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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楚演唱《姐姐》时，现场有许多中年观众潸然泪下。如今，靠做配乐和演出生活，张楚最少一个月能有几千元，他觉得“正常生活也算够了”。
崔健压轴登台，在演唱《超越那一天》时，他邀请观众上台和他一起表演，14名女歌迷越过两层栏杆，站到了崔健身旁。
工体内外有上千名安保人员确保演出顺利进行
“许巍给我签名了！”一位身着便服的年轻男子高举着一张纸，蹦蹦跳跳跑到两个武警面前，兴奋地展示着。另外一位特警也凑过来，一脸羡慕。
8月27日，“怒放·摇滚英雄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这是继1994年红磡摇滚演唱会、2005年“和平的天空”后，中国摇滚乐史上第三次大型演出，北京出动了公安、武警、保安上千人，确保演出的秩序和安全。
每位入场观众必须通过严格的安检，从各种液体到打火机都不得带入场内——就像登机一样。
大型演出设置安检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参加演出的13支乐队在演出前一天接到通知，演出当晚结束后，都不得离开，必须集体接受尿检。如果集体尿检得以实施，将开世界摇滚史的先河。
19∶25，舞台上的大屏幕开始播放视频，这是一场决不能拖延时间的演唱会——工体要求10点半前必须交还场地，要确保四万名观众坐末班车、末班地铁回家，北京的公交和地铁相应延迟半小时，这样的举措，在北京并不多见。
“绝对没有尿检”
“听说要尿检时，觉得很无聊。”何勇对南方周末记者描述了他听到尿检消息后的第一反应。而张楚则认为真要尿检的话也“挺好的”，“挺正常”。
演出前一天晚上，尿检传闻已经传开。演出结束后，主办方出面辟谣，称尿检之说纯属子虚乌有，也没有任何一位乐手被尿检，甚至从未听说有任何部门正式提出过尿检要求。而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乐手均表示，听说过尿检的说法，但最后没有任何人被尿检。
何勇上台较早，唱完自己的歌，他即刻离开了现场，他要送坐轮椅的父亲回家。
与1994年红磡演唱会一样，何勇的父亲登台为儿子弹奏三弦。何父两个月前出了车祸，他坐着轮椅来到现场，“我跟他说别来了，他非要来，老演员，轻伤不下火线。”
何勇是两个月前谈定参加“怒放”的，当时准备了三首歌，除了《姑娘漂亮》和《钟鼓楼》外，还有一首《非洲梦》。
14年前，在首都工人体育馆举行的“流行音乐20年”晚会上，何勇演唱《姑娘漂亮》，他跳到钢琴上，对着观众大声喊：“李素丽，你漂亮吗？”
14年后，何勇已身为人父，《姑娘漂亮》依然是必唱曲目，他像14年前一样喊出：“姑娘！姑娘！”台下观众接唱：“漂亮！漂亮！”按照歌词接下来何勇再唱：“警察！警察！”，但台下却无人应和。
开场前，朴树一直一个人靠在舞台侧面的器材箱子上。演唱结束后，被人搀扶着走下台，回到自己的房车里走了——有消息说，演出前朴树也受了伤。
看这气场，有坐着的吗？
所有参与演出的乐队及乐手，演完之后想走就走，想留就留。
张楚是骑自行车来演出的，自行车是他半年前买的。“挺正常的，北京堵车很厉害，去哪里都方便。”张楚把车一架，放在后台入口处，就进场演出了。“怒放”的第一个高潮来自张楚。他身着白衬衣，看上去甚至比十多年前更加青涩，“姐姐，带我回家”响起，全场一阵短暂的、不约而同的静默，之后，响起了万人大合唱。“张楚现在的嗓音太有穿透力了。”导演张一白坐在主席台上，听着听着眼泪就下来了，一抬头，一架摄像机正对着他，这眼泪擦也不是，不擦也不是。“很长时间北京没有这么多人的摇滚聚会了，如果没有过去这么多年的积累，就没有这四万多人坐在一起。这么多年大家一起成长，体会过去的情感。”张楚平淡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郑钧特意跑到舞台旁看张楚演出，旁边的观众发现了他，鼓起勇气想找他签名，郑钧指了指舞台婉言拒绝。郑钧在台下给张楚鼓完掌之后，默默地离开了——因为严格的时间限制，“怒放”的煽情全部点到为止，不会再有1994年黄秋生在红磡听到何勇唱《垃圾场》时，一边狂奔一边把衣服撕得稀烂的场景。
相对于内地摇滚圈彼此的熟络，台湾的阿信在后台有些孤单，“由于技术原因”，他是惟一没有带乐队而用伴奏带演唱的艺人；另类而繁复的装扮，导致直到开场后，大家都不太确定这个人是谁。
阿信、齐秦被认为与“怒放”主题不太合拍。二手玫瑰、谢天笑、轮回等曾被提议纳入这场演出，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每个人对摇滚都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我们认为这些人都体现了摇滚精神。”“怒放”主办方丰华秋实总经理李辉并未将这场演唱会定义为怀旧专场。
