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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下午，北京国际俱乐部，伦敦艺术大学校董会副主席基斯·巴登先生和我们讨论2006年的最佳产品与设计，还是先从5年前的iPod说起:“iPod是个太典型的好设计。它不仅是个创新，甚至改变了音乐产业，推动了音乐分享。它身上有好设计的几个要件:技术进步，漂亮外观，形态与实用性和谐并存，并对整个产业产生意义。人们希望拥有一个iPod，不是因为它的技术有多先进，而是因为看上去很棒，摸上去很棒，用起来使人愉悦。我有两个iPod，打算再买一个。”
“酷不能用于形容一个好设计。酷太个人化，你认为酷的东西，我可能不认为。好的设计应该为每个人提供接近好东西的途径，而不是高高在上。即使底层的人也能享用好东西。新媒体的最大趋势是推动信息交流和分享，更强调的是参与感与分享精神。比如YouTube，昨天我在天安门看见穿着黄衣服、举着黄牌的公交协管员，在西方很难见到这一场面，如果有摄影机，可以拍下来，传到YouTube上，看到的人准会说‘哇哦’。网络是创意产业非常强大的推动力。它带来的分享精神对设计师来说值得学习，YouTube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基斯·巴登先生介绍，最近伦敦艺术大学与米其林公司合作，正在研发可重新利用的轮胎，废弃的轮胎不再烧掉，而是加工后改变形状，用于制造桌子、椅子、桥梁的护墩等。“环保对设计来说，是绝对要考虑的。是否可回收，可再利用，对今后的设计是个很大的挑战。大概10多年前已经有全球变暖的警告，但人们并没当真。现在气候真的变了。”
10多年前，确切地说，是1992年，耐克公司总部收到一份传真，德国的一家环保杂志刊登文章批评使用六氟化硫(SF6)这种温室气体的公司，冰箱、空调厂商首当其冲，耐克赖以成名的气垫里，除了空气之外，也有SF6。该气体体积大、结合紧密的分子更不易泄漏。但《商业周刊》报道，1997年气垫鞋生产的高峰时期，耐克鞋里携带的温室效应气体相当于700万吨二氧化碳，等同于100万辆汽车的尾气。美国《商业周刊》说，耐克是支持欧洲新的防止全球变暖法则的少数企业之一，该公司负责社会责任的副总裁说，“大多数时候我们站在绿色环保组织一边”。描写大企业环保实践的《酷公司》(Cool Company)一书的作者约瑟夫·罗姆说，还没有法规强制企业降低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但耐克还是采取了自愿的改善措施。今年夏天，在投入数千万美元、历时14年的研究之后，不含SF6的气垫鞋的工艺终于完善，今后的耐克气垫都能像去年1月就推出的AIR MAX 360那样环保。
可持续发展和创意经济成为2006年中国非常流行的公共词汇，但并没有多少人认真考虑，是否要改变自己现有的生活方式。以中国的汽车消费为例，2006年疯狂的高油价，让很多打算购买自己第一辆汽车的中国消费者稍微冷静了一下，可城市越来越大的现实，让这些犹豫者又奔向了汽车交易市场，只不过将2.0升排量的福特福克斯换成了1.5升排气量的本田飞度。“别指望公众会意识到现在的世界物质生活需要什么新变化。”《纽约客》杂志在谈论消费变化时写道，“消费者们只会成为广告和媒体的追随者，真正决定权要么在法规制定者手上，要么就在工程师和设计师那里”。
不再是巴黎和米兰所代表的老奢侈主义，也不再是伪装在美国精神下面的浪费情绪，进入新世纪后的物质世界并没有发生什么本质变化，只是商业节奏伴随全球的信息化浪潮而直线加速。从70年代的绿色和平组织到90年代欧洲的绿党，物质消费领域越来越可以感受到全民的绿色情绪酝酿。5月份的《连线》杂志将克林顿时代的副总统阿尔·戈尔列为封面人物，这位曾经的规则制定者试图也来参与到这场物质世界的改变中来，尽管他并没有具体研发和设计出了什么新玩意儿，但他的投资却直接推动了工程师和设计者们的开工，投资清洁能源，成为苹果电脑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主演推崇环境保护的电影《来之不易的真相》。《连线》杂志以导语的形式写道:“他现在开始证明自己竞选时候的誓言:用技术的力量挽救世界。”
《金融时报》最近刊登文章《和戈尔一起喝早茶》，替中国读者问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仅次于美国。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各种生活便利设备——汽车、空调、电器商品等发达世界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进一步增加。西方人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已有数十年之久，西方人有什么权利让那些刚买得起这些奢侈品的人，放弃享受呢——即便出于拯救地球的名义？
