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岭在北京熙地布鲁斯酒吧演出的情景
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上，张岭戴着他标志性的礼帽，手握贝斯，唱一首名叫《喝酒Blues》的歌，这首歌就像是醉酒后的唠叨，在布鲁斯音阶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有趣、慵懒。“不少观众第一次听到这种音乐类型，特别是用中文唱的布鲁斯。”张岭告诉本刊。那晚，音乐导师刘欢第一个拉动推杆，当他看到张岭时，吃惊地拍着双手，两眼有些湿润。事实上，这并不是刘欢第一次在台下听张岭唱歌。
“在80年代后期，刘欢曾在北京大学观看过我的乐队演出。”张岭向本刊回忆道，那时候，刘欢凭借着《少年壮志不言愁》刚刚走上歌坛，而当年的张岭也不过20岁。张岭的那支乐队名为“五月天”。1986年，来自中央歌剧团大院的张岭和全总文工团的秦勇（黑豹乐队主唱）、何勇、曹均等人总会聚在一起弹琴，受到崔健的影响开始组建乐队。“那时候乐队没有太多设备，我仅有的琴也只是一把罗兰斜挎式键盘。”张岭说自己最初并不是一名贝斯手，由于乐队需要，“性格较好的成员总会成为贝斯手”。张岭说：“贝斯手需要有一种宽容心，作为几种乐器的衔接者，我那时就体会到琴与人的性格是相通的。”
张岭说，“五月天”在“工大”的首演让他一下子找到了“感觉”。那一天，高旗、蔚华与他们同台，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翻唱了不少经典摇滚歌曲，“在那个慌乱的现场中，台上台下的每个人似乎都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那阵子，张岭的生活变得充实，也因为演出和排练变得忙碌。当时，张岭常常翻唱盖瑞·摩尔（Gary Moore）的歌曲，他是70年代英伦群岛最著名的布鲁斯吉他手之一。那会儿北京摇滚圈里还不兴“玩布鲁斯”这个说法，张岭也没法从有限的资源里学习真正的布鲁斯音乐。“80年代的时候，庄飙还有老崔的贝斯手懂一些布鲁斯和爵士，我看过他们演奏，觉得听起来很舒服。我当时特别想了解这种音乐，搞清楚这些和声，所以就决定出去上学。”
1989年，22岁的张岭来到悉尼，在悉尼大学的音乐学院学习爵士乐。在同一时期的音乐人看来，张岭的深造似乎有点“先锋”，甚至有人认为他错过了中国摇滚乐历史上最鼎盛的年代。“那时候中国摇滚乐在虚浮的状态下变得火热，而我在学习过程中重新找到了音乐的位置。”张岭说。1990年，英国乐队UB40的悉尼专场让他记忆犹新。“我第一次看到一个雷鬼乐队的现场可以如此丰富，在他们的音乐里我听到了不同种类的音乐。”由此，张岭似乎坚定了自己未来的音乐轨迹，尽管它依旧模糊，但那些音乐的现场足以让他找到新的灵感。
1994年，回国后的张岭在东直门的酒吧弹琴时遇到崔健，彼时，崔健刚刚发行专辑《红旗下的蛋》不久，他的音乐中出现了更多的布鲁斯和自由爵士成分，张岭毫不犹豫地加入进来，并成为他未来10年的音乐伙伴。崔健开始在音乐中注入更多的现代音乐元素，在张岭看来，“老崔的音乐如同北京城的现代化一样翻天覆地”，毫无疑问，他的乐感也在经历着这场潜移默化的变革。张岭觉得，崔健的音乐是一种启发，他说：“老崔的每一次排练都会将音乐打碎，逐段试验。在排练中，我们尝试了太多的音乐风格，而歌曲总是在演出前一天才能成形。”在这个复杂的音乐尝试中，张岭开始找到一些门路，他也按捺不住自己的音乐冲动，并开始尝试着玩一些“其他声音”。1995年，不少人在西四的有待唱片店看到过一张设计别致的专辑，这张被命名为《天场乐队》的唱片被后来的乐评人喻为“本土第一张爵士唱片”，这支乐队的最初成员便是崔健乐队的张岭、孔宏伟和三儿（张永光）。“那一阵儿，我们都对爵士乐感兴趣，几个人凑在一块，按照自己对爵士乐的理解做了那样一张唱片。”张岭告诉本刊，“我们把布鲁斯、‘北京音阶式的华尔兹’、三弦曲调都集合到了这张唱片中，使它听起来更有中国特点。”
与此同时，另一支“改变”张岭音乐轨迹的乐队也在悄然组建中。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或许从未想过自己当初对布鲁斯音乐的简单想法会成为现实，这个“老外”跑遍了整个北京，才让北京最优秀的布鲁斯乐手聚集在一起，组建起这支名为“节奏之犬”（Rhythm Dog）的乐队。“我记得是1996年，当这支乐队第一次排练的时候，我终于听到了那种属于我的声音。”张岭说，“第一次排练非常成功，艾迪、贝贝、金浩等乐手和我一下子就找到了共鸣，以至于我们在第一次排练后就去了当时的CD咖啡演出。”张岭认为，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音乐风格，并把它演奏出来，对于一个自由乐手来说至关重要。
