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明网北京2月17日讯（记者 蔺玉红）2月16日下午3点45分，记者在电话中采访了刚到广州的著名摇滚歌星汪峰。他说，从前天开始，已经不接受任何娱乐媒体的采访了，之所以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是想通过《光明日报》告诉大家：他叫停旭日阳刚演唱《春天里》，主要目的是想唤起大家的版权意识，对创作人给予足够尊重，这才是自己维权的最大意义所在。
创作人的权益应该得到很好保护
记者：今天上午我采访旭日阳刚时得知，他们前天晚上去排练央视元宵节晚会的节目，没再唱你的歌，但翻唱的是一首别人的老歌，你对此有何感受？
汪峰：这是他们应该做的，这样做挺好。当然这不是最好的，最理想的状态是他们应该有自己的歌，这对他们长久发展有好处。
记者：他们表示会尊重你的决定，会探索着往前走。他们自己以前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向你真诚道歉，还说你们之间可能存在一些误会。
汪峰：我认为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任何一点误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都写在博客里了。如果通过这件事在社会上产生一个正向影响力的话，对音乐从业者是个鼓励。
记者：我看到，社会上支持你的人占了绝大多数。
汪峰：这次，老百姓和所有的官方媒体都站在了道理和情理这方，不能光说是站在我这边。这里有一个关键是因为我在说。我的制作人在他的博客中提出了一个问题：《春天里》词曲创作和演唱者都是汪峰，如果唱的人是汪峰，词曲创作者是张三、李四，他们是默默无闻的人，试想结局只有一个：他肯定会被一些不讲道理的人埋怨、很多社会上围观的人会给他贴标签，会把这件事情定义为这个人是想靠这事炒作。要是那样的话，我相信不会有那么多主流、官方的人这么快地站出来表态，其结果我们就可以想想了：这个词曲作者会和过去发生的很多版权纠纷一样，只好不了了之。事实上，张三李四维权做的完全没错，但后来只能是忍受委曲和无奈。这件事最后能在一个正确的范畴上处理完，是对所有创作者的一个肯定，这是最大的意义所在。我做的事情只不过展示了大家都明白的一个道理：要回我自己的东西。我已经用最大的宽容和不求回报允许他们使用我的作品，他们应该差不多就行了。我在这件事情上的真正得失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在著作权、版权方面的细则能做些修订，那就最好了。当我们词曲作者的权益得到很好保护，得到等值回报的时候，会有更强的前进动力，会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来，在目前这种感到压抑和不公的心态下是写不出好作品的。
记者：也就是说，你不光是为了自己维权？
汪峰：当然。很多老百姓不这么看的原因，是因为过去我们的版权保护意识太薄弱了。你如果有名气，他会说你已经是名星了，还这样。如果是不出名的人维权，他又会说，人家唱是看得起你。
记者：这是权利，和出不出名没有关系。
汪峰：一有纠纷，很多人认为是为了炒作，为了一个“钱”字。实际上他们不明白对创作者版权的尊重、对创作者意愿的尊重是最重要的。作品就像我的孩子，身上流淌的是我的血液，我怎么可能允许别人把它抱出去到处赚钱呢？如果大家都对这点有正确认识的话，文化娱乐业的产值会比现在强大很多倍。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发达国家，会是一个笑话，而且不会形成一个热点。这就是我们和人家的的差距，但没关系，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赶上或超越那些国家。
记者：你这次勇敢地站出来，在版权和人情之间，做到了平衡吗？
汪峰：媒体基本上二八的倾向，八成表示我做的是正确的。我后来之所以不再接受娱乐媒体的采访，是因为再说会让人感觉得理不让人。对方也不容易，道歉了，不唱了，大家也明白是非曲直了，就行了。谁都不是罪人，谁也都不是圣人。我之所以在博客上写那篇长文，是因为对方经纪人发了一篇歪曲事实的文章，目前网络和微博如此强大，如果我没有回应，大家就认为真是那样了。为了我自己的公司和团队，我不能不把事实说出来。我当时决定这么做的时候，就希望反响是良性的，希望引起大家对版权的关心，这是最重要的意义。现在，这件事情解决得让我满意了，这首歌该回到我身上，而且已经回来了。对方可能会感到不舒服，但是他们要有原创的作品，这才是最大的成功。
记者：在他们上春晚前，你已经给了他们很多帮助。
汪峰：可以设想一下，没有我带他们去参加我的上海演唱会，没有春晚，他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至少不会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
记者：将来有没有可能为他们写首歌？
汪峰：我自己的作品正在录制中，现在我没法保证什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