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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披头士”引领了一场流行音乐革命，从此改变了世界流行音乐的格局。
1964年初，库布里克的荒诞杰作《奇爱博士》上映。这部作品原本定于1963年上映，但由于肯尼迪遇刺事件而推迟了档期。
女权运动的经典之作《女性的奥秘》在1963年出版。
1963年，鲍勃·迪伦出了被公认为经典的专辑《自由驰骋的鲍勃·迪伦》。
1963年，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
1963年，出生于巴基斯坦的英国作家塔里克·阿里(Tariq Ali)刚满20岁，还是一名学生的他亲眼目睹了当时政治、文化和社会的非凡巨变。那一年定义了后来的“现代社会”。回忆起1963年，塔里克说：“那是充满预示性的一年。在当时，甚至几年后，没有人想到会发生什么，直到那场席卷全球的风暴。”他试图回想起这一年，找到内心深处的一些回忆，哪怕只有一点点印象，也可以重建一个没有太多扭曲的模糊过往。
“1963年10月，我到牛津大学读书，当时正流行波西米亚风，女人穿着黑色塑体衣或皮夹克，男人都穿皮夹克或海军防雨衣，而我固执地穿了好几个月的马裤呢和粗呢大衣。古巴导弹危机临时触发了核裁军运动，实际上英国工党会议在1960年已经投票通过了单边核裁军，但是第二年又改主意了，其中左翼工党领袖安奈林·比万（Aneurin Bevan）产生了重要影响。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觉得核裁军运动太温和了，从主席位置上辞职并创立了反战团体百人会。”
女人爱披头士
男人爱滚石
1963年，人们谈论最多的是披头士。所有在卡法克斯交叉路口附近听过他们唱歌的人都被迷住了。在各个聚会，披头士党和滚石党整天吵闹不停，后者认为滚石无疑更优秀，更刺激，更有感觉，也更适合跳舞。“有一次我们搞了个投票，结果女人大多喜欢披头士，而男子汉都热爱滚石。”塔里克说。
鲍勃·迪伦也在人们的谈论中。他刚刚发布了那张著名的专辑《自由驰骋的鲍勃·迪伦》（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这位“铃鼓先生”（2004年一首新歌的歌名）为无数暗送秋波和勾引提供了前戏的音乐。避孕药改变了人们的态度，女人获得更多自由，但性别歧视仍然可怕。巴黎索邦大学的新生朱迪思·奥克丽（Judith Okely）开始提倡女权主义，并把西蒙·波伏娃的作品介绍给众人。
这一年，迪伦和女朋友苏西·罗托洛搬到了乡村。她的父母是“麦卡锡主义时代”（注：1950年代初，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发起了美国全国性反共“十字军运动”。他任职参议员期间，大肆渲染共产党侵入政府和舆论界，煽动人们互相揭发，许多著名人士如演员查理·卓别林和“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等都受到迫害，被指控为向苏联透露机密和为苏联充当间谍）幸存下来的共产党人。他们令迪伦变得激进，使他写下了1964年那首《时代正在变化》（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这首歌推动了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注：二战后美国黑人为反对种族隔离与歧视，争取民主权利而发起了民权运动），令那些原本对肯尼迪总统抱有很大期望的学生更加激进，他们在期望中收获的只有猪湾入侵事件和越战，同样令他们失望的还有下一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8月，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触动了整整一代人。在内战将近一个世纪后，美国黑人依然在被处以私刑，被剥夺基本人权，在南方诸州不允许投票，在北方遭到歧视。3K党在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有支持者。他们决定回击，马丁·路德·金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而按照另两位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和马尔克姆·X（Malcolm X）的说法，不排除暴力的可能。
“纪录片”《奇爱博士》
“我记得很清楚，”塔里克说，“1963年11月22日，我和一群朋友正坐在牛津辩论社的电视机前看早间新闻。突然间，天昏地暗。我们沉默地看着电视画面，约翰·肯尼迪被刺杀了。我们谁也没说话，径直走到了酒吧。我遇到的第一个人是漂亮、娇小、脸色苍白、鬈头发的朱迪思·G，她是共产党俱乐部的坚定分子。我告诉他肯尼迪被刺杀了，她面无表情地说，‘他们没有把林登·约翰逊也杀了？’她总是那样装腔作势。”
关于谁指使了刺杀行动的辩论第二天就开始了，但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三个月后，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的荒诞杰作《奇爱博士》上映。片中一群正在准备核屠杀的疯子控制了五角大楼，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英国喜剧演员）在其中扮演焦虑的总统大人。今年早些时候，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加尔布雷斯（James Galbraith）告诉塔里克：“在我们家《奇爱博士》一直被当做纪录片。”他的父亲J.K.加尔布雷斯是肯尼迪的密友。塔里克评价：“一些将军傲慢无礼，一些只是偏执妄想。”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些领导人的地位摇摇欲坠：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都被各种各样的性丑闻或国家安全丑闻拉下了水。尽管1945年开始宣扬“社会主义精神”，但1963年的英国仍然是一个壁垒森严的阶级社会，绝对服从的精神主导了政治文化。新的工党领导人哈罗德·威尔逊事实上只是杰出的反对党领袖，擅长在每个方面挑战、嘲笑和抨击保守党。
