王世襄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在“反右”前夕，京城大有一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这时，王世襄结识了黄苗子、郁风夫妇，并将他们请到自己的芳嘉园居住。 而与王世襄同样身处窘境、满腹委屈的朱家溍，在大鸣大放中选择了沉默，安然度过一劫。 当时被戴帽的右派分子很多，被戴帽的人自觉低人一等，尽管有的人允许参加工作，但是单位的集体活动却是不能参与的。而且，右派分子的活动都受到相关部门的监视，当时的生活可谓压力重重。即便是这样，王世襄依旧没有放弃撰写《髹饰录解说》，他白天工作，做思想汇报，晚上回到家就拉上窗帘，围好灯罩，像贼似的，闭门写作，生怕被发现扣上“白专道路”帽子，挨批判。 在胆战心惊、谨小慎微之中，王世襄在1958 年将他的《髹饰录解说》完成了，但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却不允许出版。王世襄并不气馁，他自己花钱刻蜡版，油印了二百份，瓷青纸书衣，宣纸书签，线装成册，简朴大方。这是他在李庄编写《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时积累的经验。书油印出来后，王世襄分送给各大图书馆、艺术院校、工艺美术工厂和研究所作为漆工艺的参考书，封面上只印了自己的号“王畅庵”，王世襄的名字都没敢用。直到1983 年，这本《髹饰录解说》才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刊印出来，书的封面堂堂正正地印上王世襄的大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