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江村是云南滇池边一个面积不小的农村，不通公路，交通不便，到昆明去只能乘船，船停泊在湖畔一座名海宝山的山脚附近，那是三四十年代之间的情况。西南联大和我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当时均迁在昆明，因经常有日本飞机轰炸的警报，干扰学习，我们艺专便迁至属于呈贡县的安江村上课。 安江村有好多个大庙，我们借用大庙作课室、宿舍，当然不够用，另租老乡们较大的房舍作女生及老师们的宿舍。偏僻的乡村搬进来一所外省的高等学校，那些学生男男女女活蹦乱跳，到处作画、唱歌，古庙里播扬出洋腔洋调，被遗忘的农村从此不再沉寂。 绘画系最大的难题是寻找*模特儿。在杭州时，招*模特儿只须登个小广告，应聘者甚众，须*衣服当场选择体形，类似考试，因待遇高，尤其女性，每月大洋60元（30年代）。离开杭州后，迁至湖南沅陵及昆明上课，为模特儿问题就费过很大周折，不能挑三拣四了，只要有人肯干就不容易。今搬至安江村，情况更困难，女的暂时先穿短裤，将裤脚尽量卷高些，以后由女同学一步步做说服工作。男的较大方。有一个男模特*上了几天课，突然将*全剃光，他认为那黑毛太丑。须知，课室是设在大庙里，我们当着菩萨的面画*裸的男女，情况既尴尬又严峻，最后校方只得设法用木板、布幕之类将菩萨封闭起来。搞现代派，毕加索与城隍庙也许情投意合，但我们又不肯放弃*的写实基本功，安江村的佛寺被强迫作了巴黎的蒙马特，而其时昆明还在日机轰炸的威胁下度日。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心态。 学校大闹风潮，起因是滕固校长解聘了方干民教授，据说是方干民和常书鸿互不相容，难于共事，而我们杭州跟来的学生都拥护方老师，要求滕校长收回成命，于是闹成僵局，形势紧张。学生们攻击常书鸿及好多位站在滕校长立场上的教职员，记得图书馆长顾良最是众矢之的，学生追打他，他到处躲藏，学生穷追不舍，最后他逃到潘天寿住所，躲到潘老师的背后，潘老师出面劝架，顾良才免了一顿皮肉之苦。同学们封锁安江村的所有出口，请求、逼迫滕固收回成命，但终于昆明开来警卫部队，卫护滕固去了昆明，同时公布方干民鼓动风潮并开除两个带头掀起风潮的学生。作为学生，我们当时并不了解人事纠纷的关键问题，只认为滕固不了解艺术。后来滕固病逝，冷静地想，他还是积极想办好这所全国唯一的最高艺术学府的。他曾宣布请梁思成任教务长，但后因梁不能来，又从上海聘来了傅雷任教务长，傅雷好不容易从上海到了昆明，因滕固不能接受他彻底改革学校的方案，他拂袖返回了上海。 战乱期间，老师们大都没有带家眷，租住在农家，因此我们随时到老师处请教比较方便，平时受益比课室里更多。记得有一次潘天寿、吴茀之、张振铎和关良一同去参观筇竹寺的罗汉回来后，我在他们宿舍听他们讨论对罗汉的评价，在一致的赞美意见中，潘老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太巧，宜拙。但这段世外桃源的学习时期并不太长，战事形势不断发展，危及昆明，我们学校决定迁移重庆，从此离开了这泥墙草顶、布满了高大仙人掌群的安江村。安江村本将在我记忆中逐渐遥远、模糊了，1978年我到西双版纳写生，回昆明后，靠几个热心朋友的协助，搞到一辆吉普车，奔驰到呈贡与晋宁接壤的地区一路探问安江村。再见安江村，于是她40年代的音容笑貌又呈眼前。 五百里滇池沿岸，断断续续播满了农村，几乎一律是赭红的泥墙，虽偶有瓦顶，但大都是近乎紫灰色的草顶，暗黑的门框上闪耀着大红的对联。村头村尾，一丛丛满身针刺的仙人掌，显得高不可攀。层层叠叠明亮的白云，衬出轮廓清晰的紫红间青绿的远山。画家们欣赏这热腾腾的暖色调，像品尝云南菜肴中不可或缺的辣味。 人生易老，40年老了人面，但大自然的容貌似乎没有变，只是人家添多了，吉普车能曲曲弯弯颠颠簸簸地进入当年只有羊肠小道的安江村了。我仿佛回到了童年的故乡，向父老们探问自己的家。很快就找到了地藏寺旧址，今日的粮仓，昔日的男生宿舍。“国立艺专大学”没有被老乡们遗忘，为数已不太多的老年人是当年情况的目击者。就是年轻人，也继承了这段不肯被遗忘的记忆，甚至还告诉我有个叫黄雅琴的女生病死后埋在海宝山，后来遗骸又被挖走了。