“讽刺”带领社会
走向现代性
塔里克说：“实际上，真正带领社会走向现代性的是电影制片人、剧作家和讽刺作家。”电视在当时还是新鲜事物，并非人人拥有，因此大家通常集体观看。美国数学教授汤姆·莱勒（Tom Lehrer）用他的讽刺歌拿中产阶级取乐，在基辛格拿了诺贝尔和平奖后，他开始拒绝演唱，因为“讽刺已经不可能了”。他旁边还有兰尼·布鲁斯（Lenny Bruce），舞台上最聪明和最粗鲁的喜剧演员之一，他神志不清语无伦次的意识流表演被认为破坏力太强，最终以“猥亵罪”在旧金山被逮捕，并因1962年在彼得·库克（Peter Cook，英国喜剧演员、讽刺作家）“建立”（Establishment）俱乐部的演出而被英国永久驱逐出境。
在英国，讽刺和时事评论杂志《私家侦探》已经出现，而BBC英国广播电台正在播放讽刺喜剧《上周发生了什么》（That Was The Week That Was），每周有一千万观众收看。大卫·弗罗斯特（David Frost，英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作家、记者）和威利·拉什顿（Willie Rushton，英国漫画家、讽刺作家）在里面出演，丹尼斯·波特（Dennis Potter，英国电视编剧），彼得·库克，理查德·英格拉姆（Richard Ingrams，记者、《私家侦探》编辑），约翰·克里斯（John Cleese，英国演员）等人则帮忙写段子。
塔里克说，如果要看最新的欧洲电影，要去牛津沃尔顿街的“斯卡拉”（Scala）电影院——后来是牛津街的“学院”（Academy）——和汉普斯特德的“人人”（Everyman）。“我的第一次观影经验很有教育意义。在斯卡拉放映完波兰导演安德烈·瓦伊达的《灰烬与钻石》后，他们放了《天佑女王》（英国国歌）。我几乎本能地站了起来，就像我在故乡拉合尔听到国歌时的反应一样，结果后一排的人异口同声地说道：‘坐下，你个法西斯！’后来我再没犯过这样的错误。”法国新浪潮富含启示，光是让-雅克·戈达尔的电影便如一颗子弹——《蔑视》、《不法之徒》、《已婚女人》、《狂人皮埃罗》、《我略知她一二》、《中国姑娘》、《周末》统治了电影界整整十年。这并不是说英国电影业已死，约瑟夫·罗西（Joseph Losey）和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这对拍档在那一年带来了《仆人》，一部描绘阶级和性压抑的强大电影，精巧的镜头令它成为时尚经典。影片展现出浓郁的同人气质，而同性恋直到1967年才合法化。此外还有约翰·施莱辛格（John Schlesinger）的《说谎者比利》、托尼·理查德森（Tony Richardson）的《汤姆·琼斯》和林赛·安德森（Lindsay Anderson）的《如此运动生涯》，都是当时的先驱者。
“我在英国看的第一部戏是琼·利特伍德（Joan Littlewood）的《噢！多可爱的战争》，这部戏是对音乐厅文化和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感人致敬。”琼在当时解释说，“布莱希特的作品我们从1930年代就开始熟悉了。”这部戏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解构，“明年2014年100年纪念的时候应该再演一次。”塔里克说。皇家宫廷剧院是伦敦当时最活跃的剧院，既有贝克特（Beckett，爱尔兰戏剧大师）和尤尼斯库（Ionescu，荒诞派戏剧大师），又马不停蹄地上演新戏。品特（Harold Pinter，英国剧作家）的三幕戏《看管人》在这一年首演，而后来最重要的国际剧场导演之一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当时是利特伍德的忠实粉丝，正沉浸在一项挑战戏剧传统的伟大工作中。
50年后，人们不笑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文化反映出日益增长的自信。“我的一些大学朋友正在反叛一切：教授、考试、学校，还有生活本身。他们追求整个世界，寻找它只为了毁灭它，他们马上也要这样对待自己。”塔里克说。
1963年，塔里克面对的最大问题是食物。“我到英国一周后便去了当地一家印度餐厅，名字叫泰姬陵。太可怕了！”他叫来餐厅经理问为什么这里的饭菜连流浪狗吃的都不如。经理很生气，把塔里克叫到办公室，“你刚来吗？那以后就不要来了。牛津北部有一个旁遮普妇女每周末都会烧可口的食物，你可以提前预订。”那家餐厅短期内拯救了塔里克，但他还是决定自己学烧饭，后来他从未后悔过学会这项技能。“简直无法相信30年后这个国家居然以它的饭店和美食闻名。奇迹总会发生。”
1965年，在多次食言的工党政府新一轮选举后一年，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英国前工党领袖）因为其领导哈罗德·威尔逊被指责拍美国马屁而绝望地咆哮，“你们这群白痴，难道没有意识到威尔逊是你们将会碰到的最杰出的首相吗？”充满讽刺的笑声激怒了他。但是现在人们不笑了。
50年后，全球化使欧洲的政治和文化更加趋于地方化。英国已经没有电影业可言了，甚至连肯·洛奇（Ken Loach，英国独立电影导演）也要从欧洲其他国家获得投资，欧洲电影很大程度上已经沦落到模仿好莱坞恐怖片和动作片的地步，它引以为豪的电影已经死了。它的文学眼光紧盯着《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单，它的作家沉迷于作品被翻译成美式英语，它的政治重复着华盛顿的节奏。最有趣的电影出自伊朗人、韩国人和泰国人之手，最有挑战的政治发生在南美，而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心已经东渡到了中国。“不要担心，”塔里克说，“北美和欧洲仍旧占据着军火工业。无人机主宰着政治和文化，或许它们也能成为军需产业的畅销冠军。”
(本文系塔里克·阿里发表在《卫报》的同名文章，早报记者据此文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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