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79年1月份，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加上同班同学张艺谋等人的帮助，我在学业上也有了长进。这时学校还给我们摄影系的同学发了一台135海鸥205旁侧取景的照相机。这个机子是上海牌子，实际是在江西产的，比上海的DF要便宜一些。尽管如此，有了照相机，我手上就有了工具。 我拿了学校的照相机到了老师家里，朝老师“显摆”自己的新装备。不过我对老师说，我虽然学了照相机的使用，可是老师没有教该怎么拍照片。老师说，“好，我教你。”他指了指画室的窗户说，光是从那里来的，他站在窗前不远的地方，好比是一座山，问我的照相机机位，应该摆设在什么地方才能拍好这张照片。我跟老师开玩笑说，“您拍了电影纪录片，老师也成了摄影师了，也能当导演了。”老师说：“我是画家，在你面前我也演过了，现在我是导演，我要给你导个戏！”他让我看仔细了，然后换了一间深灰色的上衣，站在那里让我拍，说：“总导演李可染要导戏了，开拍的时候要告诉我一声！”其实我已经选好了背景和角度，老师见我总是不拍，抱怨说我拍照的动作太慢。稍微一停，老师说，“你拍完了吧?”我说,”是的，拍完了。”他说，“好，好，把照片给我洗出来，我要给你提意见！” 我把照片洗出来后，给老师送到家里，他说拍的不错，到底是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学生，有水平。说完，老师把照片拿到自己的卧室收了起来。这张照片我给老师洗了好多张，当时许多报刊，杂志采访老师，老师就把我拍的照片给了他们，大多都发表了。这时老师对我说，我的学习重点应该转移了，现在大学一、二年级就要把基本课学好。“有时间就到我这里来，和我一起聊聊天，看看我画画，我看看你拍的照片，听听电影学院里同学的故事。”他又建议我毛笔字暂时不要写了，原因是我在电影学院的学习太紧张，学摄影要和物理，化学感光材料结合起来，还有方程式，结构式，分子式都在我的脑子转悠，我感到很吃力。老师命令我一定要学好基础课。于是，我也就认真下功夫学了起来。每天晚上十点钟下晚自习，学校统一关灯后，我就躲到电影学院小放映室，用黑纸把窗子堵上，和另外几个同学一起苦读到深夜12点以后。就是这样努力，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还只是七八十分，属于中下等。到我毕业时已是全优了，这是后话。 入学后的一天，可染老师问我还有什么打算？我说文化大革命后，经过一场浩劫的文化名人需要抢救性的保护，我应该把他们这些仅存的“活文物”的风采，通过摄影机留存下来。他们大多数人年龄都很大了，再不拍，恐怕就来不及了。因此，我想拍一套《中国文化名人》。他一听，愣了，说：“这个小孩的胆子太大了，不听话，功课都跟不上，还要拍这个。”我说功课一定要跟上，怎么都得跟上，这个要是不拍，就没有时间了，这也是抢救祖国的文化啊！ 老师许久没有说话，过了一会，他要进自己的卧室休息一下，说：“桌子上有好多杂志，书籍，你先看看吧，我有点累了，要休息一下。”过了好长时间，老师从卧室走了出来，看来他也没睡觉，他说要和我坐在一起，把这事商量商量。 我说你是我的老师，我要干什么事，都得先给你说，问问你，跟你商量。 过了一会，老师看了看我，说：“那就拍吧！ 老师说他认识不少文化人，在不影响我的学习情况下，会帮我介绍几个人物，让我去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