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了，王世襄与很多文化人一样，怀着满腔的热情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他想在故宫博物院这座宏伟的文化宫殿中，探索出一条康庄学术大路。1949 年8 月回到中国的王世襄很快被故宫博物院任命为古物馆科长及陈列部主任。 由于王世襄曾经在民国政府担任过职务，因此，他成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的一员。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是新中国政权针对国民党政府留用人员的思想改造而临时成立的一所学校。同时期还有许多文化名人在这所大学学习，如著名作家沈从文、文物专家史树青①等。王世襄与史树青认识有年，共同的对传统文化和文物收藏的喜爱，使二人结为了一生的挚友。两人在华北大学学习期间，还曾因共同为国家发现了一个珍贵的宣德青花大盘而为文博界传诵。那是1951 年的“五一”劳动节，革命大学的所有学员要在西直门外集合，然后再到天安门开会。史树青一早就到了西直门外大街，由于时间较早，他便到一个早点摊去吃早点。这个摊上盛凉粉的器皿是一个青花大盘，史树青仔细审定，此盘直径约四十厘米，当为明代宣德青花实物，他又记起曾在王世襄家见到过类似的器型。②这时王世襄也到了，他们一致认定此青花盘不是伪物，于是二人共同出资旧币五万元整（合新币五元）买下。后经鉴定，此盘果然是明宣德青花珍品，经两人协商，将这件瓷器共同捐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从此故宫景人榜上同时镌刻上王世襄、史树青二位先生的大名，这件事也成为两个文博大家学识渊博和一生友好的见证。 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王世襄学习了一年，这一年中，他对执政党以及社会主义等理论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学习结束后，他又回到故宫博物院，继续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陈列部主任等职务。
王世襄与故宫博物院 新旧社会的更迭远远没有身边的文物更能引起王世襄的注意，王世襄曾经无数次地表示，自己对政治一点也不敏感。是的，在北洋政府、民国政府等不同政权的走马灯似的更迭中，王世襄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他只是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中。少年时，有鸽子、蛐蛐的相陪，青年时，有自己喜爱的文物事业为伴。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他也能够在祖国西南的文化重镇李庄偏安一隅做研究。如今，新中国成立了，一切事物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他有更大的信心和更多热情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故宫博物院。 但是，不关心政治的王世襄却躲不过政治的风浪。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中，王世襄遭遇了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政治挫折。 “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 年底到1952 年10 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 客观地说，新中国成立伊始，发动的这场“三反”“五反”运动对于干部队伍的整顿与清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提高了共产党执政能力，为新中国的基础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这场运动中，也有很多无辜受牵连者。这场运动来势太过迅猛，采取的斗争手段有时又过于极端，因此也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王世襄就是其中的受害者之一。历史有时显示出残酷的滑稽。抗战胜利后作为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的王世襄为追回大量国宝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诸多海外流失文物得以回国，理应是王世襄一辈子引以为傲的事情。