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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看陈小波女士发的一段文字，说女性摄影家事，略有所感。想起一篇旧作来，也说这事儿。看来男人看女人，与女人看女性，终有不同。今发在此处，以示呼应。
显然，“女性摄影”至少有两层意思，或者说两个标准：一种是说由女性摄影从业人员从事的摄影活动和拍摄的照片。如果仅限于此，或者是由杂志仅就这层意思来做一个“女性摄影”专号，请些好事的人写些文章，这个问题就简单了，当然“女性摄影”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只不过是摄影主体的性别角色是女性而已，这个标准仅仅限于性别的生理意义上的差异。但我们似乎并不愿意就这么理解拉倒。我们总是要把“女性摄影”搞得深入一点儿，复杂一点儿。于是我们就把“女性摄影”的标准理解为是那种具有充分的女性意识(性别角色)，并且自觉的以一种女性独特的视角来审视和评价自身与外在世界的那一部分摄影活动及其作品。或者是想得更复杂、更深奥一些也未可知。也就是说，我们热衷于讨论的其实是女性摄影家在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上与男性之间存在的文化方面的差异性。
这一点是七、八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女权主义运动一直特别强调和倡导的东西。这种努力的目标主要集中于对所谓父权制文化的颠覆和解构，即对男性中心主义强权一直书写的女性——被歪曲的女性角色进行纠正。此时的女权主义者们认为，人类的历史一直是男性主宰的历史，女性从未获得过与男性平等对话的地位和身份。女性在历史与文化中的角色一直是由男性站在自身需要的功利角度来给定和确认的。而现在，女性则应自觉地意识到自身这种生存状态，并且通过女人自身的努力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角色，进而以这种自觉的姿态进入人类整个文化进程中去，自己来书写自己的历史。
这种努力在大量女性摄影艺术家那里，基本上采取了一种从强调女性自身经验、想象和欲望出发，甚至直接采用自身肢体语言，在摄影创作中创造了一种极端强调个人化的生存感觉和女性独特品质的语言方式。并以此种姿式重新对自己的女性身份进行确认和定义，以颠覆男性中心主义的女性策略。如人们熟悉的美国女摄影家辛蒂·舍曼采用的具有极强自恋倾向和拟态化的自拍方式，通过设计制造的场景和不断变换的角色，对相机表演出一个无限多义的角色世界。舍曼以此聪明的工作，对整个人类(男性书写的)历史中对男性从自身需要角度确认和限定的关于女性的单调角色，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戏弄。她以女性自己独特的智慧和语言，呈现了女性世界的无限丰富性。再如另一美国女摄影家朱迪·戴特自己裸体展现在旷野之中，借以建立和确认女性在世界中的自信与独立存在感。法国女摄影家阿丽丝·奥迪隆，美国女摄影家安·诺格尔都在镜头面前一再展示自己或瘦削骨立或衰老臃肿的身体，以打破由男性需要长期建立的关于女性美的神话模式，以女人的自觉来重新确认对女性自己价值的判定。英国女摄影裘·施本丝(Jo Spence)身患癌症后，完全从对他人和外在世界的关注，转向对自己的身体与心理世界的关注，以最后十年的工作，通过与朋友的合作，自我导演和表演了处身于一系列生活环境与精神状态下的情境和情绪，并以此方式对自己进行“影像治疗”，以顽强地克服女性的弱点和对死亡大步走近的巨大恐惧。
这些女摄影家采用的几乎都是相同的语言方式，即从自身的身心(生理与心理)体验的角度入手，追寻极为个人化和内在化的(而非像男性摄影家那样非常社会化的)的感知方式，更多地从生存环境对自己身体和心灵的伤害、纠缠、刺激、感染等身心体验过程中，以较为象征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需要和声音。她们较多地关注在创作过程中的自我感触和自我满足，具有类似于自言自语的私秘化倾向，而不像男性摄影艺术家的影像作品那样更多地具有的公共性。
如果从这种意义上的关于女性摄影的认定角度，或者用这种标准来看中国女摄影家的摄影活动及其作品，我们可能会相当失望。因为我们在那些中国女摄影家的作品中，看不出有多少源于女性的那种特殊的灵性和秉赋，也看不出他们通过自身的摄影活动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女性的自觉。我们在中国女性摄影工作者的作品中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些毫无性别的，却又是由女性摄影者拍摄的照片而已。我想很多以西方女性摄影家的工作与业绩为参照的批评家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些一直研究女性群体的女性理论家和艺术批评家言语之间也透出这种失望和无奈，大有一种恨中国女性同胞不大争气的怨愤和无奈。
但是，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未免太简单了，因为仅从这一个角度只能看到问题的一面。如果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这种在自己的摄影活动及作品中，充分体现出女性的性别差异和文化差异的女摄影家，即使在西方也仅限于那些从事艺术活动的摄影家，特别是一些具有较强实验性的女性摄影艺术家。她们在进行这些作品的创作时，其自身的角色、摄影的行为和最后形成的作品之间很难严格的区分开来。摄影者、摄影过程和最后的照片构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本身并不是供人观看的，而是供人思想的。它不再将我们单纯引向最后的那些视觉化的图像，而是把我们引向对摄影活动所传达的观念和思想。
但是，这种关于女性摄影的界定标准，对于另外一些西方女性摄影家就没有多少意义。比如多萝西娅·兰格，如玛格丽特·伯克·怀特，如艾伦·玛克等等。她们为摄影及人类社会所做的工作无疑令人景仰，但我们从她们的摄影作品中看到了多少我们上面所谈到的那种女性的自觉和有关女性的自言自语式的身心体验呢?除了她们的性别的确是女性之外，我们在她们的摄影作品中又看到了多少有关女性的性别内涵或文化内涵呢?我们什么时候从关注一个女性的角度来判断过她们的摄影作品的水平高下和在摄影史上的特别贡献呢?
