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孙多慈在台湾，应台湾“国史馆”馆长罗家伦委托，绘制大幅的辛亥革命先烈和开国元勋的油画，不知为什么，只要一拿起画笔，她的眼前，总是浮起生她养她培育她的那座城市——安庆。而平时，有多少次，她铺开纸，想把自己印象中的安庆老城画下来，但始终不敢下笔，那里承载有她太多爱太多恨太多忧太多愁，她害怕一落笔，就把自己对这座老城的印象给冲淡了。 走在台北街头，海风拂面，孙多慈的心中，常常生出许多莫名的愁绪。她知道，这种愁绪叫思乡。孙多慈是寿州人，但她并没有到寿州去过，她的童年，她的少年，她的青春时代，都与安徽省城安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孙多慈对安庆城的认识，出自她手中的画笔，出自她从绘画角度的观察。 什么时候对绘画产生兴趣的？记不清了，也许与生俱来吧。稍大一些，大概八九岁，就喜欢老模老样地夹着一个小画本，满大街地跑，看到什么都想把它画下来。 印象最深的是1921年初秋，一个暑寒陡生异变的日子。不知为什么，小小的孙多慈突发奇想，想爬上镇海门城楼，俯在雉堞之间，隔着江水，画画江南那片秋色。 是学校不上课的周日，一大早就从家里溜出来了。离吕八街不远，只两三分钟的路，往南，便是繁华的三牌楼。沿街店铺有一半门还没有开，但街上人流涌动，或来，或往，十分热闹。过往的人个个神色兴奋，相识的还会隔着人群打个招呼，“有消息吗？”“没有！”摆摆手就过去了。孙多慈夹在人群中，向南，过四牌楼，上登云坡，穿胭脂巷，由高高的石板街下来，就这样被推着搡着登上了镇海门城楼。 出门时还是闷热的天气，结果站到高高镇海门城楼上时，风就带着寒意了。雨点从半空中飘落，落在裸露的臂膀上，有一丝沁凉。长江水很大，城外的街面上，漫有浊黄的江水，拉黄包车的车夫，赤着一双脚在水里跑，踩出的水花向上，车轮压出水纹往后。 根本没有她安心作画的地方。 往东的城墙上挤满了人，往西的城墙上也挤满了人。人群中，有长衫马褂的文人儒士，也有赤着胳膊的乡村野夫，身份不同，神色一致，个个都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凝重。昨晚有人在城墙头上守夜，不少竹凉床还没有来得及收起来。城楼下的城门洞口，有许多的市民在那里把守，进城出城的每一个人都遭到盘查，奇怪的是，对那些衣冠整洁的中年男子，盘查得总得格外仔细，反过来，一些看上去就是劳苦汉子的人，基本挥挥手就放行了。更怪的是，不管是盘查的还是被盘查的，大家都非常认真地对待眼前的事，既没有反感，也没有抵制。 孙多慈正睁大眼睛好奇地观望这一切，束在脑后的小辫子让人给提起来了。回头一看，是父亲孙传瑗。“你这小丫头，不好好在家里呆着，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手伸开巴掌举在半空，似乎马上就要落下来。 她并不慌张，傻傻地笑着，知道父亲疼她还来不及呢，怎么舍得把这一巴掌打下来？ 上世纪20年代安庆城热闹的庙会活动。 果然，父亲低下身，拦腰把她抱了起来。看到她带的纸笔，便笑了起来，“嗬，我们家的小画家到这来画画了？来画画也好，把这难得的大场面画下来，让大家知道我们安庆是座什么样的城市，知道我们安徽人是群什么样的血性汉子。” 1921年的安庆，注定就是多事之秋，先是为教育经费之事，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六·二惨案”，安徽省立第一师范一位叫姜高琦的学生，在去省议会就政府克扣教育经费一事请愿时，被持枪士兵连刺七刀，虽经抢救，最终还是因伤势过重而身亡。接下来，北洋政府内阁总理靳云鹏收受倪道烺四十万巨贿，任命亲信李兆珍为安徽省省长。消息传到安庆，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他们采取最原始的做法，组织两千余人睡卧江岸，日夜轮守城门，不许李兆珍下岸入城就职。 孙多慈眼前的一切，就是安庆居民守城的场面。 