却不料这些经历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三反”运动中被重点清查的对象。而其“理论依据”则是：“国民党接收大员没有不贪污的。” 1951 年，王世襄正在广西南宁附近参加土改运动，当时在一起的都是一些知识分子，王世襄所在的土改工作队队长是田汉。“三反”运动一开始，王世襄就与其他故宫工作人员一道被紧急召回北京。火车到站后，却不能回家，有专用卡车送大家去故宫暂住。第二天，所有故宫博物院的人分别被送到东岳庙、白云观两处学习。 王世襄被送往东岳庙，名义上是“学习”，实际上则是逼供。当时的工作队纠集了一帮年轻气盛的小伙子，组成了“三反”工作队，又被称为“打虎英雄”。他们用自以为是的方法来审讯王世襄，在这些年轻人眼中，国民党都是贪污腐败分子，王世襄也一定在所难免。
而且王世襄官宦世家出身，又在国民党政权时代教育部的清损会工作，加之他曾经收回大量流失海外的文物，并且又接受美国财团奖学金出国考察一年等等，其中每一个单独的原因都可能成为审讯人的借口，更何况这么多疑点都聚集在王世襄一个人身上。于是，曾经名满京城的顽主，现在沦为众多“打虎英雄”的阶下囚。王世襄成为审查对象中的重中之重。 对于这一重要可疑分子，当时的“三反”工作组成员自然特殊对待。在这些“打虎英雄”眼中，犯罪情节较轻的可以群居一处，但是对于王世襄这样“罪大恶极”的分子，给予单间待遇——单独囚禁一室。 “三反”“五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形式上也自然隆重而热烈，各个地区的相关部门都有“分配”的“打虎”任务，为了实现既定目标，各个地区、部门都有自己的方式方法。普遍的方式每次都是先进行“反右倾”的思想教育，组织专业“打虎”队，确定“打虎”的目标和任务，制定“打虎”的策略和方法。战役结束时召开全市性反贪污大会，集中宣布一批贪污分子的处理决定，以扩大影响和增强对贪污分子的威慑力。 为了尽早完成“三反”运动，为了达成“打虎”的既定数量目标，“打虎英雄”采取了各种手法。 首先是针对“斗争对象”周围的人开展内部瓦解。各地“打虎队”不仅动员被怀疑的“老虎”周围的一切熟人、朋友，甚至鼓励他们的亲戚甚至父母、妻子和儿女，对被怀疑的“老虎”施加压力或直接揭发。 其次是利用“老虎”之间的矛盾实行“以虎攻虎”的策略，当时亦被称为“狗咬狗”战术。“三反”运动中，往往把“斗争对象”放在一起开会，让他们相互揭发检举，结果很快“斗争对象”们就会互相“咬”打起来，因为只有拼命检举揭发别人才能减轻自己的罪过。所以，很多人都想“拉别人下水”来救自己。 如果把上述两种手法称之为软手段，那么“打虎”运动中更重要的一个手法就是硬手段，即所谓的“逼供信”。“逼”就是严刑逼供，“供”是迷信供词，而“信”指坚信不疑。在“三反”运动中，由于上级的巨大压力，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既定的“打虎”指标，就必然要采用“逼供信”的手法。一些单位的“打虎”队，采取“车轮”战术，对贪污或怀疑对象，施以罚站、罚跪、刮鼻子、戴手铐等侮辱性的刑罚更是家常便饭。 王世襄作为重要的清算对象，一来到东岳庙，便遭遇到“逼供信”这样的硬手段对待。十几个“打虎英雄”轮番上阵，对王世襄又是恐吓，又是拍桌子，勒令王世襄交代问题。王世襄实在没有问题可以交代，“打虎英雄”们便采取夜以继日、轮班逼供的方式，搞“疲劳轰炸”战术。 很多人在这样严酷的斗争环境下，开始屈打成招。其中，有一个是王世襄比较熟悉的同事李连镗。李连镗工资有限，但却喜欢收集一些小东西，于是，一些荷包、烟囊、扇套等不登大雅之堂，只在街头地摊中才可以寻觅到的小物件成为李连镗的收藏目标，王世襄曾经看到他在街头买过一些。
在“打虎英雄”们的恐吓威逼下，李连镗承受不住了，只得将自己平日里攒钱买下来收藏的小物件送呈工作队，并声称这是从故宫偷来的。于是李连镗成为了“模范”，并受到了工作队的表扬，工作队号召大家向李连镗学习，及早交代自己的问题。 王世襄生性耿直，又深信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实事求是”，他认为，李连镗的东西是自己买的，不是偷的，如果硬要说是偷的，这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且，王世襄认为，“三反”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如果有假盗贼承认犯罪，那岂不是有真盗宝犯逍遥法外？ 于是天真的王世襄跑到工作队，特别说明此事。谁料，这下捅了马蜂窝，工作队刚刚树立起来的一个典型岂能容王世襄在这里胡言乱语？第二天，工作队停止一切活动，特别为王世襄召开了一次大会，在东岳庙大殿前神道正中央摆了一个桌子，设为宣判者席位。