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八十七年前，十九岁的梅兰芳受六十五岁的京剧大师谭鑫培提携，两人在正乙词戏台上一同演出，八十七年后，梅兰芳之子，七十五岁的梅葆玖先生与谭派第七代嫡传后人三十岁的谭正岩携手，于修缮一新的正乙词老戏台上再续“谭梅”之缘。前晚，前门外西河沿的正乙词戏楼上演了一场新春团拜会……” 梅先生和我说：“我今天要和谭正岩一起来一段，当年谭鑫培捧我父亲的《坐官》，就在正乙词老地方。你一块儿去，找找感觉。” 我平时倒真是很用心听谭正岩的演出，可以说他是大有进步，而且老谭派的原则掌握有度，很不容易，这是他父母、爷爷教得好。听说他善“街舞”，很时尚，使我们兴趣更大。我记得元寿先生“文革”以前养过一条毛色特别好的小狗，后来发现这条小狗老是喜欢咬人的脚后跟关节处，很另类，有朋友建议请动物专家去鉴定一下，结果专家的话让大家大惊失色。“赶紧送动物园，这是一条纯种德国狼，不是狼狗，现在咬你脚根，大了以后就咬你的脖子了。”一段小小笑话。现在梅先生的爱犬“COCO”是纯种欧洲贵族，吃的蛋糕必须上海“红宝石”的，不接受其他品牌够前卫。我看比起思南路87号，那条能每天早晨准时到梅先生床前，咬住他的被子叫醒他，催他去上学的MARY“美丽”，还差一点，因为步子没有那么优美。 第二天，我带了MP3，去后海“梅府家宴”听梅先生谈谈“谭梅”故事。有一些他也是听父辈们说的，所以要问得很详细，不能草草而过，好在“纪念馆”仅一箭之遥，可下功夫查。 梅先生和我谈：“谭富英要比我大近三十岁，他比我父亲小十一岁，我父亲四十岁时生我。我正式唱戏时，谭先生和裘盛戎先生有一个私营剧团、大概过二、三年就和马连良剧团，张君秋剧团一起合并在国家公营剧团——北京京剧团，谭先生工资是每月两千元，当年大学毕业，转正后工资上海每月五十八元，北京每月五十二元，是高许多，但是比起私营时的包银，那还是低很多的，就好像现在民企房地产的老板差不多。” 我说，我在一九五三年见过谭老板，穿的中山装，很干净，没有穿皮鞋，穿一双李小龙式的园口千层底布鞋（这种布鞋市场上要买两百元一双，比一般皮鞋贵）白色袜子，一望而知，梨园高人。前几年媒体尊称元寿先生“表演艺术家”，元寿先生公开声明：“我不是表演艺术家，如果我是，那我父亲应怎么称呼”挺认真的，就像谭派的唱。“酣畅舒展、流利大方。”“吐字行腔不事雕琢，不求花俏，用气充实，行腔一气呵成，听来情绪饱满、痛快淋漓。”这是一致公认的。从风格上讲，谭梅的风格较为一致，和言菊明的风格就有反差，我私藏了一个梅先生和言兴朋《坐宫》的家庭录音，徐兰沅弟子陈涵清先生拉的，挺有意思，有点另类。 梅先生谈起，一九五二年梅剧团是私营公助性质的，和公营剧团一起营业演出，帐怎么算，当时是不会有人站出来说个话的，除非是一个晚会。比如，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北京市京剧工作者联合会为等集福利基金在中山音乐堂联合义演，梅兰芳、谭富英、姜妙香、李砚秀联袂演出了梅兰芳多年未动的《御碑亭》，当时有私人拍了35mm胶片的记录片，无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了音，就是现在梅先生和元寿先生，少兰先生配像的那个录音。其他在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到解放（1949年）这几年中，梅兰芳和谭富英合作都是在义务戏里，因为梅剧团的营业戏里那几年常用的老生是杨宝森、奚啸伯，后期的王琴生，和谭富英合作营业戏最晚是梅先生出生那年（1934年在武汉的那一期，同去有金少山，演过《四郎探母》、《法门寺》《武昭关》、《战蒲关》、《二进宫》。留下来最宝贵的资料是梅兰芳和谭富英合作的《四郎探母》、《游戏戏凤》、《打鱼杀家》胜利公司的唱片，那是一九三六年制作的，是梅派艺术形成风格、最为完美的精品。