本身就是浩大壮观的场景，在童年孙多慈的眼光中，又被无限地放大，因而给她留下强烈而深刻的印象。这次写生经历，江南秋色没有画成，但另一幅现实的画，让孙多慈一生永远都记住了这座长江北岸的城市——安庆。 事实上就在这一天，李兆珍悄悄乘利济号轮船来到安庆，不过他是在五里庙下的船，后又化装成农民，改坐小民船，在小南门上岸入了城。尽管如此，抗议群众仍不依不饶，商界罢市，学生罢课，码头工人还闹起了罢工。僵持了十多天，缩在政府大院的李兆珍也觉得没有意思，这鸟官，不做也罢，于是又一身苦力打扮，悄悄逃离了安庆。 父亲后来和孙多慈在一起回忆，那个月的25日，安庆社会各界盛大集会，大概有万余人吧，在黄家操场，庆祝安徽“驱李”运动的胜利。之后举行的环城大游行，场面那个热烈，场面那个壮观，在安庆城，旷古未有。游行队伍如潮水，涌到哪里，震天的口号喊到哪里，飞舞的传单就散到哪里。这个印象孙多慈是有的，因为当时她正在双井街口，游行队伍黑压压就过来了，前不见首，后不见尾。参加游行的人，每个手里都摇着一面小旗，长方形的纸，或红或绿或黄，贴在小木棍上。孙多慈眼尖，一下子看到妈妈也在其中，就拼命地喊。但妈妈没有理她，只是向她摆摆手，又跟着游行队伍走过去了。 童年孙多慈对绘画只是一种爱好，也仅仅限于简单的摹仿而已。但这种在她看来非常简单的摹仿，却引起玩伴们的惊讶。有一次父亲无意中看到了，也惊奇不已，“这是我们家丫头画的？不会吧！多慈还有这种天分？” 有这种天分的还有她的弟弟孙多括。
孙多括小姐姐三岁，从小就和姐姐特别亲，无论孙多慈到哪里去，他总不依不饶跟在身后。与孙多慈亲密无间的小姐妹李家应总是笑他，说他是姐姐身后的小跟屁虫。看到姐姐画画，他也夹在中间凑热闹，关键是他的悟性极高，只要他拿起画笔，基本是画什么像什么。那时候家里刚刚装电灯，一只十五支光的灯光，吊在桌子上方，孙多慈和弟弟各霸一方桌子，画靠墙根长的葡萄树，画院子里悠闲踱步的大公鸡，画庙会时挤在人群中买的小风车。有时候姐弟还相互对画，不过画到纸上的姐姐方头大耳，弟弟也不知道像个什么怪物了。 那时候是母亲孙汤氏最幸福的时候，倚在门框上，静静地看着他们。父亲在家时，她还把他喊过来，两人立在一侧，脸上淡淡浮一层笑容，一看就是半天。“想不到我们孙家，一大一小，还出了两位天才画家！”父母相互交流的言语中，始终有抑制不住的得意。 那时候孙传瑗在安徽省政府做秘书工作，母亲也在省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学教书。父母对艺术，对文学，以及对世界的认识，通过日常的言谈举止，深深印在孙多慈和她弟弟心中，并由此影响到他们的兴趣爱好。后来孙多慈在《孙多慈描集》“述学”中讲到自己的成长，说：“吾自束发从受书时，以吾父吾母嗜文艺，故幼即沉酣于审美环境中；而吾幼弟恬，对于绘画音乐，尤具有惊人之天才。姊弟二人，恒于窗前灯下，涂色傅采，摹写天然事物，用足嬉憨。吾父吾母顾而乐之，戏呼为两小画家。初为天性趋遣，直浑然无知也。” 父亲见她有兴趣，还专门为她请了个教授美术的家庭教师。当然也是名家，姓阎，名磊，字松父。阎松父是江苏扬州人，讲话快，碎，不太容易懂。他自称自己是青湖旧主，住的地方叫半耕草堂，半间破屋做画室，却有个响亮的名字，叫“啸凤楼”。那时候阎松父在培德女中任教，组织了一个丁丁画社，专门研讨中国画。他对孙多慈的接受能力赞叹不已，但认为她的笔风太野，倒像个有血性的男孩儿。孙多慈也参加过几次丁丁画社的活动，但始终觉得没多大意思，渐渐就放弃了。 有年秋天，孙多慈大概十一二岁吧，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姓萧，是北京来的一位画家。后来父亲与客人在席间喝高了，非要孙多慈把平时画的那些画作拿出来，让客人给点评点评。萧叔叔还真看了，看得挺仔细，关键是看了后还说好，口口声声叮嘱父亲，说如果千金以后真有向这方面发展的想法，就去北京找他。 孙多慈并不当真，撅着小嘴，满脸不屑的神态。 父亲就批评她：“你这丫头，不知天高地厚，在北京，在安庆，有多少人想跟你萧叔叔学画，他理都不理呢！” 