“打虎队员”们命令王世襄跪在神道正中央的砖地上，两旁士兵持枪排列。工作队领导上台宣读对王 世襄的判决，认为王世襄罪大恶极，不仅自己不交代，而且还破坏别人交代，罪不容诛。当时东岳庙内站满了围观的人，在“打虎英雄”的带领下，上千人喊着“打倒王世襄”的口号。 曾经的世家弟子，北京城内赫赫有名的顽主，一向只和有趣的事物打交道的王世襄，从来没有见他过这种场面，也从未受过如此大的侮辱。他跪在地上，心中五味杂陈。 旋即，他又听到了工作队对他的宣判，王世襄被告知，他罪大恶极，已经上报上级，一经批示，便立即执行枪决。王世襄不了解国家刑法，以为很快末日降临，心中一度涌起了自杀的念头，认为与其让别人枪毙，不如自己上吊自杀结束的痛快。心念俱灰的王世襄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热情投奔的祖国会如此对待他。 经过一夜辗转反侧，王世襄想通了，不能自杀，绝对不能自杀，一旦真的死了，便会落下一个畏罪自杀的罪名，而自己，却是一件亏心事也没有做。若是仅仅因为如实反映情况便被判死罪，那岂不是蒙受了不白之冤，而自己去世后，谁又会为自己清洗罪名？因此，自杀万万使不得，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王世襄始终相信，坚持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是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他对自己说：不论我受何种冲击，甚至是无中生有的污蔑，我坚决要求自己坚强、坚强、再坚强，只要活得长，一定能笑到最后。① 正是这一夜辗转悟出来的道理，让他在此后大大小小的历次运动中，不管遭遇多么大的委屈和侮辱，总能够有足够的勇气，乐观活下去。
“三反”工作队猖狂叫嚣的死亡判决书一直没有下来，王世襄就在东岳庙继续备受煎熬。在那些“打虎英雄”的眼中，王世襄没有贪污罪行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在短短几年间，从国外运回来七批文物，多次往返平津地区，还从东京运回善本书。这些原本是王世襄人生履历中最为光辉的篇章，在这些“三反”工作队的眼中，演变为回回有油水捞、次次有好处拿的贪污行径。王世襄百口莫辩，当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 在《我在三反运动中的遭遇》一文中，王世襄感慨道： 有时也曾想过，我对故宫事业如此热爱，爱到以身相许，全心全意做好工作，是有多种原因的，但一般人不可能理解，而需要向他解释。诸如我热爱文物、艺术，愿把故宫这世界宝库建成世界第一流博物院，这是伟大的事业……② 而王世襄当时的处境是，即便是苦口婆心地向他们解释他对故宫博物院的热爱，也抵不过那些工作人员先入为主的臆测。在这些工作队人员的眼中，王世襄是一个大贪污犯，而且是一个口风很严的贪污犯。于是，他们拿出自己的整人绝招，一天接一天地对王世襄进行残酷轰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想以王世襄为突破口，揪出更大的“老虎”马衡。 当时故宫博物院的很多人都受到冲击，首当其冲者当属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马衡与故宫博物院可谓渊源深厚。马衡(1881-1955), 浙江鄞县一个世家子弟，幼承家学渊源，再加之自己刻苦好学，年纪轻轻就被章太炎、吴稚晖等人推许为“金石大家”，曾经担任过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在金石篆刻方面颇有造诣。1920 年来北京，被聘为北大国学门导师。 马衡与故宫结缘始于1924 年溥仪出宫那日。驱逐溥仪出宫的鹿钟麟等人叫了一批专家到现场，审查末代皇帝带出宫的文物，马衡也在专家之列。马衡对那些价值连城的服饰器物全部放行，但是碑拓被他留下来不少。 同一年，马衡作为“清室善后委员会”成员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担任古器物馆副馆长1933 年，马衡开始担任故宫博物院代院长，第二年正式成为院长。这一时期，他做了大量科学工作保护文物。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马衡意识到北京不是故宫文物久留之地，开始筹划南迁工作。1933 年，日军进入山海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开始决定将文物分批运往上海。 当时有很多人反对文物南迁，比如曾任民国财政部长的周肇祥亦是拦阻文物南迁的主力。因此，不得已很多文物运输工作在夜里进行。 当时马衡亲力亲为监督文物装箱工作，非常仔细，每件文物都要登记，哪里有损坏也要注明，全部清点好了，封条贴上。