安江村还有两家茶馆，一家就在街道旁，聚集着老年人，烟气茶香，谈笑风生。我们坐下来，像是开展对抗日战争时期国立艺术学府在这边远农村的活动的外调工作。 “我家曾留有一本常书鸿的书，其中有许多图画”，“有一本书里画有老师和学生的像，有的不画鼻子和眼睛”（指一本毕业纪念册），“滕校长门傍的牌坊是×年×月拆掉的”，“我当年给老师们送通知，还送过方先生（方干民）到海边搭船去昆明”，“张权、叶百龄……”，“你们那个亚波罗商店……”我惊讶了，从老农口中提到亚波罗，真新鲜，我已茫然记不清是什么回事了。“亚波罗商店不是卖包子、面条、花生米……吗”我才回忆起当年有几个沦陷区同学，经济来源断绝，课余开个小食品店挣钱以补助学习费用。“你们见什么都画，我们上街打酱油，也被你们画下来了，还拿到展览会展览。” 在佛庙里画*，这更是给老乡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他们记得画*时如何用炭盆取暖，画一阵还让休息一阵，并举了好几个模特儿的姓名，其中一位李嫂，今日还健在，可惜未能见到这位老太太，我估计我也画过她，多想同她谈谈呵！“你们如不迁走，本计划在此盖新房，修公路了，战争形势一紧张，你们走的匆忙，留下好多大木箱，厚本厚本的书，还有猴子、老鹰……（静物写生标本）解放后还保存一些。”我们问“村里有老师们的画吗？”“多的是，有人像，西画、国画……”“谁家还有？”“破四旧都烧掉了”。 最后我重点找潘天寿老师居住的旧址，凭我的记忆找到了区域位置，但那里有两三家住过教师的房子，房子结构和院落形式彼此很相似，我不能百分之百肯定是哪一家，偏偏关键的老房东那天又未能找着，便只好找旁证材料。潘天寿、吴茀之、张振铎三位老师当时合住一层楼上，雇一保姆做饭。我们问三人合住一楼的是谁家。老乡领我们到一家，这家今天的房主人是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对我们十分热情，搬凳倒茶……我们满怀希望，但她耳已聋，什么也听不见了。后来找来了老头，老头说楼上是住过三个男的，但是学生，一个姓李，爱养马，我说是李际科吧，他忙说对！对！他说他们三人有时打麻将，缺一人便找村里×××凑数，×××还在，我们立即去找到了他，他本有哆嗦病，听我们打听往事，还问及打麻将，以为不妙，哆嗦得分外厉害，回答也不知所云了。 别人又提供线索，当年的小学教师××，有文化，可能与潘先生接触过。我们找到了这位教师家，他已是卧病的老人，先在蚊帐里与我们隔帐会话，接着慢慢伸出一条腿，脚在地上探摸着，套上了鞋，跟着第二条腿也出来了，最后全身显现，是个高个儿老头。他摸到眼镜戴上，一只眼镜是黑的，像是用墨涂黑的，另一只无色透明，可看到他的眼神，神情是平静的，但他不认识潘先生。 时间已近下午4点钟，看来当天是落实不了潘老师的住址了，虽然我基本上能辨认，但缺少确证，只好怀着惜别的心情，与围拢来的老乡们挥手告别了！ 车驰到宽阔的柏油公路上，回顾安江村已很渺茫，但安江村没有遗忘我们，而我们大多数学艺的青年同学已不知消失在何方！ 1978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