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不仅是身体的远足，更是精神的远行和寻找。艺术家石煜和刘商英以“出走”为题的联展正在798桥艺术中心展出，他们一位远赴印度和美国66号洲际公路，一位远赴西藏，因这些陌生景色与心灵的碰撞，创作出令人心旌摇动的画作。在创作中“出走”还有另一层含义：对语言习惯的挑战和观念的实验。
艺术中国：我们今天谈论的主题是关于石煜、刘商英两位艺术家在798桥艺术中心举行的联展《出走》。本次展览策展人是袁佐老师，两位艺术家都先后在袁佐先生主持的中间美术馆做过关于写生的大型个展。这次的展览和之前相比有哪些不同？
石煜：我是2013年3月初的时候在中间美术馆做了一个名为《各色》的展览，是由彭锋老师担任策展人。展出的作品是我在印度和北京画的部分夜景，强调绘画语言中的色彩特点。策展人在起题目的时候考虑得比较多，希望能够把我的出身，就是父辈曾参与过无名画会的经历，我在美院受教育的背景以及我的作品整体贯穿起来，那个展览是比较完整的一次个展。
做完中间美术馆的展览后，我开始把自己的作品和展览的主题一起压缩，我和刘商英两个人一直也在不停地沟通交流。其实我们俩2006年在美院的地下展厅做过一次联展，也是我们出去画了一批画回来以后做的一个展览，有点类似教学汇报展的性质。这次在798的展览会有老作品。也有新作品，老作品是前几年在印度写生时的一些积累，新作品是今年夏天我跑到美国66号公路去画的一批画。主要的想法是把《各色》引出来的主题继续深入，打开思路。展出的作品包括在印度画的写生、美国66号公路以及最新创作的城市夜景，这三种题材是穿插在一起的。
刘商英：8年前我们一起做展览的时候，身份刚从学生转变成老师，对绘画的认识，对生活的认识都还处于探索的阶段。我俩师出同门，上学的时候都在油画系的二工作室，工作室的主张是追求绘画过程中的“短兵相接”，在写生当中强调直觉，强调色彩，画面中的张力……这些内容都给了我们很深的影响，在脑子里扎了很深的根。之后慢慢随着对艺术思考的深入，各自经历不同的道路，时隔多年又有机会一起做展览，并不是故意为了延续8年前的展览，而是正好有这样的契机。这就是我们在彼此的探索道路上找到了共通的东西，我觉得这共通的地方来源于中国整个大的绘画环境，也来自我们共同的学院背景，我们有过一些共同的经历。
在绘画当中，我们共同坚守的一个理想就是通过绘画最原初的直觉状态去传导出我们在生活和绘画语言形式上的感受。我们找到的共同出口是写生，写生所涵盖的面很广、很大，他去了印度、美国，我这些年都在西藏。我们“出走”，出去画画不在乎画的大小、材料的种类，“出走”更有意味的是像中国传统画家或是西方印象派以来的画家那样，离开画室，来到户外，它强调的就是直接的、没有过多理性束缚的绘画过程。我们对此一直都有非常大的热情。
艺术中国： “出走”这个词含义第一是地理空间上的概念，走到异域，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写生，另一方面，其实是有一些远方的的东西吸引着自己，是一个不断开拓和发展自己的过程，两位怎么理解？
石煜：我们经常被“习惯”所干扰，看问题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是约定俗成的，这个在艺术创作中其实是阻碍艺术发展的。怎么样才能打开一扇门重新看待问题？我觉得“出走”就是带有这种含义——离开习惯。8年前我们一起做展览，那时候我们想的主题也是不要束缚在习惯里。有时候人的发展规律是我们各自走着自己的路向前时，没准在某个路口就相遇了，殊途可以同归也可以不同归，相遇的时候又会遇到新的问题，我们都带着这样的问题再重新做，这是在艺术发展过程中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袁佐老师提的“出走”说的是离开，就是人离开和心打开，人需要离开习惯性，才能打开心性。
刘商英：“出走”除了习惯之外，还有寻找的意思。寻找的不单单是具体的物象，而是作为一个个体寻找与更广阔的天地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会帮助关照自己，使自己不至于局限在一个很小的环境里面。
艺术中国：石煜老师这次展出有两个地域的写生作品，一个是印度，一个是美国66号公路，这两个地方给您带来了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石煜：去印度是一次偶然，我和刘老师一起去的，是美院的活动，大概有30多人。印度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也不知道那里会有什么有意思的，但是我对宗教、佛教的东西挺感兴趣的，就随身带了一个本。但是到那里之后3、4天什么也没画，没进入状态，不知道要画什么。后来有一天晚上我们要去酒吧，租了当地的一辆车，结果无意中就深入到了当地的巷子里面去了，就在那一天，我突然发现那里面有许多有意味的东西，和画有关系的东西。
