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的草木都开花，17岁的青年感情如野马。野马，不肯归槽，我下决心，甚至拼命，要拋弃电机科，转学入艺专从头开始。朱德群影响了我的终生，是恩是怨，谁来评说，竭力反对是我的父亲，他听说画家没有出路，他梦幻中的龙消逝了。我最最担心的就是父母的悲伤，然而悲伤竟挽回不了被美诱惑的儿子，一向听话而功课优良的儿子突然变成了浪子。 差异就如男性变成了女性，我到艺专后的学习与已往的学习要求完全不同。因转学换专业损失一年学历，我比德群低了一个年级，他成了我的小先生，课外我俩天天在一起作画，如无艺术，根本就不会有我们的友情。抗战爆发后，1937年冬杭州艺专奉命内迁，紧要时刻我自己的钱意外丢光，德群的钱由我们两人分用。后来当时的*为沦陷区学生每月发放5元贷金，这微薄的贷金养育了我的艺专生活，否则，本来我估计自己在艺专是念不完的，因没有经济来源。 林风眠奉蔡元培之旨在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后改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我1936年进校时，校里学习很正规，林风眠、吴大羽、蔡威廉、潘天授(后改为“寿”)、刘开渠、李超士、雷圭元等主要教授认真教学，学生们对他们很尊敬，甚至崇拜。中西结合是本校的教学方向，素描和油画是主体课程，同学们尤其热爱印象派及其后的现代西方艺术。喜爱中国传统绘画的学生相对少，虽然潘天寿的作品和人品深得同学尊崇，但有些人仍不爱上国画课，课时也比油画少得多。爱国画的同学往往晚上自己换亮灯泡学习，我和朱德群也总加夜班。图书馆里有很多西洋现代绘画画册，人人借阅，书无闲时，石涛和八大山人的画册也较多，这与潘老师的观点有关。 杭州艺专教学虽认真，但很少对社会展出，有点象牙之塔的情况。日军侵华摧毁了这所宁静的艺术之塔，师生们被迫投入了战乱和抗敌的大洪流。所谓抗敌，师生沿途作宣传画，也曾在昆明义卖作品捐献。更有进步的同学则悄悄去了延安，当时不知他们的去向。撤离杭州后，经诸暨、江西龙虎山、长沙、常德，一直到湖南沅陵停下来，在滨江荒坡上盖木屋上课，其时国立北平艺专从北方迁来，合并为国立艺专。合并后人事纠纷，闹*，于是*派滕固来任校长，林风眠辞职离去。 后长沙形势紧急，危及沅陵，又迁校。我一直跟着学校，从沅陵迁去昆明。从沅陵到昆明必经贵阳。在贵阳遇上一次特大的轰炸，毁了全城，便匆匆转昆明。在昆明借一小学暂住。在尚未开课之前，我发现翠湖图书馆藏有石涛、八大等人的画册，不能外借，便天天带着笔墨到里面去临摹。回忆在沅陵时在校图书馆临摹《南画大成》，警报来了都要上山躲避，其实警报虽多，从未来敌机，因此我请求管理员将我反锁在内，他自己去躲空袭，他同意了，我一人在馆内临摹真自在。昆明开课后，依旧画*，只模特儿不易找，我们在教室内不断谈到模特儿，一位模特儿提出抗议：什么木头木头，我们也是人么。我看常书鸿作油画示范，画到细部，他用法国带回的一根黑色的杖架在画框上部作为手的依附，我初次见到这种学院派的作画方式。其时吴大羽也正在昆明，我们恳请滕校长聘回吴老师，但他口是心非，只认为常书鸿便是当今第一流画家。 警报频频，昆明又非久留之地，学校迁到远郊呈贡县安江村上课。安江村很大，有好几个大庙，我们在大庙里用布帘将菩萨一遮，便又画起*来。70年代我到昆明，专访了安江村，村里老人们还记得国立艺术大学的种种情况，指出滕固校长及潘天寿等教授的住址。有一位当年的女模特李嫂尚健在，我画过她，想找她聊聊，可惜当天她外出了。 滕固病逝，*委吕凤子任校长，但吕凤子在四川璧山办他的正则学校，因此艺专又迁到璧山去。吕凤子接任后的开学典礼上，他着一大袍，自称凤先生，讲演时总是凤先生说……他谈书法，举起一枝大笔，说我这笔吸了墨有二斤重……我听了心里有些反感，感到林风眠的时代远去了。但吕先生却对我很好，他支持创新，赞扬个性，并同意我们的请求聘请远在上海的吴大羽，路费都汇去了，但吴老师因故未能成行，退回了路费。我即将毕业，吕先生欲留我任助教，但暑期时他卸任了，由陈之佛接任校长，吕先生写信将我推荐给陈校长，陈之佛像慈母般亲切，当即同意聘我为助教，我因决定去重庆大学任助教，衷心感谢了他的美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