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唱原创，不碰新歌，是国内音乐真人秀节目蜂拥而上形成的一条潜规则。也许正因如此，当《中国好歌曲》扛着原创音乐的大旗横空出世时，反其道而行之的姿态多少已经吊起了小伙伴们的胃口。
事实证明，《中国好歌曲》打破了“原创模式无收视”的魔咒，其收视率甚至超过《我是歌手》。一批耕耘于幕后，“和音乐死磕”的创作人走进了大众视野。
他们当中，有在读大学生，有“音乐爱好者”，有独立音乐人，有酒吧驻唱歌手，也有在国内流行乐坛名气不小的音乐制作人……他们不是耀眼的明星，大众对他们的生活状态，了解得少之又少。
据说，每年出现在网络音乐平台上的新歌约有5万首。而《中国好歌曲》最初征集到的原创作品有2万余首，最终有97首进入节目录制，而播出的只有67首。
这67首歌的创作者是幸运的——登上大舞台，为更多人所认识，甚至一夜成名。而与此同时，还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为音乐而坚守的人，或许依旧躲在一间暗淡的小屋里，弹奏着一把旧吉他。
歌声里的生活滋味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34岁的民谣歌手赵照，一把吉他，一副干净的嗓音，悠悠缓缓地唱着。远在山东聊城，年逾古稀的母亲，坐在电视机前，泪水潸然。这位母亲第一次听儿子在“大地方”唱歌，而且是写给她的歌。
从2003年开始漂在北京，赵照每年与母亲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妈妈40岁时才生了我，父亲在我12岁时去世了。妈妈一个人把我们三个孩子拉扯大，很不容易。”赵照说。2013年的一天，他读到了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篇《当你老了》。这是一首爱情诗，不过他却想到了自己的母亲，于是就将这首诗谱上了曲子。他说：“在时间面前，我们一天天强大，妈妈却一天天衰老。希望当我老了的时候，我还能把这首歌唱给妈妈听，妈妈健在，我也健在。”
一首《当你老了》，典型的民谣式倾诉——从心而出的音乐，终究能抵达心灵。“我理解的民谣歌手更像手工艺人，我们的尺子是用心。”赵照说。
这两年，民谣音乐人在音乐综艺节目中出现的身影越来越多。不过，他们对上什么样的节目也很“挑剔”。赵照眼里，《中国好歌曲》虽然貌似是一个比赛，但更像一个宣言，在传播一种音乐文化，弘扬一种原创精神，“一般来说，一首好作品的传唱，大家只记得原唱，却往往忽略了原作者。有几个人知道《月亮代表我的心》是谁写的？是谁谱的曲？编曲是谁？混音是谁？大家只记得邓丽君，对于创作者，这是很悲凉的事。”
和赵照一样，来自四川大凉山的莫西子诗也是“北漂”。在第一期《中国好歌曲》里，这个35岁的彝族小伙儿将一首情歌《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献给自己的日本女友。歌的名字有点长，有点狠，不过句句透着实感真情——“你呀你，终于出现了，我们只是打了个照面，这颗心就稀巴烂……”
在外漂泊的日子，莫西子诗干过很多活儿。在北京当“胡同导游”时，他认识了一位日本姑娘。后来，“有一个冬夜，我走在路上，然后抬头一看，是满月！这么美好的夜晚，我突然就想到这个姑娘。”于是，他打算约见佳人，可当时两手空空，没有“见面礼”会“很失礼”。鬼使神差一般，他在路边采了一束杂草放在背包里，见到姑娘时献了出来。姑娘没有嫌弃，反而觉得“杂草比玫瑰更美丽”。再后来，两个人幸福牵手。
和众多年轻音乐人一样，莫西子诗自己写歌，也给别人写歌，吉克隽逸在《中国好声音》里唱火的那首《不要怕》，就是他写的。不过到现在为止，他大概也就只有50首作品。对他来说，“若状态不自在，写东西就会很别扭。”他还会参与电影配乐，并由此结识了摇滚音乐人窦唯。在这些年的音乐创作中，他牢牢记住了一句话——做音乐不可以不自在。