刘商英：就是离开了旅游景点，真正进入老百姓生活的地方，那种鲜活的感觉一下子就进来了、打通了。
石煜：特别有意思，给我的感觉就是“接地气”了，一下子找到了画画的根源了。我后来画了很多关于瓦拉纳西恒河的画，恒河是印度人的母亲河，是一条古河，就像我们的黄河一样，守护着他们的文明。在现场，我能够感受到文明古国的“古”以及古老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那种气息扑面而来，这些非常吸引我，于是就决定画一批这样的画。他们的那里色彩，非常浓郁，而且有气味感，除了视觉感外还有嗅觉感，这是我从当时的现场体会到的，我特别想把这种味道感画出来，带有咖喱的味道。除此之外，色彩中还带有宗教的神性的感觉。
刘商英：这就是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他在印度找到了和他个体关照、他平时所想的一致的东西。这些东西能够把他内心的一些想法感受带出来，然后直接的反映在了作品上。
石煜：入必有得。所以出走一定有收获。去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刚开始也会有迷茫、徘徊，但慢慢的就会发现一些新东西。在中间美术馆做展览以后，就想把这个主题展开来，于是开始寻找相应的契机。我跟一个朋友聊天，他提到了“公路写生”，我看了一些有关公路题材的电影，里面就提到了美国66号公路。就像塞林格写的《麦田的守望者》，他也是穿越了这个公路，还有猫王，他们在现实中同样比较迷惑，于是就离开自己习惯性的生活，驾上一辆车，沿途走，遇上一些人一些事。这里面带有故事性，人在寻找故事，想要离开现在的生活，颠覆一下，换一个活法，换一个生存方式。当时跟朋友聊的时候说到66号公路挺神的，我就想试一下，后来就找了一个契机，安排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带着朋友、家人，沿着他们当年的老路边走边画，那路的全长大概3000多英里，从芝加哥到洛杉矶。
刘商英：他选这个路很有意思。路是沟通人与人之间重要的工具，是文明发展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石煜：美国66号公路是美国精神的一个缩影。因为当年这是一个很发达的地方，我们现在熟悉的汽车旅馆、加油站等，最早都是在那里兴起的，是现代化生活的开始。美国是轮子上的国家，他们比较有意识的将这个拓展开来形成轮子上的文化，就是行走、穿越这样的一个文化。
艺术中国：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遇上的比较感兴趣的题材是什么？
石煜：还挺多的。被警察逮到后查身份证、驾驶证，我们在北京这边养成的开车习惯跟美国那边是不一样的，他们很讲秩序。他们把公路变成了一个公路博物馆，那条公路已经荒废不用了，也不会去修它，就让它自然的在那里。一路上留了很多的遗迹，那些遗迹让我很感兴趣，有些废弃的汽车，插在地上，来往的人可以任意往上面喷漆，于是那就成了公共艺术，这些废弃的汽车就变成了大家对这个东西的纪念，路过这里，大家都可以去喷绘一下。很多人会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行走过的路有一个怀念。
艺术中国：印度的特点是古文明和宗教，而美国的66号公路则是现代文明的兴衰，您对似乎这两方面都很关注，从而引起了兴趣。
石煜：对。我自己画写实，就很喜欢两级的跳跃。它们之间的冲突挺大的。我是借助它们来表现了自己。
艺术中国：刘商英老师选择了西藏，是不是觉得那个地方更原始，和自然更相通？
刘商英：我和石老师的路径不一样。这个路径代表了我个人的态度，我更愿意去一些没有人或者人少的地方，这倒不是因为我要去隐居或者摆出一种姿态，而是在那种环境中我可以找到自己是什么。因为每天在城市里面忙碌，都是应接不暇的。作为一个艺术家，要保持一个清醒，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反映在作品中的脉络要清晰。
这次的展览恰好从题材还有方式上碰上了，其实我在四年前就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并且开始做了，每年都会去一个地方，我不知道这叫不叫出走，就是去寻找一些冥冥之中感受到的东西，或是一些困惑，如果积极的去对待这些困惑的话，它会是艺术的一种原动力。我们不约而同的选择这样的方式，它是符合我们内心的。
艺术中国：我们很想知道您在西藏的工作状态怎么样？在海拔那么高的地方，很多时候可能会出现缺氧的状态，在那种条件下是怎样创作的？
刘商英：可能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我去之前也担心这个问题，但后来发现这些都不是问题。虽然西藏和平原有很多不一样，但到了那里自然而然就适应了，就开始工作了。我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是因为有动力驱使自己到那里去，在这样的动力下会让我觉得没有什么是大问题。