戈尔说:“你知道，人均拥有光伏(太阳能)电池最多的国家是肯尼亚。我提这一点是因为它表明:对于还没有电网、电话网络和其他设施的国家来说，跳过这些技术，直接使用太阳能之类的东西，其实更经济。”
这种扯淡似的回答使得几乎没有人相信阿尔·戈尔能单枪匹马地改变现实，但他的绿色态度却并不是空穴来风，站在他背后的不仅仅是全球苹果电脑1亿多的狂热用户群，而是全球超过5亿的乐活族。那么谁是乐活族呢？这还要追溯到1983年的时候，有位叫做保罗·瑞恩(Paul Ray)的美国社会学者，基本上类似社会调查员的角色，他领导自己的小组到处发放调查问卷，然后收集反馈进行统计研究，他做这项研究工作的最初目的是希望找到20世纪末人们的生活方式，到底因为电脑技术的发展，以及商业消费无止境的泛滥会引发什么变化。可经过15年的漫长积累和数据分析，他似乎发现公众的消费情绪和生活态度在悄悄发生变化，如何高质量健康生活，且不对自然造成破坏的内敛消费成为很多人自发的新生活理念。于是1998年保罗·瑞恩在一次社会学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词汇——LOHAS，即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专指健康和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而这个概念在2001年后开始逐渐全球化传播，突然很多人意识到，原来自己的生活原则是有概念和名字的，中文世界则延续译音加词义象形的思路，直接把LOHAS翻译成了“乐活”。
最初的乐活族仅仅是强调一种个人化的生活标准，他们抵制高尔夫，热衷瑜伽，因为高尔夫球场会破坏自然植被，而瑜伽仅需要一张草垫子。他们喜欢丰田的混合动力汽车，并不是为了百公里节省几块钱的油费，而是考虑开混合动力车能够人为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渐渐的一些工业设计师和产品策划者注意到，乐活态度的消费群体在2006年出现了急剧膨胀。4月27日召开的第10届LOHAS论坛上，“革命生活”的CEO麦克·可瑞克(Micheal Crooke)和Aveda的CEO多米尼克·孔塞伊(Dominique Conseil)坐在一个沙发上讨论乐活消费市场如何贯彻透明化商业实践时，台下听众几乎一半是来自大公司的设计总监，从有机食品到无害化电子，从时装香水到地产巨头，甚至福特汽车的混合动力市场总监以《足以忍耐和商业前景》为题目大谈乐活思维的汽车商变革，一夜之间乐活概念成了最炙手可热的产品设计推广思路。
根据2005年第9届乐活大会的统计数字，美国地区自认为属于乐活族的人群已经超过了6000万，欧洲广泛的绿色环保情绪更为泛滥，这样算来全球乐活族绝对超过1亿。美国在线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凯斯在时代华纳合并又拆分的斗争中早已失势，可他却扭脸成了乐活概念最激进的革命生活协会主席。按照《商业周刊》的估算，如果仅仅把美国市场上跟乐活概念有关的产品统计在一起，毫不费力就建起了一个至少4500亿美元容量的新兴消费市场。常驻华盛顿的乐活商业主管圭叶娜·罗杰斯在总结2005年乐活消费趋势时说道:“乐活已经深入到全球化经济的每一个毛细血管，设计师在选择材料的时候就得想一想，我用的材料是不是足够绿色，生产流程会不会造成污染。不过设计界的反应能力似乎还不够快，受限于产品研发周期，我们还刚刚进入乐活生活的婴儿阶段。”
还记得约翰·卡马克和史蒂夫·福塞特吗？一位是沉迷于私人设计火箭的3D游戏开发教父，另一位则是整天惦记开各种飞行器创造环球纪录的冒险富翁。两年前，他们被视作极客(Geek)精神的典型案例，富裕但不奢华，追求极限与挑战是他们对产品与设计的态度，但这种生机勃勃的极客态度在乐活族们看来并不刺激。“史蒂夫·福塞特每一次热气球环球尝试，需要消耗的燃料至少够我那辆大众甲壳虫车不间断开一年的。”在乐活族看来极客似乎有些浪费，不以过分消耗自然资源作为物质消费原则，以及追求品质和设计的审美原则，让乐活概念深得全球中产阶级的认同。
在乐活族们看来，生活质量的提高与那个时代技术发展应该和谐对等的，有道德的消费和可持续发展则是一种看不到的原则问题。2006年7月很多国家开始执行RoHS的生产规范，也就是所有电子产品不能包含镉、六价铬、铅、汞、多溴联苯(PBB)和多溴二苯醚(PBDE)这6种有害物质，一夜之间很多流行性的消费电子都不再符合RoHS规范。在乐活族们看来，宁可为满足RoHS的无污染规定，而在购买电子消费品时多掏了点钱，也不会违背自己的乐活原则。不仅仅是材料和生产工艺够不够绿色，面对全球能源的紧张，往往不被设计师和消费者重视的节能，也成为乐活概念非常关注的特征。像Moma这样告别空调与暖气的新型大楼，芯片业巨头AMD提出的单位功耗性能比都成为工业设计与技术改良的试验田。
