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先生一生谦和、平易，热爱劳动，热爱生活，这是接触他的人所共知的。但他作为一个勤恳探索的艺术家，却鲜为人知。我们从他遗留的作品看，不但数量惊人，而且风格多样，一生都在几条语言线索上勤恳耕耘。看他1984年创作的《山脊》，其象征主义的方式，与85新潮时期的东西别无二致，如果和当时发表的作品去比较，一点都不逊色。所以常先生到了宋庄，就能创作出《票证》系列的作品。不断地学习和创新已经深入常先生的血液。来到宋庄，常先生接触的艺术家自然发生了变化，受到当代艺术的影响自然而然。早年的宋庄，是当代艺术家聚集的地方，当代艺术强调文化立场和态度，在创作上强调打破和混淆媒介的界限。2000到2003年，常先生用了三年的时间，使用供给时期的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粮票、油票、布票、工业券，通过拼贴，以及与现代消费图像并置的方式，创作了《票证系列》，与现在奢华时风相比，提供了一幅曾经物质匮乏年代的图像。

常先生最著名的作品，自然是最早入住宋庄艺术家的系列肖像，以及《走出宋庄》《宋庄房讼》。这是常先生又尝试的一条语言线索，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旧瓶装新酒”式变革，何况这两个系列的作品已经突破了“旧瓶”的模式。常先生对写实技艺的磨练和一定意义上的成熟，是这批作品最容易看到的成果，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几代艺术家的情结。除此之外，这批作品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以毛像的方式画这些艺术家，自然有一种“戏仿”或者“反讽”甚至“诙谐”的效果。这和当年罗中立画《父亲》同出一种感觉，所不同和独特之处是，常先生在这些肖像上还用了一些象征和符号化的方式，诸如把刘炜画成军人形象，给方力钧戴上花冠等，在每一幅艺术家肖像的处理中，都可以看到该艺术家作品的象征和符号化因素被运用到画面上。当然，《走出宋庄》那幅集体亮相图，用现在流行话说，仿文革模式达到有点“恶搞”的效果，尽管常先生一本正经地把这些艺术家当做正面形象去画，但时过境迁所造成反差效果——即常先生以一种英雄情结来处理被社会边缘化的艺术家，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诙谐得有点冷的感觉。

《宋庄房讼》来自大家熟知的宋庄房讼的真实事件，创作与房讼事件同步，艺术姿态和艺术样式基本是现实主义的。中间是三联画，三联画主图采用传统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画法，着力塑造主要英雄人物王笠泽慷慨激昂的动态和神情。画中主要人物王笠泽从《海南政法报》社长兼主编的位置上退休，2003年蛰居宋庄，捡起自己画画的老本行，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却成了被告，于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宋庄房讼就把身兼画家、被告和律师等多重身份的王笠泽给推到了第一线，或者说“忧国忧民”的责任心，必然促使王笠泽勇敢承担起宋庄房讼第一案“李玉兰案”的辩护律师，果然王笠泽不负众望，把宋庄房讼打成了一场轰动全国的经典案例，而成为宋庄艺术家聚集区的守护者，为宋庄艺术家所敬仰，也为常宗贤先生所敬仰，这是常先生画《宋庄房讼》的初衷。所以，把王笠泽的形象处理在《宋庄房讼》画面中心位置自然而然，身后是房讼中主要几个被告艺术家刘海舟、李玉兰、方力钧、王秋人。三联画左右对称的两幅都是房讼中两个主要场景：左边是采访农民马海泉的场景，他是李玉兰案原告马海涛的同门兄弟，在整个房讼过程中，是敢于站出来公开批评马海涛毁约状告画家的农民之一，常先生在这幅画中塑造的是一个坚持诚信的农民形象。右边是采访北京法院女法官李馨的场景，也是房讼案件能够顺利收场的关键人物，常先生在画中无疑是把她作为正面人物去画的。在右边这幅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作者把自己的形象也画在画面中，用一个时髦的话说，常先生的《宋庄房讼》不但处处显示出对“正能量”讴歌的立场，也通过自己的形象入画，强调自己始终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宋庄房讼》的特别处还有两点，一是在三联画左右对称的位置上，采用传统门神方式画了房讼主要支持者的肖像，融合了传统民俗的象征方式。二是三联画的三幅画均大面积使用文字直接入画，这与现代当代艺术中大量使用文字的方式别无二致。我们从这些作品中看到，常先生的社会责任心和艺术的现实主义态度，以及在语言方式上不拘一格——前汲古人和后取当代的自由状态。

常先生的艺术生涯跨1960——2000年代，这是一个从革命现实主义到现代当代艺术观念激烈变化的年代，从常先生所遗留的作品中，无疑提供给历史一个艺术观念、语言变革和混杂的样本。除此之外，常先生对生活对社会的严谨姿态，谦和、乐观的性格，都成为宋庄乃至艺术界的标杆。谨以此短文纪念并向常宗贤先生致敬。

栗宪庭2013-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