《中国好歌曲》将华语歌坛的歌词审美提高了一大截。赵照源自生活的吟唱，莫西子诗发自内心的倾诉，令那些“低幼糟烂”“爱不完、恨不够”的歌词，相形见绌。
“豆瓣音乐人”的态度
一首“听了耳朵会怀孕”的歌，网友们用这样一个搞怪的比喻，赞扬赵雷演唱的《画》。而导师刘欢也如获至宝，认为“我没有擦去争吵的橡皮，只有一支画着孤独的笔……”这句歌词是神来之笔。
28岁的赵雷是北京人，也是赵照的徒弟。在民谣圈他虽然还排不上“咖”级，不过也小有名气，是万千网友追捧的“豆瓣音乐人”。自打上了《中国好歌曲》，他平均每两三天接受一次采访，走在大街上能被“非文艺青年”认出来，演出邀约更多了。还有一个糖果品牌找他当代言人，被他拒绝了，“我不喜欢这个路子！”
有一点让他挺兴奋，“音乐节能把我安排在一个好的位置和好的时间段了。”之前，诸如草莓、迷笛、张北等国内音乐节他都参加过，但都是在民谣舞台，上不了“大咖”们占据的主舞台。“为了省成本，民谣舞台一般不让带乐队，就我自己弹唱。虽说感觉也不错，可毕竟我还是向往主舞台的，带着乐队唱，很爽！”
关于做音乐的态度，赵雷说得很干脆：“生活就是和音乐死磕。”自从决定做音乐，他就没想过追求富有的物质生活。一年到头，他主要靠个人专场演出，唱自己的歌来赚钱生活。事实上，他经常“手头很紧”。去年10月，他启动了一轮全国巡演，3个月唱了45场。济南是首发站，买了从北京到济南的车票之后，他身上仅剩100多元钱。朋友说可以借给他几千元，不过他只拿了300元，到了济南，在旅店住了一宿，又花掉200多元。“没想到济南第一站就很火，赚了一万多元。”赵雷语气里有一点小小的骄傲。
巡演场地多是“小地方的小型Live House”，其中大部分是赵雷自己打电话联系的。那些小城市的独立音乐发展环境不太好，但他愿意去唱，因为来的歌迷都是真心喜欢他的作品。“在景德镇的演出场地是一间三居室里的客厅，满打满算不超过50平方米。每张票50元，原本限定80人，结果来了97人。”
“包括门票钱，还有现场卖CD，一圈演下来，我这一趟用400元换回了40多万元！”赵雷说，这笔钱，除了一部分用于还做第一张专辑时欠下的账，剩下的将用在制作第二张专辑上。
这么多年来，赵雷就是过着这样“借借还还”的日子，不过他很知足，“我和演出场地一般是三七分成，我拿大头儿，而且我的票房还行。很多酒吧歌手，唱一晚上也就挣个两三百元。比起他们，我已经很不错了。”
赵雷很少卖歌，他觉得“卖歌就像卖自己的孩子”，而且“永远写不出同一首歌”。他和众多民谣人一样，对不注重节操的商业营销敬而远之，也不会为了出名而牺牲掉更重要的东西，那样的话他宁愿一个人做音乐，每年发张唱片，只被小众认可。他习惯于把自己“隔绝”在小小的录音室里写歌，“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劳动。就像种庄稼，不去劳作怎么会有收获？”
“纡尊降贵”的音乐大咖
如果不是真真儿地站在了《中国好歌曲》舞台上，恐怕没有多少人敢相信他会来参加这个“年轻人的游戏”。
他叫柳重言，一个有些陌生的名字，不过他曾经创作过的歌曲，却被大众所熟悉：王菲的《红豆》、张国荣的《冤家》、张学友的《不想这是场戏》、陈奕迅的《天下无双》……50岁的他，是《中国好歌曲》年龄最大的选手。
最初，他不是很敢来参加，“毕竟一把年纪了嘛”。节目组于是搬出了一个正面教材——曾和谭咏麟一起组建过乐队，并为梅艳芳写过歌的钟伟强，年过六旬之际参加了2013年《中国好声音》。后来，他自己也慢慢想通了，“现在我这个年龄会很珍惜每一个过程，很想去感受人生不同的过程。”这次参加《中国好歌曲》，算是为自己活一把，“50岁了，我还不去的话，就来不及了。”
有媒体曾问柳重言，跟陈奕迅、王菲熟吗？他的回答异常坦率，似淡云轻风：“我通常是躲在自己的创作空间里写歌，歌曲交出去之后其实不会有太多机会和歌手接触，因为我是交给中介，由他们来和歌手接触。他们不是很知道我吧，只是知道这首歌挺好听。”
