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中国：但是您认为社会对艺术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叶永青：非常强烈的。

    艺术中国：就像您刚才说的国外的，为什么能产生极少主义、极简主义。

    叶永青：对，这就是生活带来的东西。

    艺术中国：促使它产生这些东西？

    叶永青：对，所有的变化都跟在生活里的改变有关系。

    艺术中国：您现在的作品，您认为可以理解为一种表现主义的范畴吗？就像鸟系列的这种思路。

    叶永青：其实我都没想这种东西，我也很少去想自己怎么把自己的作品归类，或者是做各种各样的形容，也有很多批评家和各种讨论，他们也把你的作品更多地归类为和东方的审美有关系，我承认这些东西都不同程度地在影响我，包括表现主义，包括不同的元素，都在影响我，但是我觉得仍然都不足以让我被归类于什么样的流派，而且也不是我所关心的东西。在艺术上来说，我反而变得比较单纯，我就是一个表达者，就像每天要写日记、要写博客，要做自己的一些事情，你每天有话要说，首先是自己能把握的东西就是不管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我自己要言之有物，就像写一篇文章一样，我要有话可说，有东西可写，在这个基础上，我尽量再做成说的时候有言外之意，这是我觉得更好的境界，但愿能够做成这种东西。

    艺术中国：您的生活经历能具体给我们观众介绍一下吗？应该是从九十年代，它对您的生活和艺术表现方式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叶永青：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一直是一种把艺术和生活都作为能够激励我们的激情的状态，这种状态对艺术来说特别重要。罗素曾经说过，人的激情其实是三个层面的东西，第一是对知识的渴望，第二是对爱的苛求，第三个是对人类痛苦的很悲离的感情和很绝望的痛苦的因素。我觉得其实是这些东西在一直激励着我不停地把自己的路从家乡（昆明）这样的地方一点一点地往外延伸，延伸到一个未知的部分里、未知的领域里，包括到国外的环境里，不停地去看世界，看世界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还是为了回头来看自己。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其实有两个大的阶段，第一是因为这是一个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情结，我们都是从学习西方艺术开始的，最早都是在书本上，我们每个人在童年时候的梦想就是离开自己的城市，离开像昆明这样的城市，那个城市你会觉得小、狭隘、狭窄、闭塞、偏僻，你不停地想超越自己生活的里程，我想每一个年轻人当年都是这样的经历。而且在那个城市最大的一塘水叫滇池，所有的昆明人都把滇池叫做海，你每天都想越过那个海、越过那些地方去看外面的世界，这是早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你去不停地把这些东西开拓了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一步一步地去看真正的那些从书本上打动过你的东西的时候，你在最早的时候了解这些西方的情结、去了解那些书本上的情结，看到一定的时候，突然你又想回头来看自己，看自己的过程我觉得也是看那些和我们相象的国度，以后我在九十年代后期更多地去看一下印度、看巴基斯坦，包括去肯尼亚这些我说的没有艺术和文化制度的国家里，没有现代当代艺术体系的国家里去看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为了看清自己。当时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一个好的经历是，1997年开始，我开始认识了我后来一直在合作的合作伙伴，就是英国的三角艺术基金会的主席罗伯特•劳德（音），他们在全世界做了艺术赞助项目，有和全世界很多艺术家的合作，我能够通过他们看到更多的和参与到各种各样的艺术项目里，在这样的项目里，第一是真正能看到这些不同，看到一些比我们所看到的原来的西方的……我这个人相对来说可能是比别的人更有好奇心的一个艺术家，大多数艺术家更多的是：第一，只关心自己的作品；第二，去看或者去参加各种活动的时候，无非就是一个开幕式，喝完红酒，说一些很温馨的话，然后就离开，就到商店里去购物。但我是相对更有好奇心，除了去看这些很热闹的场面，我有时候还想到这些热闹的场面背后去看看是什么在支撑这些热闹的场面，是谁在出钱、谁在组织，谁在把这样一个场面能撑起来，它后面的支持是什么，它的原因是什么，哪些人受惠了，哪些人得利，它的影响何在。很多的问题接踵而至，这个时候你发现其实这个世界是由各种各样的因素、各种不同的思想、各种不同的需求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些艺术的繁荣、舒适。你去看这些艺术活动的时候，你也是去看不同的城市，你发现不同城市的时候，所有的城市的共性其实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繁荣，另外一个是舒适度。但是不同的城市体现出来的繁荣和舒适度是不一样的，你到德里去，你看到的那个繁荣和印度人所理解的那些舒适和在纽约你看到的繁荣和舒适完全不一样，你在台北看到的舒适和在成都看到的舒适度也完全不一样。这时候你就更多地理解不同的想法、不同民族的这样一些东西，这才是有意思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