石煜：其实只要有了目的，有了自己的动力，好多问题都不再是问题了。画画的时候总觉得会遇上许多生活上的阻碍，这其实就是因为没有拿出足够的勇气来。做很多事时是需要勇气的。就像刘老师去西藏这件事，很多人不是去不了，而是心里想的和要做的事的动力没有大于一切。这是艺术探索里面很可贵的地方，不是要把事情做得完完整整，漂漂亮亮，端在别人面前，艺术最感人的是偶然间发生的，自己都不知道会遇见什么，会发生什么，这是最吸引人的。
艺术中国：您这次展出的作品有些是写生的，有些是在画室根据记忆沉淀创作的作品，这两种状态在您身上是不是不可分割的？
刘商英：是的。首先我没有一直在外边画写生的条件，总要回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回来的之后比在现场难度更大，难度在于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环境当中，要面对熟悉的工作和生活，同时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不是要凭借记忆感觉去作画，而是靠着一种感受之后的沉淀，所以在工作室里画画的遍数要比在现场的遍数要多，它需要反复，这种反复和现场写生是一种很重要的互补。画画不只是一时的冲动和兴趣，而是要像拉斯科洞窟壁画一样，到今天还能给人心惊动魄的恒久感觉。这两种不同的工作方式可以帮助我不断的去矫正这种关系。
石煜：我们都是搞架上绘画的。在媒体传播方式很多元化的今天，我们还选择一种很传统的用手在纸上、画布上涂抹的方式。这是个人的选择，我就是喜欢有触感的东西，我觉得笔在纸上运动的感觉就像是心电图似的，这种运动感永远带有自己心性的东西，很难被代替，心情躁动时候的运笔和心情愉悦时候的运笔肯定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是人的味道，代表人最原始、最初衷的感觉。
艺术中国：以前我们说写生都是为创作打草稿、积累素材，那现在两位老师是否觉得写生和创作是一回事，“出走”这种写生方式在未来会是你们重要的创作方式吗？
刘商英：不一定。首先写生和创作没有明确的界限，都是绘画。然后，我不能说我以后就一定会是这样，没有最终的定论，这是没有预设的。咱们刚才谈的问题，我突然就想我这次展览就不展出写生的作品了，全部展出我在工作室创作的作品，这实际上是我脑子的“出走”，回来之后在工作室完善的过程，这里面不存在是不是一定要出去写生。就像我很喜欢的一个电影《阿甘正传》，他用跑步的方式演绎了他的一生，他想起来跑步就跑步，等他跑出名了，一大堆人跟着他跑的时候，他就不跑了，没有理由，就是跑累了，该回家了。其实艺术也就是这样，它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我们俩选择不同的方向出走，是我们俩此时此刻某些状态的共鸣之处，但谁也不知道今后的艺术之路是怎样的，不能提前设定这条路。我很热爱绘画，我一直在想，绘画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也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通过绘画表达自己的态度，和周围的关系。这里面的状况是自由的，不可预定的。
石煜：写生只是一个方式而已，它的起点应该是自由，我的理解是从自由到自然再到自由。先是因为心性上的自由出去了，艺术上的手法自然的生长、发展，最后回归的还是自由。
艺术中国：两位老师刚才提到“出走”不仅是身体上的离开，更多的是意识方面的，从意识方面来讲，你们想要离开和寻找的是什么？
石煜：刘老师刚才有提到西藏。他心里是有一个标准的，但这个标准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他要去找的也是这样的标准，当这两个标准相遇的时候会发生碰撞，那个时候的画呈现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也是这样。我想象中的66号公路和我真的到那之后是不一样的，就是短兵相接，见招拆招的感觉，那种相遇是无法设定的。这就是艺术的偶然性，偶然性里也含盖着某种必然性，是一个偶然性的发生，但自己对这个偶然性有一个相应的计划，偶然和必然相互穿插。
刘商英：写生受客观原因的限定，不允许有太多反复的过程，所以在现场我会给自己限定一个时间，不管画得是好还是不好在规定时间内一定要完成。在工作室就不一样，一张画，我可以很快画完，同时也可以不停反复的画，这两种感觉是最不一样的，它像是桌子的两面，虽然不同，但都在桌子上，这两种方式是相互补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