和众多音乐创作人一样，柳重言早已习惯了生活在歌星耀眼身躯所投下的那一片影子里。不过，这几年他的心里隐隐开始有了一种焦虑：“市场环境在变化，我看到很多搞音乐的人都在挣扎——是否要继续做音乐的心理挣扎。我希望通过‘好歌曲’这个平台，让更多人看到音乐人坚持做音乐的不容易，让更多人关注那些位居幕后的音乐人。”
被誉为“中国第一贝斯手”，46岁的北京蓝调音乐人张岭出现在《中国好歌曲》舞台，也引来一片惊呼声。
节目中，当导师刘欢拉下面前的推杆，看清张岭的面容时，不禁大叫：“天哪，万万没想到是他！”而舞台之下，他的众多朋友更是大跌眼镜。不过张岭却认为，这没什么丢脸的，“很难得，能有一个节目真诚地鼓励原创音乐。”
19岁时，张岭就组建了人生中第一支乐队——“五月天”，后来还参加了当年崔健的专场音乐会演出。当时很多人预测，这支乐队将像黑豹、唐朝一样前途光明。遗憾的是，张岭后来离开了乐队，前往澳大利亚留学。他觉得，年纪轻轻应该多学点东西，否则音乐创作很快会油尽灯枯。
留学期间，张岭刷过盘子，开过出租车……1994年，张岭回到北京，一头扎进了爵士圈。当时东直门一带酒吧夜场扎堆儿，是公认的音乐爱好者“集散地”，张岭自然也身在其中。一天，崔健推开了某个酒吧的门，恰好看到张岭坐在舞台上弹贝斯，便单刀直入：“加入我的乐队吧。”和崔健做乐队的十年，在张岭看来“是一段折磨人的日子”，不是老崔折磨他，而是自己折磨自己，“在音乐上的探索有时候会把自己逼上绝路，另辟蹊径之后又会绝处逢生。”
2004年，张岭加入爵士乐队“节奏之犬”，担任贝斯手兼主唱。他认为，布鲁斯音乐是当今所有音乐形式的源头，不过在中国依然处于小众化、边缘化的状态。走上《中国好歌曲》的舞台，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听到这种音乐类型，“不敢说是普及。我把《喝酒blues》这首歌拿出来，有感觉的人会感受到；没感觉也没关系，听一次，以后会有的。”
高速收费员的十年追梦
周三，一个有着奇怪名字的“老男孩”，从云南丽江走上《中国好歌曲》的舞台。节目录制前到上海试音，是他第一次用专业的录音棚。从录音棚出来时，他紧张得手发抖，不停地自责：“我不会用这个，我唱得不好。”
后来，他在舞台上唱的那首《一个歌手的情书》，让现场四位导师为他推杆。激动不已的蔡健雅甚至赞叹他是“中国的鲍勃·迪伦”。事实上，这句褒奖最终引来了音乐圈的嘲笑，“北京的簋街每天能见到二三十个‘中国的鲍勃·迪伦’。”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其貌不扬、看似有些木讷的周三，为他的音乐赋予了难以抵挡的感染力。而这，或许直接源于他十年追梦路而沉淀下的爱与忧愁。
在27岁之前，周三的生活和音乐隔着一道厚厚的屏障。1999年职高毕业后，父母托关系，花光了准备给他结婚的钱，为他找到了高速公路收费员这个“铁饭碗”。从那时起，直到2005年，周三在收费站每年都是优秀员工，还当过团支书、班长和民管组组长。可这些对他似乎都没有意义，他觉得每天的工作只是一种永无止境的重复，他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那一年，已近而立的周三辞掉了“铁饭碗”，打算开始做音乐。也是从那一年开始，《超级女声》《快乐男声》等选秀节目陆续推出，让无数青年开始梦想一夜成名、瞬间蹿红。
周三带着乐队来到他眼中的大城市成都参加选秀，节目却因某些原因而临时取消。陷入生活困顿的周三拨通了妈妈的电话，他踌躇于如何开口问妈妈借钱。电话里，妈妈急切的声音传来：“现在好不好？过得怎么样？不行就快回来……”泪流无声，周三强忍住哽咽，“都挺好的，也不缺钱。”