自然营销研究所在2005年出版过一本《LOHAS消费者报告》的小册子，他们对乐活概念进行过诸多定义，甚至根据消费者态度、购买的驱动力、使用频度和影响因素等诸多标准考核每个人心中的乐活成分。其实乐活概念在现实世界中越来越变得宽泛，至少在表面上看，简洁与实用的设计成为乐活概念最直白的简单标志。最明显的乐活来自于股价高达500美元的Google，并不是因为Google那句不做恶的自白，也不是因为Google总部极度自由的文化，而是来自Google在界面设计上的特别，简单到只有一个关键词搜索栏，不再是让用户在密密麻麻文字堆中去寻找。从斯沃琪2006款腕表到莱卡新推出的C-LUX1数码相机，20世纪30年代勒·科布西耶那种以少胜多的设计思路又回来了，请不要将汽车驾驶设计成私人飞机一样，面对汽车越来越电子化，方向盘和踏板为主的汽车操作，越来越被加上了各种按钮，看似提高驾驶者自动化程度的设计，无形中却有可能成为复杂的累赘。
1971年维克多·帕帕尼克(Victor Papanek)写的那本《真实世界里的设计》又被拿了出来，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尖锐批评夸大的广告与奢靡消费主义之间令人不快的联合的人。而现在崇尚自然和可持续经济的产品设计师们突然意识到维克多·帕帕尼克俨然就是乐活思维设计套路的先行者，将绿色从常识中分离出来，在保证凝练的外观之前，首先要让产品设计符合设计用户，不要迷恋那些看似个性化的外在修饰，美往往是最自然的。其实乐活概念在产品设计和商业构思上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警戒线，好用即够用的消费理念完全可以被视作一种设计标准与设计语言的浓缩。
与此同时，新技术成为隐藏在乐活设计背后的策动者，当耐克在今年夏天与苹果合作，推出与iPod可以协调使用的慢跑鞋Nike Plus时，人们都在惊奇于运动品与消费电子的奇妙组合，可却没留意阿迪达斯也设计出了adiStar Fusion，除了类似Nike Plus提供行走距离和速度参数的信息外，阿迪达斯的Fusion还可以感应心率，芯片和感应器技术的成熟推动了一大批符合健康与环保概念的设计出炉。从任天堂的Wii到Logitech的100%还原的方向盘G25，从诺基亚可以计算卡路里的5500手机到两轮锂电池驱动的自动平衡人类运输机Segway i2。
《经济学人》杂志曾经在2000年论述过一篇《酷地理》的文章，试图将酷文化产生的经济范围以全球地理的形式讲述出来。而2006年初又有人统计出了一篇《创意地理》的文章，以创意经济的地理分布对商业经济和各类产品的影响来描绘创意世界。把“创意地理”与“酷地理”放在一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酷东西往往并不是创意，日本就是最好的例子，酷地理最热门的地方却并不是创意地理的冠军，有些东西足够酷，却并不是能够让全球消费者接受的创意理念和产品，自由与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才是创意丛生的土壤。一个地区每万人拥有专利数并不与创意指数重合，往往是同时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活风格与创意设计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当波士顿咨询公司与《商业周刊》合作推出2006年10家最具创新力的公司排名时，创意地理完全可以在这份排名中找到注释，苹果电脑、Google、3M、丰田汽车、微软、通用电气、宝洁、诺基亚、星巴克和IBM，这些巨型跨国公司所属的国度实际上都在强调创意地理的存在。而在创意经济的背后，设计和文化内涵，一夜之间成为创意地理的最佳指标。
《哈佛商业评论》的那篇《从创新到创收》的文章无疑打动过很多人，整个2006年的全球商业界几乎都在拼命跟产品设计挂上钩。当那些从代工厂经济向全球自主品牌过渡的企业找不到方向时，从LG电子全球首席执行官金双秀到影像巨头柯达都在不停地阅读《蓝海战略》，似乎回避同质化低利润，依据差异化和低成本的蓝海战略就是颗速效救心丸。与此同时很多在创意经济中并没有特殊优势的公司，也试图依靠设计来博取创意性的加分，于是一批批知名设计师和设计团队成为诸多跨国公司宣传的重点。这种景象就如同中国浴缸市场的品牌现状一样，所有的浴缸都自诩来自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就好像中国本土压根儿不造洗澡盆一样。
意大利设计师布斯纳利(Piero Bus-nelli)说:“我认为要给‘设计’下定义是很困难的事，尽管设计始终没有失去它作为‘基于工业产品计划的创作行为’这一原始的含义，但对这个词的解释是很主观的，设计意味着理解你的生存环境并创造一个情境去满足你的需求。”
2004年，本刊的最佳产品与设计专题冠以“极客之器”的名目，2005年的最佳产品与设计专题，则强调了“混搭”的概念，2006年的30多种最佳产品与设计则有不少是“乐活”概念的，了解这些产品，了解某一种生活方式，最终去创造一个满足你需求的情境，这也是设计的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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