父亲的这位朋友，是安庆东郊杨桥石塘湖人，姓萧，名愻，字谦中，别号大龙山樵。在北京，他可是出名的大画家。民国初年，大总统徐世昌还把萧谦中请到家，专门为自己作画。萧谦中山水喜用重墨，故有“黑萧”之称。又因长期居住北京，画坛便把他和萧俊贤并称为“南北二萧”。萧谦中回安庆时，身份是北平美术专科学校的教授，与孙传瑗一见如故，聊古，聊今，聊国学，十分投机。一高兴，孙传瑗就把他带到家中来了。 后来孙多慈看到萧谦中的山水画作，但并不喜欢，认为灵秀有余，大气不足。她把这个感觉说与父亲听时，父亲哈哈大笑，“你这个丫头，什么也不懂，还乱评价人！” 于是父亲把孙多慈叫到身边，如同老朋友聊天一样，深入浅出地与女儿谈起诗，谈起词，谈起文，谈起史，谈诗词文史与绘画的关系。孙多慈扑闪着一双明亮的眼睛，似懂非懂，但一字一句都听到心里去了。在《孙多慈描集》的“述学”中，她非常感谢父亲对她的这种诱导式教育。 稍长，吾父授吾以《毛诗》，曰：“此诗也，人间之至文也；然亦画也。”授吾以《离骚》、《两汉乐府》、《古诗十九首》、《孔雀东南飞》诸篇什，曰：“此辞赋与诗，人间之至文也；然诗也，亦画也。”更进而授吾司马迁之“史”，如：易水之别，博浪之椎，鸿门之宴，垓下之骓，田横之岛，曰：“此史也，然亦诗也，画也。汝其识之！”吾于是憬然有悟于文艺领域之广，与夫地位之崇。 孙传瑗虽对女儿喜爱画画持肯定态度，但并不支持，在他看来，历史上以画出名的女子不多，如果能著书立说，成为一个作家，那就不一样了。这也与他相识的两个年轻作家有关。其中之一的韦素园，安徽霍邱人。1920年转入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正好“六·二”学潮，年轻人情绪激动，也投身于其中了，好像还是省学生联合会的头。在相关协调会上见过两面，给孙传瑗的印象，一是白，二是瘦，有一种病态，就记住了。离开安庆后，经鲁迅推荐，韦素园去《民报》做了副刊编辑。后又与李霁野、台静农等组建了未名社，相继创办《未名》半月刊、《未名丛刊》、《莽原》半月刊等杂志，名气一下子就大了起来。另一位女作家庐隐，曾与妻子孙汤氏共事，两人私交也不错。庐隐在安庆呆的时间不长，本名叫黄淑仪。后来也写小说出了名。省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学校校长舒畹芬，还被她写入书中，作为《海滨故人》主人公兰馨的原型。此外，当时在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书的郁达夫，两人也有过两次交往，他对这位教授的印象不怎么样，对他的文字也不感兴趣，但他在安庆创作的几部小说，如《秋柳》、《茫茫夜》等，却在中国文坛引起了反响。 这时候孙多慈已经在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了，看到父亲对作家的这种羡慕，一脸不屑之色。不就是写两篇破文章吗，当真还有多大了不起？那段时间，逢星期天，孙多慈就背着写生本出去，在城西的鸭儿塘，在城东的皖江公园，在城南的江岸，看到好的景色，或水天相连，或楼阁相依，或树木婆娑，便一屁股坐下来，一呆就是半天。也不全是观察景色或提笔写生，而是让思绪变成文字，在脑海里无言流动。后来她把这些文字记录下来，用稿纸誊了，投给安庆的几家报馆，其中有两篇，居然被报纸副刊发了出来。 父亲就笑她是脚踩两条船，对于今后的发展，是当作家，还是当画家，自己也不知道该上哪一条。但父亲的倾向十分明确，绘画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爱好，那是无论如何也当不得饭吃的。 小的时候，孙多慈一家居所并不安定，在四方城也住过，在大墨子巷也住过，在近圣街也住过一阵子。但从她有记忆开始，就一直住在汪家塘一所叫“方家大屋”的老宅子里。