在张岭的朋友眼中，这个“北京爷们”的直爽性格，和他玩布鲁斯音乐多少有些关系。张岭也常说，布鲁斯偏爱真实的故事，那些故事可能很简单，甚至有点无聊，但它像一首诗，一个短篇小说，用最普通的语言，唱出心里的想法。2004年开始，张岭便有意识地整理起自己写过的歌曲，录制起自己的第一张原创唱片。两年后，张亚东作为制作人，为张岭发行了这张名为《女人的歌》专辑。《我有钱》是整个专辑中最典型的一首布鲁斯歌曲，而这也是张岭仍在酒吧演出的“固定曲目之一”。张岭解释道：“布鲁斯歌曲好上口，歌词直白，也有些诙谐和自嘲的成分。虽然它叫‘我有钱’，但就像歌词里所写的‘不是钞票’，而是每个人身边最容易被忽略的财富——快乐、真诚、友情、爱情等等，很多人都在追逐财富的时候忘记了守住身边的‘钱’，最终只能守着一堆钞票。玩布鲁斯音乐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它给我带来快乐、忧伤，这些真实的情感就是‘我的钱’。”
这张专辑上市后，张岭做了几场演出，他觉得自己还处在“摸索”过程中，虽然布鲁斯在中国尚未形成气候，但是他觉得“已经开始接近这个目标了”。那阵子，他重新看了一遍1988年自己在中山音乐堂和崔健一起演出时的视频，他说：“我那会儿实际上唱了不少布鲁斯歌曲，其实这种音乐一直伴随着很多音乐人，我们喜欢的滚石乐队、齐柏林飞艇乐队，那就是布鲁斯音乐转变而来的，它是一切音乐的根源。”
2008年左右，北京的布鲁斯演出大多集中在位于东三环的CD爵士咖啡馆，这家开了近20年的酒吧经历了北京的朋克和爵士时代，但是在2008年后，张岭已经极少看到有关布鲁斯音乐的现场了。“我发现北京的音乐人开始围绕着演出场所集成圈子，这是个特别好的现象，因为音乐人开始专注于某种音乐类型，并组建自己的平台。”张岭告诉本刊，“令我遗憾的是，唯独没有布鲁斯的圈子。”2010年，刘元将原先的“CD爵士”迁至后海的东岸酒吧，张岭顺其自然地从这位“发小儿”手中接盘，并将其改名为“熙地布鲁斯”，由此，“北京的布鲁斯阵营也建起来了”。在张岭看来，“这种音乐酒吧的现场特别重要，它不像是别的酒吧，客人都是过来喝酒的，来这里的人对音乐都很挑剔，他们要听纯正的现场音乐”。
“从开业到现在，我一直亲自安排每场演出的阵容，起初，布鲁斯的圈子很小，除了老朋友孔宏伟、秦四风偶尔来客串一下，基本要靠我自己的乐队撑着。后来，摩天楼乐队、浪荡绅士乐队、张晓松等音乐人也都变成了这里的常客。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认识了不少年轻人，他们喜欢布鲁斯，其中一些人现在已经成为专业乐手，还有一些草根的朋友，他们的水平参差不齐，我也欢迎他们来一起玩。”张岭说。张岭所谓的“玩”，就是“即兴”（Jam），而简单的布鲁斯即兴，不需要太多音乐技巧。在周末演出时，张岭常常拉起一位现场的观众，让他们按照音乐的节奏，“唱”一段自己的故事，就这样，张岭听到了许多真实故事，他觉得，“身边的一切都可以被唱出来，只是情绪有所不同”。张岭说：“我有一个徒弟，今年过年回家吃饭的时候，他的奶奶让每个人都唱个歌助兴，男孩就随口唱了一首布鲁斯，农村老太太虽然没听过布鲁斯，却也清楚听明白了歌里的内容，就这样把老太太给唱哭了。布鲁斯有一种情绪在里面，他是你一贯的忧伤和随性，你的快乐也能融入其中。”
“写歌，是个水到渠成的事儿，一首好歌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特别是布鲁斯音乐。”2012年初的某个周末，张岭站在吧台前，眼前的景象让他出神。当晚，他开着车回家时，偶然哼出一首曲子，他踩了脚刹车，汽车缓缓前行，他自言自语地唱道：“慢着慢着宝贝，我有话要对你说……”就在回家的路上，张岭完成了《喝酒Blues》的创作。张岭说：“第二天下午乐队排练时，我和乐队试着弹了一遍，刚刚唱完，吉他手陈鸿维对我说，你这首歌，直捅了我的心窝子。我想，还是布鲁斯够直接。”不久，这首歌就登上了“熙地布鲁斯”的舞台。“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都会将目光转移到舞台上，我在台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反应，因为听布鲁斯的人也很少听到中文歌词，这首《喝酒Blues》把观众的耳朵和脑子打通了。”张岭说，“布鲁斯其实很适合中文演唱，它所表现出的情绪也很当下。”
对于登上“中国好歌曲”舞台，张岭认为有些“阴差阳错”。几个月前，有朋友打电话给他推荐他上这个节目，张岭只问了一句：“能唱布鲁斯么？”或许正因为那句肯定的回答，他才做了这个“仓促”的决定。那段时间，刘欢恰好从美国回到北京，他坐在张岭的酒吧里，聊起了大乐队（BigBand）的演出，而张岭对于节目的事，只字未提。两周后，当刘欢在央视的舞台上吃惊地看到握着贝斯的张岭时，颇有些感慨。“我最初还不知道这是个选秀节目，后来知道了还有些抵触，我觉得做音乐不能有太多顾虑，就像我玩音乐时一贯的随性。其实我并不在乎能在那个舞台上‘打过多少关’，我觉得让很多人听到布鲁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用中文来演唱。”张岭说。
不久前，张岭的熙地布鲁斯酒吧从东三环搬到了神路街一带，“成本上涨了四五倍”，但他仍旧坚持着举办每年一届的“室内布鲁斯音乐节”。在张岭看来，这些代价也都值得，因为，“布鲁斯教会了他放松做音乐，坚持用真实的故事谱写这种基于五声音阶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