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还有一点让我对两位艺术家觉得特别欣喜和尊敬。我关注谭平老师您的作品有十年的时间，我把您的抽象更世界上很多的抽象大师，像康定斯基，罗斯科等一一对比，我就发现谭老师的作品很有特色，二十年前就能做到几乎看不到别的艺术家的痕迹，不像我从别的作品中就经常能看到艺术大师留下的痕迹。我想请您谈谈，您在学习的时候是不是有意的，或者您是不是曾经也特别崇拜某一位大师，您怎么能够特别巧妙而坚定地找到了自己作品的方向？第二，谭平老师您拿出去的作品都是特别雅致，功夫很深，不像有些作品很粗糙，不够精细。您创作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一下就能创作成功或者把自己作品扔掉，涂抹的几率是多大？
谭平：其实每个人都有学习的阶段。只不过我过去学习的阶段你看得很少或者你没有看到。我80年代就开始做一些抽象的绘画，那个时候也有很多抽象大师的痕迹。到了90年代，我对抽象绘画特别感兴趣，也是做了一些试验性的作品。这些东西在我的脑子里，我学习他们是为了背叛他们。我现在不断地走向了对自己作品最后成果的一个覆盖，破坏，达到一个新的画面效果和想象，其实都是通过否定的方式来完成的。一旦画出一个完整的画时，它有可能就是我们曾经看到的东西。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立就在其中。我的绘画道理就在这儿。所以你看我作品的时候，会看到画了很多层，但是这个很多层不是过去塑造的概念。我这个是通过破坏的方式，使它一层层地叠加，这个叠加有时间的概念，就像历史一样不断被覆盖。
黄梅：您一幅作品覆盖很多遍，您觉不觉得占用了很多时间，总是一幅作品没成，或者覆盖就是一种快乐？
谭平：覆盖就是一种体验。每个人都可以试一下，我想画这个线条，那你放慢三倍试试，马上你的目标就变得非常模糊，你的状态迅速就改变了。这个时候对每个人来讲，他就会更加关注你所画的那个瞬间，非常围观和具体地看到笔和纸之间的关系。这种改变会直接影响到你的结果。你刚才说与大师不同，最重要的是过程必然导致了结果不同。
黄梅：我想问问卡斯特利先生作品一次性成功或者改变会很多吗？扔掉或反复修改的时候多吗？
卡斯特利：我在创作绘画的过程中，一般来说改动很少，如果有一些不太满意的地方也可能会在上面重新画或者彻底毁掉不要了。但是总的来说，基本上创作的过程很快，从头到尾几乎都是一气呵成的。我提前用比较小的纸打草稿，打完之后达到我理想的效果后才画，所以尽量避免改动。
黄梅女士去我画室两次，我正在创作这次展览的圆形旋转绘画，你去的时候可能画面还是空白的，其实我之前已经在平面的纸上试着画了很多次，等我觉得状态可以了就会画在圆形的转盘上。这样就能尽量少犯错。我在创作的时候也更很多艺术家进行过交流。有的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小小的悲剧性事件，比如你想要这么画一幅画，但是你最终没有能力去完成这幅画，这会让很多画家伤脑筋。
黄梅：通过这个展览，我想我们三个人都感受到了这中间不仅是绘画的交流，艺术的交流，更多的还是文化的交流。艺术家都特别渴望自由，如果说卡斯特利是一种天性的自由，我在谭平先生身上体会到的更多的是限制性的自由，您在繁忙的工作和事务中来创作和把控自己，但你还是一种比较愉快的状态，您比较能把控好。我不知道这样的体会是不是对的。或者您看到卡斯特利会不会羡慕他无限制的自由。您谈谈这方面的感受。
谭平：他是一个职业艺术家，我是一个业余艺术家。我的心态就是这样。我觉得心态特别重要，如果我把自己放在职业艺术家的位置，那别的工作压力就非常大。但如果我是一个业余艺术家，下班之后就是我的业余生活。在德国是教授治校，教授说了算，所有的行政工作都交给秘书去做。这和国内的区别非常大。国内整个院校在不断地发展，规模也越来越大，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也非常多。我记得去德国的时候，我在柏林艺术大学跟校长谈的时候就问了一个问题：我80年代就在学校上学，我们采取的是导师工作室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什么变化，你怎么想？世界变得这么快，为什么整个教学结构没有变？他给我一个反问：为什么要变？又没有错。当然我们深入谈的时候，其实每个导师的观念都在变。过去的时候，可能导师就是师父，学生就是徒弟。但现在导师和学生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但在中国不一样。中国这30年的变化是我们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在学校也是一样。过去我们一届招30个人，现在中央美院一届的本科，研究生，博士生加一起一共1000多人。所以不能再用原来的管理方法来管理。中国的城市也是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对我来讲，不仅仅是上班8小时，可能下班8小时还是要面对这样的工作。这对我们来讲也是激动人心的，很少有人能经历这样的发展过程。很多东西不仅能够实现社会的发展目标，同时也实现了个人的理想。