为了这通电话，他写了一首歌叫《以为》，“我以为鸟儿长出了翅膀，就能够飞翔；我以为鱼儿离开了池塘，它还是一个样；我以为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和家乡一个样；我以为只要弹琴把歌唱，就只有快乐没有悲伤……”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云南，我以为成都什么都有，结果我什么都没得到。”周三说。黯然回到云南之后，他辗转来到丽江，以“技术股”在江湖酒吧落下脚来。如今，这个酒吧已是丽江最火爆的酒吧之一。周三说，现在有乐手到酒吧来玩，他从不收他们一分钱，因为他也是那么过来的，他知道做音乐有多难。
在丽江，周三有一个绰号“三爷”。《中国好歌曲》副总导演吴群达记得，当初在江湖酒吧，导演组本来是去听几个酒吧驻场歌手和周三的搭档小松唱歌的。听完之后，酒吧里的几个哥们儿开始起哄让“三爷”也来一首，于是他唱了那首《一个歌手的情书》。温暖的灯光里，他身怀六甲的妻子也坐在台下听，可听到一半时她起身去了门口。吴群达看到，她背对着大家的身影，在竭力压抑着隐隐的啜泣声……
在熙来攘往的流行乐坛，像周三一样的奋斗者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对待梦想的那份坚韧，或许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
观点
原创之殇，亟待破解的行业死结
受访者：音乐人卢中强
从《中国好歌曲》首播亮相，到出现在马年央视春晚节目单上，一个叫霍尊的大男孩成了万众瞩目的明星。这期间，相隔短短13天。
一首《卷珠帘》，在《中国好歌曲》里感动得导师刘欢泪水涟涟。而在知名音乐人卢中强眼里，这也是马年春晚最好听的一首原创作品，尽管霍尊模仿日本歌手中孝介的痕迹太重。但毫无疑问，霍尊火了。
当然，《中国好歌曲》本身也很火。“《中国好歌曲》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节目，它将摇滚、电音、实验、布鲁斯、民谣、说唱等不同的音乐形式，以原创的面貌展现出来，单调乏味的乐坛好像突然间多了新空气。”卢中强说。当看到张岭、马上又这样的资深音乐人也出现在舞台上时，他感动了，“真的，这是一个让幕后音乐人看着很舒服的节目。”
《中国好歌曲》表现出了对原创的足够诚意，不过面对流行乐坛的“原创之殇”，一些问题似乎仍处于模糊之中。就像有人高呼，“好歌曲上春晚”是原创音乐的荣誉和胜利，而在卢中强看来，也许这两者之间的勾连、对接，尚不足以那么乐观。他开了个玩笑：“如果说，《卷珠帘》版权费挣了1000万元，霍尊出场费平稳保持在5万元一场，那倒是可以说原创胜利了。”
“只见人火，不见其他”，是这两年国内音乐类电视节目的“特色”，也是华语流行音乐行业的一个死结。歌手火了，商演、代言的价码火速飙升，这是节目价值的一种最直接的“变现”。不过，诸如卢中强等音乐人，最期待的还是，一首优秀的原创作品的价值真正凸显出来。
目前，《中国好歌曲》收歌阶段推出的音乐作品，在各大音乐网站、排行榜上都是热门曲目，甚至于已经进入了KTV。在卢中强看来，这个节目已经打通了作品传播的线上、线下渠道，但关键问题却又不在于此，“如果能够通过音乐网站用户的欢迎度、点击量，与创作者进行版权费的结算，有效反哺音乐行业，才是真正体现了原创的价值。如果‘好歌曲’最终不能将优秀的音乐作品，转化成优秀的文化产品，顶多也就是‘好声音’的一个变种而已。”
根据《中国好歌曲》制作方的反馈，节目歌曲在线上、线下传播的收益，将会在节目结束后与选手们进行具体商谈。至于结果，只能拭目以待。
卢中强认为，《中国好歌曲》制作方灿星公司，作为目前最火的节目制作公司和最火的文化产品公司，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针对渠道的议价权，“如果节目的视频、音频，针对不同的渠道，他们能够拿出一个合理的议价体系，搭建起价值平台，而不是一次性‘贩卖’出去，那将对行业有实打实的促进作用。如果本着这样令人敬仰的态度，那才是真正在为行业的前途铺路，而不仅仅是让选手们露个漂亮的脸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