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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在《纽约时报》读到对《公共住房》一片的评论，文章题目是‘交集着希冀与失望的投视’，副题是‘镜头从悲哀的面部切入到血肉之躯的骨骼’。”(写于1998年) “1997年，我在纽约，住在波士顿的怀斯曼邀请我到他的住处。我有两个星期和怀斯曼呆在一起。他的住处是在波士顿城外的Cambridge，哈佛大学旁边。怀斯曼的住屋在一个安静、有很多树的住宅区里，一栋3层小楼，褚色的木质外表，颜色剥落，看来有些年头了。怀斯曼说他在这屋里已经住了30多个年头了，他就出生在波士顿，成长在波士顿，在波士顿不远的地方读了大学，毕业后去巴黎当了两年的开业律师，以后又回到波士顿，至今没有再离开。他60多年一直生活在同一地方。对于喜动好挪窝的美国人来说，不是美国南部的农民就是什么怪人。这种‘怪人’是指那种怪异不合群的特殊人，比如作家塞林格，30多年前写出《麦田守望者》后，至今一直独居于远离人群和市镇的僻壤，而且拒绝采访、拒绝报道、拒绝发表作品，甚至断绝与人、与社会有关的交往。人们只知道他住在一个叫什么什么的地方，有一个谁也进不去的深宅大院，但不知道他在里边干什么，是否还写作?什么时候才拿出来变成铅字给大家看?
当然怀斯曼不是塞林格那种已经变成谜一样的人物，他是公开的，在人群中拍他的纪录片，然后参加电影节，放映自己的作品，和观众交谈，接受媒体访问。但是他从不写文字之类的东西来说明、来表述自己的作品和什么纪录片观点立场是真的，也不搅和在什么运动、流派的圈子里。访问者爱问他怎么看待自己是60年代美国‘直接电影’一员，他的回答是：谁说的?我不知道。
我呆在波士顿怀斯曼家的时候，他正在剪辑他的新片，一部关于缅因州一个小镇的片子。每天他8点左右起床，9点左右离开住屋，去步行10分钟远的工作室，是在一所小公寓楼里，上下两层约150平米的样子，楼下是他的剪辑助手帮他把所有的胶片素材做整理工作，怀斯曼在楼上的剪辑台上工作。他每天早上9点开始工作，晚上9、10点收工，包括星期六和星期天。我坐在他的身后，看他在剪辑台上一尺一尺地拉着素材胶片。他左边和右边的架子上码着满满的胶片盒，老花眼镜套在他的脖子上，往剪好的胶片上用笔注上标号时他戴上眼镜，之后，他又摘下，继续拉动长长的胶片。这种工作，干过剪片的人都知道，是在组合自己的素材、寻找某个画面之间的接点之类，专注和感动的只是剪辑者本人，外人看来这真是索然无味的枯燥活计。两周时间里，我坐在这个‘世界上声名卓著的纪录片人’的身后，明白的依然是一个简单的真理：伟大的电影就是这么一尺一尺地拉出来的。不过，就像熟读了一个我热爱的作家的无数作品之后，有一天我有机会被容许坐在他的身后看他怎么一个字一个字地进行他的语言操作时，其中的心得肯定不止于：噢，他也是用钢笔写字的!现在，我感觉这个在电影节开映前和之后站在台上聚光灯下接受观众热烈掌声和提问的纪录片大师，更像一个守在车床前的工人，或者是化验室里的化验员，或者，又像一个枯坐书房的作家。我用了这一连串比喻，是想形容这么一个‘三十年如一日’拍纪录片的人是怎么在干纪录片的。
在工作室里的怀斯曼，也不是完全只面对自己的片子。一般从上午10点多到11点，他的时间大多泡在电话上，或打出去或接进来。他和我说，这些电话大多和钱有关，这部正在剪辑的片子后期需要钱，下部筹备中的片子也要钱，所以这些电话都是在‘筹钱’。放下电话他会冲我说句：太没劲了。有天，有个电话是属于要给他钱的，大概是某个人正拍部有关故事片导演伍迪·艾伦的纪录片，知道怀斯曼从前拍过该人的镜头，要出钱买素材。放下电话的怀斯曼，继续回到剪辑台上，他扭头对我说：听见刚刚那事了吧?一会儿又扭头，有些用力地说：从不!也永远不!
每天晚饭后，怀斯曼的必须功课是疾走。他说他的胯骨有问题，每天的锻炼就是早上在屋里蹬车和晚上的疾走。走的路线有时会穿过开放的哈佛校园，安静，空气清新。这时的怀斯曼神情怡然而放松，我们的边走边谈也变得轻松随意，比如又谈到为什么他不继续当律师而改拍电影这个老问题时，他的回答是：我父亲是律师，我妻子的父母都是律师，然后我妻子也是教法律的老师，一家人都与法律有关，这太无聊了。
住在著名的哈佛大学的附近，我以为怀斯曼一定对这所大学有种特别的感情。有天我们散步又经过哈佛时，我随口说，哈佛的校门通宵不关，真是很开放的。怀斯曼的说法是：不，这个学校是非常Close的。我这里引用他说的英语单词是不敢确定他是指什么，是‘关闭’、‘封闭’或‘严格’?
有一天我似乎找到答案。那天怀斯曼刚刚完成的新片《公共住房》(Public Housing)在哈佛校内的影院放映，映后照例有制作人和观众的谈话。那天到场观众肯定大多是哈佛人，提的问题很学术，我的英语能力消化不了，只觉得观众都说得很多，而被问的怀斯曼却答得极其简短。之后，我们和怀斯曼的两个朋友在校园外找了家咖啡吧坐坐。这时我问怀斯曼今天感觉怎么样，他说，一般。问他为什么，答，在哈佛，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学者。”(写于2000年)
贴了这些有关怀斯曼的旧文字，我感觉很羞愧，一个77岁的老人依然在镜头现场和剪辑台前，我一个小他20多岁的人，跟随其后想写点新鲜点的话都那么费劲，用“高山仰止”形容都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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