黄梅：我想问卡斯特利先生，作为一个自由的职业艺术家，您到中国来以后跟谭平先生接触的时间很短，我以前也跟您描述谭平先生会比较忙。那您能不能体会到他的忙碌？或者说谭平的抽象和以前你在西方看到的抽象有什么不同吗？
卡斯特利：我这次来中国的时间非常短，我也知道谭平先生抽出来了尽可能多的时间跟我进行交流。虽然我是一个自由的职业艺术家，但也不代表真的就是从早到晚都是绝对的自由的。因为画家也不可能中间不休息地画12个小时，你自身的能量也撑不了这么久，并且也有一些别的事务会分散你的注意力。所以我并没有觉得有太大的差别。
我倒不觉得谭平的抽象带有特别明显的国别的特征。我之前在欧洲的博物馆也看到展出过谭平的作品。我当时不认识谭平老师，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中国人。我认为到底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画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画面给人非常强烈的印象。谭平老师的作品中是体现了中国式的主题和中国式的抽象，每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都不一样，有的受现实主义的影响多一些，有的少一些，每个时期都有流派的并列，就像人本身是不同的一样的。
黄梅：刚才卡斯特利讲的一点很有意思。我讲谭平先生日常非常忙碌，但是他说他来的这几天没体会到。确实卡斯特利来的这几天，谭平老师抽出了很多时间一起交流，一起布展。两位艺术家之前都跟国际上其他艺术家合作过，首先请谭平老师谈一下这次和卡斯特利合作有什么不同或者有什么独到的感受？
谭平：我特别在意合作，要不然就是双个展了。20年前，我也曾经做过策展，但这策展也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叫“北京，柏林”。我找了两个中国艺术家和两个德国艺术家共同来做一个展览。我们都在做版画，版画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它可以套色。我就提了一个建议：每个人可以做同样尺度的版，做完之后每个人可以自由挑选对方的版来叠印。我记得当时每个人至少做了十块，有人做的写实的，我当时就做了抽象的了，还有人做了水墨感的。我们印了四五十张不一样的，组合的可能性非常多。后来我们做展览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件作品，把所有印的放在一面墙上，当时在北京也在德国展出。这件作品后来被德国慕尼黑收藏。这个交流非常有意思，不同的艺术家在同一件事里进行交流，这体现了各自创作的审美。后来第二次又做了铜版画。德国是铜版画的发源地。在北京做的是木版水印，两个地方进行交换。我们这次的交流是非常具体的现场交流。比如开始那个小厅的放法后来逐渐调整，放完之后他马上说：对了，就是它！我也觉得就是它。这才有对话的感觉，感觉大家共同创作一件作品。只有这个过程才能体现交流的意义。
黄梅：一开始卡斯特利来之前，谭老师的想法是有两面墙是各自的影像作品和简历，小厅里只有各自一幅作品，而且更多的可能是色彩的作品。后来卡斯特利来了，换了一种思维，影像和简历放到了一面墙上，挪出了两面墙来放作品，而且都是黑白，产生了特别酷的效果。我想请卡斯特利谈谈，您以前有没有跟别的艺术家这样合作过，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跟谭老师合作是什么样的感受？或者上次跟霍克尼合作是怎么分配展厅的？
卡斯特利：我以前也跟艺术家有过特别密切的合作时期。1979-1989年我生活在柏林。我刚到柏林的时候，就去画室见了两位同龄的青年艺术家。第二天莎乐美就邀请我吃早饭，此后7年的时间里我们每天都在合作。这次跟谭平教授在中国美术馆第一次见面，之前也看了谭平老师的照片和作品，所以见面的时候就觉得已经非常熟悉了，两个人就进行了自然而然地交谈，也都互有好感。我觉得谭平老师有中国人的这种儒雅，安静，善于思考的特质，而我是属于更有活力，更着急的急性子。谭平老师也尽量抽出时间来跟我一起吃饭，吃特别辣的火锅，喝白酒。就像认识了十几年的老朋友一样，我觉得以后我们也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黄梅：特别恭喜我的两位艺术家成了好朋友。现在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准备了两年，布了两天，出来的效果远远超过了我当时的策划。呈现给观众的也是完全不同于最初的效果。现在观众可以进行天圆地方地进行对比观看，观众可以围绕地上谭平先生的作品，不断地欣赏各个角度的，各面墙上的卡斯特利的作品。小厅里也可以欣赏卡斯特利的圆形旋转作品，谭平先生地上摆着的立方体作品。整个展览有很多可以对比观看的地方。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到中国美术馆去看这个展览，这个展览一直延续到5月31日。
谭平：我们两个要进行合作，过两天我们要共同画一张画。我还是第一次尝试和别人一起画画。我非常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