1933 年2 月5 日夜间，第一批文物用小推车悄悄推到前门火车站，装了18 车皮。文物最先运送到上海租界。1934 年1月，马衡正式主持工作，他上任同时开始清点平、沪文物，编印了“存沪文物点查清册”，确保没有疏漏。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战全面开始，马衡意识到上海也将很快遭到侵略，这么多文物落入日寇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国宝面临着再次西迁的任务。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几经周折，分批西迁，八年来国宝没一件遗失，无一被盗和损坏，全部安然无恙。抗战胜利后，存放于西南各地的文物重聚重庆，然后运往南京。在战火纷飞、烽烟遍地之际，马衡带领着故宫博物院的同仁在艰难辗转中竭尽全力保护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可谓劳苦功高，功勋至伟。 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国民党看大势已去，便开始筹划迁台事宜，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自然在重点计划之列。国民党当局将存放于南京分院还未及北运的故宫文物运往台湾后，又命令马衡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南迁。马衡以种种理由搪塞拒绝，最终使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得以留在大陆。 故宫博物院现任院长郑欣淼在评价马衡时说： 马衡先生在故宫博物院服务了27年，其中19 年担任院长之职。这19年中，又多值战争年代，烽烟遍地，故宫文物南迁、西运，以及新旧政权的交替等。马衡先生终生以保护故宫 文物为职志，他为保护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劳苦与功绩，永载青史。马衡又是著名的学者，金石学大师，中国近代考古学和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古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乃人生之“三不朽”。人生在世求之其一已属不易，而马衡先生在德行、功业、著书立说三个方面都有所“立”，都令我们永远感念。① 新中国成立后，马衡继续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1951 年，故宫对建院以来的旧体制改革，工作相当繁重，马衡的精神却很足，并且开始收购大量珍宝，其中著名的“三希堂法帖”中的“中秋”和“伯远”二帖，就是马衡和王冶秋一起去香港鉴定收回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名留青史的文物专家，虔诚的故宫守护者，也未能躲开“三反”“五反”运动的浩劫。1952 年，“三反”运动把马衡和故宫一批干部打下台，开始了没完没了的审查交代。在那些不懂得文物文化的工作队员眼中，马衡在故宫30多年，守着如此巨大的宝藏库，不会没有贪污盗窃的隐情。 他们却不明白，在这些挚爱文物的文化人眼中，对千年文物的崇敬以及对学术之路的探究都远远超越了对财富的占有。 王世襄作为马衡的得力助手，理所当然地成为“打虎英雄”们重点突破对象，他们妄图从王世襄的嘴里套出有关院长马衡的盗宝证据。王世襄无可奉告，这又让那些工作队员们恼羞成怒，变本加厉地开始折磨王世襄。 工作队在王世襄这里找不到任何突破口，便对其他人施以重刑，期望能从中得到一些关于“马衡院长贪污偷盗故宫”的罪行，当时有的干部甚至被吊起来殴打。终于有人受不了，乱说一气，马衡因此被解职，调任北京文物委员会任主任委员。几年后，马衡患肝癌郁郁而终，可以说，他的死与遭受到的冤屈不无关系。 王世襄以及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在东岳庙被关了四个多月之后，宣布解散。