方家大屋西头的巷子，叫府西巷，起先不知道“府”为何意，爸爸牵着她的手说，这个“府”，就是安庆府的“府”。安庆府原先在谯楼之后，后来安徽布政使司从南京迁到安庆，就把安庆府给撵到这个地方来了。孙多慈住进方家大屋时，安庆府已经不存在了，原先的衙门大院，先是开六邑工艺厂，后来改为省立第一甲等工业学校，以后学校换名，又叫省立安庆高级工业学校。这个名字太长，市民们嫌它拗口，就简称它为“高工”。高工的大门对着宣家花园，宣家花园的两头的街巷，都与井相关，东是福泉街，西是双井街。府西巷之西有一片水，叫汪家塘。孙多慈就生活在这一片水中，长得如水一般灵秀。 在安庆，汪家塘方家大屋是有名的老宅子，其旧主方晴庵，光绪帝在位时，曾做过湖南布政使。方家大屋前后只有三进，但占地面积八百平方米左右，大大小小的房间也有五十余间。其中前进明五暗七为厅堂、书房和大会客室。二进同等规模，过去为主人起居之所。东西相对是明三暗三的厢房，早年是管家、仆役等居住的地方。后进还有两间精致的平房，主人闲来无事，就在此处养生。 与一般老宅子不同，方家大屋的“大”，大在前后院子和花园上。方家大屋大门向南，宅前大院四周砌以围墙，东西各留一门供人进出。院中竖有旗杆，左右嵌有系马石，门前立有抱鼓石。父亲的朋友到此来访，见此气派，都说可与巡抚官署东西辕门相比。方家大屋的头门雄伟高大，双壁门绿漆洒金，共八扇。门内为宽阔过道。过道后又是端方大院。再往后，是正厅堂，由侧门而出，又有两面砌有花坛的院落。但这不算是花园，真正的花园，在正厅堂之东，由圆门而入，里面亭榭、假山、水池，花草树木—应俱全。春来风暖，满园绿色。方晴庵民国初年故去后，家境渐成破败之势，最后只能依赖出租房产维持生计。 搬进方家大屋时，孙多慈还在省立第一模范小学读书。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父亲从寿州带学生投奔安庆时落脚的尚志小学堂。民国成立后，尚志小学堂与附近的崇武、养正、正化等另外三所小学堂合并，成立公立第一国民高等小学，1918年改为省立第一模范小学时，又将原省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学校合并了进来。后来孙多慈上高中时，学校又改名为省立第一实验小学。省立第一模范小学在北门拐角头，从方家大屋出来，向西到双井街，再走向南，便是公安局街，又西行，经姚家口、法政街，便能看见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的窄窄的门楼了。孙多慈背着蓝色的布书包，从家里出来，如果走得快，只要六七分钟。 学校往西，由大拐角头插往关岳庙街，便是大关帝庙。对于孙多慈，那是个神秘之地，有事无事，都喜欢钻到里面去看个究竟。有一天，大概是农历五月十三，红脸关公的生日，大关帝庙热闹非凡，城东城南城北的市民都赶过来了，或求子，或求财，或求福，或求医，或求寿，大殿里供奉的关帝老爷，香火里三层外三层，烟雾弥漫，眼睛都睁不开。偏偏半上午天上又丢了些雨点，就说是关公磨刀雨，大吉大利，又添了另一番热闹。孙多慈放学出来，一抬眼看到了，就被吸引过来。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看些什么，反正喜欢往人堆里钻，看各色民众对关公的那一份崇敬。后来还是父亲寻过来，揪着耳朵，把她拽回了家。 小学毕业读初中，选的是六邑联立中学，这是由安庆六邑同乡会出资创办的学校，省政府也适当给予一定补贴。一开始并没有考虑这所学校，碰巧学校校长程小苏为教育经费来求父亲周旋，看见了孙多慈，随口就问了一句：“千金在哪所学校读书啊？”得知小学毕业正要上初中，便极力向他推荐，“六邑中学师资雄厚，环境幽雅，你们不妨也做个考虑。”孙传瑗当时只笑了笑，当时没有同意，但也没有回绝。不过他把程小苏的话当真了，专门带女儿去学校转了一圈，结果孙多慈一眼就看上了学校的环境，吵死吵活，非要上这所中学不可。 孙传瑗带女儿到学校报到，对程小苏说：“把女儿送到六邑中学，可完全是冲你程校长的名气过来的哟！” 程小苏在安庆教育界有口皆碑，光绪末年，孙传瑗还在尚志小学堂任教时，他就在学堂东侧创办了私立专门法政学堂，后又与陈独秀一起组建江淮大学。民国后他上北京创办《中原日报》，因得罪了当局，又被驱逐出北京。 六邑联立中学前身为安庆府中学堂，位于小南门外多宝仓。迁到双井街北的保宁庵，也不过十来年时间。“大概是宣统元年吧，”回忆这段经历，程小苏一脸得意，“我和方宝山两人到这边来有事，走过升官桥，看到老城墙下有一大片闲地，一打听，都是保宁庵的地产，正要卖。于是赶紧说与六邑同乡会，抢先把这事给定下来了。后来同仁医院也打这片土地的心思，但晚了一步，让我们捷足先登了。”