显然，同样是女性摄影家，辛蒂·舍曼们和多萝西娅·兰格们是两班人马。对她们的评价无法使用同一种标准，而只能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甚至是有些相互抵触的价值系统中分别进行评价。
这一格局在中国女摄影家中同样如此。所不同的是，我们的确缺乏像舍曼、戴特、施本丝这样的以强烈而前卫的试验姿态，以观念化的摄影语言来自觉地确认女性的自我身份，并借以解构父权文化传统中对女性角色的设定，以女性独特的知解力展现女性独特内在世界的女摄影家。我想，我们很多批评家的失望从这个标准来说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我们却有很多兰格式的或者怀特式的女性摄影工作者，她们多数是以报社摄影记者的身份在传播领域从事着新闻摄影的工作，而这个工作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容易让人忽略的一点就是，他(她)要人们通过他(她)所拍摄的照片看到的是对象世界本身，而不是摄影者本人。这是新闻摄影的一个基本且重要的法则。在此法则面前没有性别的差异。兰格们、怀特们和中国的这些女摄影记者们毫无例外地要像男性记者那样被派往各地去完成采访任务。她们和男性一样遵守着同一种摄影标准，使用同样的摄影语言，甚至得到相同的工资待遇。我想她们很少想，或者根本不可能要按照一种女性独有的标准去拍发一张新闻照片。除了作为一个女性摄影家有可能比较容易接近拍摄对象外，你怎样在一张新闻照片中表现你的女性身份和自觉?又如何在这样一张照片中自言自语?从这一职业的角度来说，没有一种“男性”的新闻摄影标准或“女性”的新闻摄影标准，而只有“标准”本身。我想这其中没有什么性别歧视，不能说成是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强制视角吧?
我们因此会对兰格们感到失望吗?我们会把当年怀特们的工作，和今天中国这些女摄影记者们的工作，看作是上了男性中心主义或父权文化的当吗?我们会把她们这种失去女性标准而只遵从摄影形态自身的标准，看作是失去了女性的身份和自觉吗?显然不能这样简单地下一断语了事。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舍曼们的努力与兰格们的工作不是谁是谁非、谁高谁下的判断，而是不同的两元。如果我们仅仅落入一种是非判断，将那些舍曼式的摄影试验看作是女性摄影的自觉状态，而将兰格式的摄影看作是非女性摄影，并进而否定或者是贬低它的价值，那么我们又会落入一种女权主义者们制造的文化专制主义的陷阱里，其结果便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使中国女性摄影家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全新的但却可能是单调无味的一统格局之中。这大概会是另一种形式的女性摄影灾难。
因此，不管是中国的女性摄影还是西方的女性摄影，都存在着一个“通过摄影来思考女性命运和建构女性自己的文化与历史”的“女性摄影”;还存在着一个“女性作为人类的一员通过摄影为社会而工作”的“女性摄影”。我想至少有这两种女性摄影的形态或者更多的女性摄影形态处于一种同时并存的状态。这会使我们上述的关于女性摄影实质的界定显得十分单薄和失之简单。我们没有理由只取其一而不及其它。
说到这里，我们会觉得“女性摄影”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一个尴尬。提倡的好处，是有可能促使中国出现更多的前一种“女性摄影”的实验，以使由女性摄影家参与的摄影呈现出多元丰富的局面;提倡的毛病是这一概念本身不能完整地涵盖所有的由女性参与的摄影活动和作品评判，也不能在不同的摄影功能领域(如新闻摄影与艺术摄影)中起规范性作用。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女性摄影，自然会得出不同的反应。关键一点，我以为这不是个“是”和“非”的问题，而只是一个“有”和“无”的问题。
以更广阔的角度来看，那种过分强调女性的独特性与自主性的女性姿态，不过是七、八年代西方女权主义者采取的一种对抗性的突围策略。它以男性中心文化为战斗的目标，过分地以重建女性的文化与历史为借口，将性别差异强调到了一个不当的位置上，以发动一场“性别的战争”(克丽斯蒂娜·霍芙·莎茉丝 Christina Hoff Sommers语)。正像莎茉丝在她的《谁偷走了女权主义》(Who Stole Feminism? 1994)一书中所说的，她们过分地将男性与女性、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对立起来，永远把自己看作被男性压制的对象。她们渴望宣传自己受压迫的故事，并随时提醒其他的女性也处身于一种不自觉的被压迫的命运之中。尽管在今天她们在文化、政治、经济上已经拥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威和力量，但她们漠视这个重要的现实，而只是活在自己所编造想象的“受害者”的神话与幻觉里，活在一个“性别的牢狱”中，并通过一种特别强调性别差异的“性政治化”的策略——什么都强调女性的独立与自觉——企图将女人们联合起来，把世界上的一切坏事归罪为父权制并发动一场无休无止的性别战争。如果女性摄影是在这种策略的驱动下极端发展下去，而我们又一味地对其它形态的女性摄影表示失望和不满的话，那么在这种意义上强调所谓的女性摄影就是一种疯狂。我想女性摄影工作者们如果一夜之间都放弃现在这种“不自觉”其女性身份的姿态，而朝着这种意义上的女性摄影目标努力的话，那还是不提倡女性摄影的为好。
当然，按照舍曼们的女性摄影的观点来说，以我男性的身份就不配在此谈女性摄影，或许还会有人认为我在此正是表达了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姿态或“父权文化策略”也未可知。因此，在说了这许多之后，我还是就此打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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