大多数人都返回故宫博物院工作，包括有偷盗行为的，承认了会被视为坦白从宽的典范，继续留在故宫工作，当然，也有一些屈打成招，明明没有偷盗，却不得不承认的。只有王世襄一件也交代不出来。王世襄预感情况不妙，却不曾想会遭遇牢狱之灾。 从东岳庙回家两天后，派出所来人将王世襄带走，刚进派出所便被戴上手铐，押送前门内路东公安局，开始了铁窗生涯。 我从未见过或进过监狱，心想现已全国解放，旧社会习俗想已被改革掉。唯牢房尽端尿桶，仍属旧制。入狱后，每人发号，我为38 号。初到者铺盖只能放在尿桶旁地面上。再来新号，始得上移一位。一月有余，渐渐离开刺鼻的骚味。进门后我手铐未除又被戴上脚镣……① 多年后，监狱的痛苦生活王世襄依然历历在目。 对于王世襄被审查一事，社会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有人说故宫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清理库房，有许多破旧的家具构件都被当做废品扔了，王世襄曾从垃圾箱里捡过一些废旧木料，拿回家中修理自己的家具。当时有人曾看到过，因为是故宫扔的垃圾，所有人也都没当回事。没想到到了“三反”“五反”时期，却有人拿这件事来说事，写信告发王世襄偷盗故宫的木料。还有人说在院长马衡的日记里有记载，我并没有看到过马衡日记，所以对此事不敢妄加猜测，但本着王世襄先生的“求真务实”的做学问的态度，权记于此，以求教于知情者。 一同入狱的还有王世襄的老友，故宫博物院的老同事朱家溍（1914-2003）。朱家溍是中国文物鉴定大家，与王世襄同龄，且都属于世家弟子，二人自幼相识，后来又从事相同的职业，因此两人引为至交。朱家溍是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二十五世孙，他的高祖朱凤标为道光十二年进士，官至太保体仁阁大学士。他的父亲朱文均，是近代著名碑帖收藏家、书画鉴定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时，负责鉴定故宫院藏古代书画碑帖。经过朱家前辈数代收藏， 到朱文均时已经是民国硬木家具四大收藏家之一。朱家溍在这样富殷的家庭中出生长大，耳濡目染，自然在金石书画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功底。12 岁时父亲被聘为专门委员时就开始接触故宫，后来，抗战战乱，故宫博物院曾将大批文物迁至西南。1943年，故宫博物院在重庆市区的中央图书馆内举办了一次短期展览。参展的83 箱文物，均为1934 年参加伦敦艺术展的中国古代名画。当时，朱家溍被借调去当临时工。当翻看着一卷卷、一宗宗古代名人字画时，他感受到了莫名的兴奋与满足，也在此时，立志要为故宫博物院奉献终身。1946 年，33 岁的朱家溍正式进院担任故宫古物馆编纂，精研书画碑帖、古籍图书、工艺美术、宫廷文物、明清档案等门类，成绩斐然。
与那个时代的诸多文化名人一样，朱家溍同样未能免遭“三反”的迫害。当王世襄在东岳庙遭受着“打虎英雄”们的毒打虐待之时，朱家溍被关押在白云观，也过着非人的生活。 由于朱家溍与王世襄家境相仿，都出身于官宦世家，都是从洋办学校大学毕业，都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有着很深的渊源，因此，朱家溍也遭遇了与王世襄一样的严格审查与折磨。朱家溍也同样因为没有贪污偷盗罪行可以交代，而被关进了监狱。在前门公安局的监狱内，王世襄与朱家溍“比邻而居”，却是只能闻其声，而不能见其人。当年京城内的两位翩翩佳公 子，如今沦为牢狱内卑微的罪犯，命运有时是如此的无常。 十个月的牢狱生活，无数次提审，还有北京城内各个文物店的盘查，甚至王世襄家中父亲早年间收购的古瓷都被一再询问，实在没有问出所以然来，也未能获取王世襄贪污盗窃的证据。公安局没有办法，只得一纸“取保释放”的通知单下发，将王世襄释放回家。 在“三反”运动中，有的同事坦白了自己在工作中的渎职情况，也有的实在忍受不了严刑拷打而屈打成招。王世襄却自始至终坚守着自己的清白，不论遭受多少非人的折磨，他都没说过一句违心的话。或许，这就是传统文人的风骨所在。他曾经手上千件价值连城的文物而心不为所动，只想着如何用这些文物为中国文化研究作出贡献，在遭受威胁毒打时，坚定地 守护着自己的刚正不阿。身受十个月牢狱之灾的王世襄，回来后发现不仅手脚都有溃烂，而且还被传染了结核性肋膜炎。他期望有关方面能给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会平白无故地遭遇一场牢狱关押，故宫博物院的工作还能不能继续？ 正当他茫然无措时，文物局下发了一份通知，通知书上明确告之，王世襄已被开除故宫公职，可去劳动局登记，自谋生路。历时一年多的“三反”运动结束了，王世襄被逼供，被关押，没有审查出他一点问题，最后却落得个被故宫开除的结局。自王世襄从燕京大学毕业南下后，就一直将去故宫博物院工作视为自己的理想选择，历经辗转，终于在1946 年走入故宫博物院的大门。他想要将自己的毕生所学都奉献给故宫，奉献给他从小就一直心仪的故宫大院，却不料，短短几年后，他竟然被诬为贪污盗窃重大嫌疑人，莫名遭遇一场牢狱之灾，最终落得个被清扫除名的结局。而且，因何开除，为何开除，连个理由都没有。这令王世襄无法释怀。多年后，王世襄与好友朱家溍坐在一起闲聊时，慢慢悟到了他为何会遭遇如此不公的待遇。王世襄显赫的出身是一个原因，与院长马衡交好也是一个原因，而这些都是与当时的大方针相悖的。故宫博物院由皇宫转为博物院，也就是由当权者所有转向劳苦大众。因此，新中国成立后需要正本溯源，要想被劳动人民彻底接管，就要赶走与上一个时代有任何关联的人。而王世襄与朱家溍的家谱中均有在清朝为官的要人，显然，他们也是被清逐的对象。