为了这场演出，丰华秋实投入了六百多万的资金，舞台制作费用近两百多万，整场演出没有任何赞助，一切全靠票房，没开场前，任何人都无法确认这帮摇滚老炮能带来多少票房。
“嘿！看老崔这气场！你看有坐着的吗？”一位乐手站在舞台侧面，对旁边的人啧啧称赞，崔健上场前的视频一播放，全场就沸腾起来了。
这位乐手又望了一眼台下，说：“哟，还真有没站起来的，估计是年纪太大了吧。”
崔健在唱第二首歌前说了一段话：“1997年7月1日，我家发生了一点事情，我妈告诉我，我还有一个妹妹，今天要回来了。我开始幻想，我妹妹长得什么样子，是善良呢，还是性感？我又突然想，要是我爱上我的妹妹，我妈会怎么想？”这是整场“怒放”说话最多的时段。
崔健出人意料地邀请台下14位姑娘，上台和他一起唱《超越那一天》，这首歌是写给香港回归的。14名姑娘通过两层栏杆，站到了崔健和乐队中间。
此时，台下观众能站起来的都站起来了。据主办方票务方面负责人王吉荣统计，工体6万人的场，除舞台区遮盖部分和置换等，主办方可售卖票务约为3.7万张，总票务接近千万元。
崔健的演出一般会有返场环节，但工体交还场地的时间要求非常严格。于是，黑豹乐队鼓手兼经纪人赵明义上台提醒崔健，并顺手接过崔健给他的乐器——赵明义后来也被描述成“抄琴的便衣警察”。
像农民一样靠天吃饭
“我确实没有说过6个乐队，30个人验了尿。现在这个事情有点乱，我不方便透露，我只是希望，这些乐手都挺健康的。”因尿检风波成为报道对象并卷入漩涡的老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老妖现在的身份是“树”音乐执行总监，张楚是这间公司的签约歌手。老妖并不是“怒放”的工作人员。
“怒放”的主办方是丰华秋实文化公司，去年初，李辉、栾述伟等几个哥们吃饭瞎聊聊出了这个项目，最初的动机非常简单，因为各种原因，大家都过得比较低落和艰苦。“之前他们的收入，就跟旧社会农民靠天吃饭一样，很被动，非常难，但他们一直坚持自己的理想。可是，人没有饭吃的话，还是挺成问题的。”“怒放”音响总监栾述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栾述伟是原黑豹键盘手栾树的哥哥，曾担任许巍几张专辑的制作总监。多年来，他看尽了摇滚乐手的生活艰辛，“我们想提升摇滚乐的地位，希望这次演出的成功，能让摇滚乐手生活好一些。他们好了，就能带动更多中小乐队，使大家的演出都能受到尊重。有些音乐节只给一两千元酬劳，开车去的话都不够油钱，但为了能有演出，不少乐队还是得去。”
2010年是何勇近年来最忙碌的一年，有十个音乐节要跑，还有其它类型的演出，这是过去十多年里没有过的事情。为此他把新专辑的发布推到了今年年底。
何勇一直在寻求新的音乐模式，他的想法是：限量发行一万张唱片，100元一张，通过酒吧等大大小小的现场演出带动销售，希望很快能消化掉。对于网络，何勇的计划止于网上销售，通过卓越、当当进行线上售卖，也会卖出一些彩铃。“有了网络，传统唱片业肯定是完蛋了，出唱片赔钱，但不出也不行，否则没有传播模式。”何勇像大部分摇滚乐手一样，对网络显得多少有些陌生。
“我不是外星人”
张楚算是摇滚老炮里最与时俱进的一位，2000年前后他就已经开始用苹果电脑，在苹果在线商店里买歌。
如今，张楚靠做配乐和演出生活，最少一个月能有几千元，“正常生活也算够了”。去外地参加音乐节演出时，他会顺便去那些不用门票的自然之地转转，有时转悠到深夜两点，他常在大排档吃东西。他喜欢上网，经常去一些讨论外星人的网站。
张楚不排斥商业化，他对商业不乏自己的理解：“商业就是你要跟团队做商业化合作，一张专辑应该是一个集体一起来完成的东西。”
张楚也是摇滚老炮里为数不多的、准备到苹果在线商店卖歌的，但由于跟之前的公司有版权问题，目前，这还只是一个想法。
“我不是一个植物学家，我不是一个外星人，我的时间是地球时间，没办法做历史的记录。”对张楚而言，摇滚的概念随着社会变迁也发生了变化。目前，他正在制作新专辑，按照公司总监老妖的说法，这张唱片制作包含MV在内的费用不会低于100万元人民币。
“凭心而论，摇滚一直处于边缘，很长时间都没有到达被推崇的位置，也没有更多作品出来，大家一直在努力，让商业的东西进入，整个都在往前走。”张楚说。
8月27日，22:47，超过规定时间17分钟后，崔健在“怒放·摇滚英雄会”上说了最后一句话：8月27日，记住这一天。“怒放”戛然而止。
不到半个小时，工体四万多观众鱼贯而出，秩序井然。为“怒放”担任摄影工作的摄影师高原发了一条微博：“今天的最后，我很遗憾，崔师傅也很遗憾，看着工体的工作人员急急忙忙地打扫卫生要回家，仿佛这场演出跟他们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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