梅先生回忆说：“我给谭家配戏，当然首推《打鱼杀家》，王幼卿老师年轻时，常和马连良合作这出戏，他教了我后，我父亲又给我好好地扣了几次，我父亲说‘这出戏旦角原本是配角，应该处处衬托着萧恩，同时自己还要在范围里找‘俏头’，否则就容易唱瘟了，以前好角儿是不唱这出戏的，从王瑶卿开始重新创造，成今天这个样儿。这出《打鱼杀家》是王大爷给唱红的。” “一九五二年春天，父亲给我排的戏码，在大众剧场（从前是华乐戏院的旧址）我双出，前面是谭元寿和我的《打渔杀家》，后面是萧长华老前辈和我的《女起解》，我父亲特意请王瑶卿王大爷来听我们的《打渔杀家》，我父亲，我和许先生（姬传）早早到了后台，一会儿元寿先生也来了，我父亲拿着当天的催戏单，写着‘谭梅’两个大字，十分感慨地说：‘从前戏班里的惯例，当天晚上的戏码，写在一张黄纸上，由管事的在上午派人送到角儿家中，让这位演员可以计算时间，不至于误场，如果是好角，譬如俞菊笙的《长板坡》，那催戏单上就只写一个大的“俞”字，在“俞”字下面开着许多配角的名姓，我当年陪谭老板（谭鑫培）唱的时候，催戏单上也只是“谭梅”两个字，想不到三十几年了，又让我看见了这两个字了。’” “谭、梅”这两个字，是创造京剧百年历史的两个字，“谭、梅”是京剧百年之内从成熟走向鼎盛的两个重要的标志性人物，京剧成为一种“戏”，它是有人物的、有表演的，不只是唱几句而已，是从谭鑫培开始的，谭鑫培与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均为“同光十三绝”，同一辈人，从程长庚到谭鑫培这两代人，使老生行的表演臻于成熟，使京剧成为中国戏剧最具魅力的剧种，从王瑶卿到梅兰芳又极大地拓宽了京剧旦角的表演空间，才使京剧最终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剧种，这就是“谭、梅”的历史功绩。梅兰芳请王瑶卿一块儿去看谭元寿、梅葆玖的戏，一个是谭鑫培的第四代曾孙，一个是梅巧玲第四代曾孙，他们合作的又是由谭鑫培、王瑶卿唱红，教给梅兰芳的这出《打鱼杀家》，这种艺术传承，历史的延续，全世界独一无二，现在重新开始，一定要珍惜了。 梅先生还回忆说：“当年王瑶卿已经很老了，他是中国戏校的校长，我父亲挽着他到我们化妆地方，我和元寿一起鞠躬，说了一声“爷爷，给我们说说。”王瑶卿指着我父亲说‘这出戏，是打我们两个人手里，才把萧桂英在台上的地位提高了一步。我始终是陪你老祖谭老板唱，畹华他是当年为了捧余叔岩才唱这出的。’再早一年一九五一年谭富英捧我，在长安大戏院也演过一次《打鱼杀家》”。 梅先生说：“幸亏录音还在，以后还可以请正岩他们来配像，我父亲逝世那年谭富英已经五十七岁了，他身体很弱，追悼会上，我看见他脸色也不好。父亲逝世一周年，文化部有一个系列活动，出书、出密纹唱片，我母亲实现了父亲的遗愿，将他生前收藏的文物、古画，自己的行头、戏单、剧本，全部捐给国家，周总理签署，奖励梅家六十万元，母亲了却一件心事。同时在护国寺大街，人民剧场有一次纪念演出，谭富英先生捧我唱《大登殿》，曲素英的代战公主。这个录音有纪念价值，你要藏好了，以后我们自己组织请谭家人出场音配像。” 我建议，这些学术性的事，还是放在中国戏曲学院，做一个节目就是一次流派教学的课题，就是如何扎实继承传统的教学实践。我和梅先生说：“您关于重要流派继承的权协提案，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重视，并有所规划(附梅葆玖签署的给中国戏曲学院的授权书)，千万不能再搞‘没有流派，反对摹仿’了，摹仿是需要下苦功的，摹仿是继承必不可少的手段，梅兰芳的《祭江》是摹仿陈德霖的成功先例，京剧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继承‘谭梅’应该理直气状地说清楚了。再不呼吁，真的要来不及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