王世襄曾经满怀着愤懑不公的心情找到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想要问明缘由，却见郑先生也是满脸茫然。因此，王世襄判定这是故宫党委会的集体决定。多年后，王世襄依然对此愤慨有加，认为做决策之人只知道阶级斗争，却没有文化与修养。王世襄就这样黯然了结了与故宫博物院的因缘，他曾经想为它奉献终身，曾经想徜徉在故宫博物院那恢弘博大的文化汪洋中，肆意挥洒自己的才情，却在刚刚想要大显身手的时候被强行撵走，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 离开了曾经要一辈子为之献身的故宫博物院，是王世襄一生的遗憾，更是故宫的损失。王世襄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曾经在“清损会”工作，在为争取流失海外文物的回归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而且，王世襄在美国博物馆考察多时，对西方美术、博物馆的管理、庋藏、陈列等方式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这一切的一切，都随着他离开故宫而烟消云散了。 当时的故宫博物院，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有谁关心文物的保护与故宫的建设呢？没有人认识到王世襄的价值，更不会对王世襄的离去感到惋惜。直到1954年，吴仲超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开始将人才队伍的建设提上日程。 吴仲超先生（1902-1984）, 上海南汇人，青年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党务工作中积累了深厚的经验。吴仲超既是一位久经锻炼的革命家，又是一位热爱文博工作的事业家，1954 年6 月，被政务院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同时兼任文化部部长助理。上任伊始，他注意到故宫博物院人才匮乏，就选择了一些在文物鉴定方面有经验的人进入故宫，还大胆启用在“三反”“五反”中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他特别关照唐兰、单士元、徐邦达等一批老专家，让他们大胆地在自己的领域内做深入研究。 朱家溍就是在吴仲超当院长之后又被请回去的。当时，求贤若渴的吴仲超曾经想通过文化部把王世襄调回故宫博物院工作。但当时王世襄对于在故宫博物院受到的不公待遇仍然心有余悸，而惜才的音乐研究所也流露出舍不得王世襄离开的意愿，王世襄与故宫结合的机会就这样令人遗憾地错失了。王世襄后来被吴仲超院长聘为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专门委员和文物修复委员会委员，并在故宫设有专门的休息室。但是这种蜻蜓点水式的方式，又怎能弥补得了王世襄心中对故宫博物院的怨愤与眷恋？ 此事令王世襄久久不能释怀，直到王世襄93 岁高龄时依旧撰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善者真也》，在文中写道：“故宫曾是我终身相许、全心全意、愿意奉献一生的单位……‘反右’鸣放中我提的意见是：‘三反’集中学习不该采用中央早有明令禁止的‘逼供信’；没有确凿证据不该关押我达十四个月之久；清理追回文物没有盗窃问题，释放时就该有清白无辜的结论；我无罪而又收回大量国宝的功劳，文物局、故宫不该把我开除。”①已届九旬的王世襄自知来日无多，这时他多么希望有一个人能站出来对自己的不公正遭遇有一个明白的交代。可是没有人能对那段历史负责，正如王世襄所希望的那样，只有待后人替他讨个说法了。 在整理此书的过程中，2009 年11 月初，我曾采访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说到王世襄与故宫的关系，郑欣淼院长也是一番感慨： 王先生对故宫可谓感情很深，那个特殊的年代做出的错误决定让王老一直耿耿于怀，但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谁又能站出来说什么呢？我曾答应王老给他写一篇文章，可一直没有时间，听说王老生病住院了，但愿一切平安！ 这是我与郑欣淼院长的简短谈话，郑欣淼院长曾答应之后再做详谈，可惜随后几次联系，皆因太忙而作罢，直至2009年11 月28 日王世襄先生去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