从北京回到安庆，程小苏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六邑联立中学的校园建设上，这两年，不仅盖起了常规教学楼和图书馆，开辟了运动场，还在校园内建起了植物园、动物园等。说是植物园，其实也就是四时菜地，春菠秋苣，也还有些特色。菜地之东，还有一片花圃，月季、菊花等花卉种了不少。校长还是个老顽童，一有时间，就带着学生自己动手。蔬圃花圃东西，本有两口荷花塘，师生就开凿出一条大沟，将两片水连接起来，又在塘边搭建起风景亭，一曰“吟风”，一曰“弄月”，后来学生们又集资修了一个“旧雨”。这样的环境，在省城其他学校，确实很难找到。 孙多慈在六邑中学读书期间，始终是学校的校花，不仅长得漂亮，学习好，而且各方面知识也丰富。程小苏校长老和孙传瑗开玩笑：“你把多慈送到我这里来，是为六邑中学又添了一道风景啊！” 三年后，孙多慈初中毕业，孙传瑗考虑再三，还是让她报考了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也就是老百姓说的安庆女中。 安庆女中与六邑中学，同在老城之北，两所学校一东一西，中间隔着一个圣保罗中学。从汪家塘出来，走福泉街向北，到同仁医院街向东，由百花亭街向北到底，便是安庆女中。安庆女中的前身，是女子师范学堂，创办于宣统元年（1909），创办人是跛着一条腿的吴季白。当时学堂在风节井街西，与状元府一墙之隔。三年后，安徽政局发生变化，女子师范学堂改为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址也迁到城北百花亭，也就是曾发生过徐锡麟起义的安徽高等巡警学堂。学校初期规模并不大，只有师范本科一个班，但另外设有初等、高小各一班（后称附属小学第一部），并开设有幼稚园。孙多慈考入安庆女中，是1927年秋的事，当时她还不满十六岁，学校也还是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易名为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是1928年的事。这年秋天，孙多慈高中二年级时，胸前的校徽，就换了省立第一女子中学。 此时的孙多慈，上身是月白色的大袖衫，下身是蓝色的短裙，剪着齐刷刷的短发，是典型的安庆城美少女，走到街上，行人都要多望几眼。 1928年是画家徐悲鸿事业发展的高峰年。 2月，与田汉、欧阳予倩共同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开学。后因夫人蒋碧微反对，被迫退出。 2月，应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之聘，兼任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美术教授。夏，至校任教。并在南京第四师范学校举行个人画展。 7月，应中华艺术大学之聘，出任校务行政委员，兼西画教授。 11月，接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一职。 是年，完成大幅油画《田横五百士》创作。油画题材出自《史记·田儋列传》，文末感叹：“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徐悲鸿读后心动。 1928年，许绍棣出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成为国民党一方政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