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南京中央图书馆曾将一批善本书运到香港，在那里编目造册，加盖馆章，然后送去美国，寄存在国会图书馆。1941 年底，日寇侵占香港，将这批善本书全部劫往日本。日寇投降后，无法抵赖劫夺这批书的罪责，经中国驻日代表团清点接收，原箱封好，10 箱存在代表团的库房外，其余107 箱则暂存在东京上野公园内。 肩负着重要的使命，王世襄只身飞往羽田机场，开始了在日本的文物清理工作。到东京不久，有两架中央航空公司专机送代表团的人员及家属到东京来，回程无可装载。王世襄心中惦记着来时杭立武嘱咐的两件事情，灵机一动，提议代表团将存在代表团的10 箱善本书顺利运回上海。紧接着王世襄又根据之前国内整理出来的文物材料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交涉偿还余下的古籍。这是一项繁杂而琐碎的工作，由于涉及的文物多为抗日战争期间流失海外，使得损失文物的材料搜集工作非常困难，而想要通过政治渠道寻求回收文物，则必须按照联合国的要求赔偿文物条款规定来准备材料。这就需要列举损失文物的名称、年代、形状、尺寸、重量等，最好附有照片；而对于劫夺的情况，则也要求详细列出原有人、原在何处、何时被劫夺等。更为苛刻的是，如果中国方面认为是被日本所劫夺，更需要提供劫夺部队的番号。 这简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国破家亡之际，又有谁能留下完整的文物损失记载材料呢？或者说又有谁关心那些千百年前的物件到底流失何处呢？而要求写明部队番号，这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番号向来都是保密的。年轻气盛的王世襄怒不可遏，这简直是霸王条款。“它只对日本有利，对中国不利，而且已经到了偏袒庇护的程度。” 王世襄不明白政府当初为什么会答应如此苛刻的条款。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中国虽然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在美帝国主义强权的主导下，并没有能够享受到胜利的果实。当政府在忙于博弈政治资本时，又有谁会把文物追讨放在心上呢？ 没有话语权，王世襄只能一方面通知国内，寄来更加详细的材料，另一方面则硬着头皮拿手头所有的材料去向日本政府提请清收。而这样的要求则在日本政府以资料不全为由之下，显得那样苍白无力。 几次三番的碰壁，让王世襄心灰意冷，他不由地想起自己在故宫的工作和临行前与马衡的对话来。出国前，故宫博物院的基础整理工作才刚刚开始，他本以为来到日本，能够做一些更加有实效性的事情，但从事情的进展来看，他发现自己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个点缀。并没有人真正关心流失的文物，而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可能出现什么转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