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心的容量去收藏

人的心有多大呢？大到你想到多大就是多大。杨晓阳想在陕西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露天“西部古代石刻博物馆”……

他的收藏是一种抢救，他一度掀起了古城收藏热……

他的收藏是无法用金钱来计量的。他收藏的初衷令你感到他是个极具深度社会责任感的人，只要他看到的是个东西，不管它将会被派上什么用场，他先要把它收拾回来，用他的话是“请”回来，至于将来用它来做什么，他自己还不知道……

看到街上在拆老房子他心疼……我们的城市建设是全世界有史以来速度最快、见效最快的超级奇迹，但不要和杨晓阳这样的人谈文化、谈历史，那样会让他着急，他会感到有人患了严重的“文化分裂症”……

他提出要给长安新建筑“戴帽子”……

■他的收藏是一种抢救

西安美院校园环境越来越优美，越来越有特色，这是我每次走进西安美院时的感受，我看到，学生漫步在错落有致的栓马桩之间，往操场那边走，会看到石马槽、石柱、石鼓、门墩石、上马石、砖雕，以及木铁犁、架子车、马车轱辘……仿佛进了一个天然博物馆，满操场大规模堆放的石刻令人震撼，漫步其中，感受得到学院里那浓浓的艺术氛围。

人的心有多大呢？大到你想到多大就是多大，这里确实就是未来的一个露天博物馆，杨晓阳想在陕西建一个“中国西部古代石刻博物馆”，目前就已经在筹建中了。他笑着说，将来谁若进我们学校院子就要收费了。

早从1994年起，他就开始了对中国陕西境内的文物保护性的收藏，他的收藏分个人收藏和集体收藏。其中以石器、陶器居多。从他的办公室和画室摆设的佛像、石雕、三彩俑、炕头狮、汉罐、彩陶、陶仓、玉器、铜器，尤其是那只硕大的战国瓮，折射出他是一个求多、求全、求大之人，可联想到即使很不起眼的事情也会被他不小心做大，可感觉出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概和境界。

他收藏的拴马桩如果全站起来，比兵马俑还要多十层。“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对玩家来说，癖不是缺陷，而是个性，甚至是优点，他的大动作带动了很大一批炕头狮的收藏者，在他的影响下，一些作家、文化部门的退休干部、摄影家、茶社老板等等，也都收藏起拴马桩和炕头狮来，一时在民间形成了收藏拴马桩热和炕头狮热。而这个时候，冷眼旁观的杨晓阳在一旁感到欣慰，因为，他的目的达到了。

杨晓阳是因重视古文化而引起的收藏兴趣，他说，陕西是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留下的古建筑多，民间文化遗产多，包括民间艺术品门楼石雕、砖雕、木雕、古树、自然石头、古建筑局部部件，以及民间玩具、陶瓷、先人的日用品。他一再强调，我们不能让人们在不了解的情况下都把它们给扔了，“文明不能圈没历史、文物不能再生”，他倡仪陕西各地美术家，应该四处去建议：在陕西“多建中式建筑，多栽树”。杨晓阳还倡议陕西美术界的艺术家们带头用自己的画换取收集抢救来的散落在民间的艺术品，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他说，那些东西无使用价值，只有画家认识，一般人认不出来，如果每个艺术家都这样做的话，就能保住很多东西。

杨晓阳的收藏是无法用金钱来计量的，听他讲着他收藏的初衷时，你会感到他是个极具深度社会责任感的人，他的收藏不为己、不为利，而是在为我们收藏华夏文明和历史，功在千秋。他的收藏，简直是一种抢救，只要他看到的“是个东西”，不管它将会被派上什么用场，他先要把它收拾回来，用他的话是“请”回来，至于将来用它来做什么，他自己还不知道。

■不小心成了比卖家还懂的收藏家

杨晓阳最初收藏时，一件炕头狮才几元钱，他决心一下，收得速度相当快，当人们知道西安美院在收拴马桩和炕头狮，这些东西在那里能换成钱时，就纷纷四处搜寻，送往美院。当拴马桩和炕头狮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和喜欢时，杨晓阳戛然而止，突然停止收购它们。他胆大，又一心为公，此时，现其心胸。

说起拴马桩和炕头狮，人们并非具体了解，记者便趁此机会请杨教授做介绍，据杨晓阳介绍，拴马桩原来是宋金时期乡绅富豪拴马的实用物体，一般有钱人家才请匠人到家里刻这些东西的。拴马桩有“望桩、旺桩”之意，那是显示家族身份的。这些东西，在修路时被损坏而流失的太多，损坏太多。炕头狮是起源于汉朝，流行于西北与华北地区的石雕作品，是在小孩满月时，将它系上小红绳拴在小孩的脚腕或腰上，意为神兽护卫，祈求孩童平安，同时又有摆放陈列的作用，它的价值在于其凝结着劳动人民的情感，体现了黄河流域这一地区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反映了汉朝以长安为中心的民族大气魄，杨晓阳特别喜欢那种造型浑朴的炕头狮，在他眼里，它们的魅力无穷，无论是蹲、卧、爬、站、行、跃，哪种神态都会令他良久的欣赏把玩，可见其具有极高的艺术性。

看到这么多可爱的民间工艺品在渐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杨晓阳就动了心思，开始自筹资金疯狂收藏那些被低估了其身价而被人们遗弃的拴马桩、炕头狮。不是文化人不会重视这个事，所谓无私者无畏，起初下手之快令很多人不理解，后来逐步得到海外学者盛赞和国家领导人支持，才被大家肯定而避免了很多的非议。如今，他自己收的狮子就有三四千件，而如今一件炕头狮的价也升到几百甚至上千元了。他本无心插柳，开始时也并未想去当一个什么收藏家，但他现在却已是个具有鉴赏力的地道的大收藏家了，对于陶器与石头，他只需盯住看一秒钟，就辨得真伪与好坏，也许年头不很准，但他比卖家还懂，而卖家的标准常常与他是相反的。店主推荐的那些完整的他不要，而一旁那些残缺的，他反而认为是好东西，他会花很少的钱一窝儿全要了，事后店主还以为处理了“垃圾”。因为他懂，他收的炕头狮大部分是明清时期的，也有部分出自汉代民间艺术家。他就这样抢救性地收藏了一批不可再生的记录着华夏历史文献的艺术活化石。

那些被人遗弃了的民间石器，到了他这里就成了艺术品，如他曾一口气收下的那5000多个废弃的磨盘。一次，在雁翔路和一个朋友看万亩生态林，在那里有个垃圾堆。他站在垃圾堆边不走，最后，那堆垃圾硬被他认为是秦砖汉瓦而用大卡车拉回美院，有人问他把垃圾拉回来干什么？他说：“我现在还不知用它作什么，我想，将来就是拿它们来雕塑、砌墙、铺路也好啊，一块地板也要40元呢。就是把它们那么摆在那里，什么也不干，也是历史呵。”

他的话没错，他是把他的大写意之洒脱引入了他的大收藏。大的眼光，以及他的见识与气度，使他展开了大收藏。他说，农民有时送上门一件东西，他们也不知其价值，也不会要价，由他随便给，有时要一万就给一万，常常是真东西，假价钱。有人说他是“奸商”，而美院就是靠他这种“奸商”发达起来的。西安美院投资最少，发展最快，目前已被全国注目，拥有很多之“最”。看了很多所谓的大收藏家的藏品后，他不谦虚地说，“我现在还没见过一个大收藏家”。我想，大概是别人没他的心大吧，因为，在和他谈话中，你时时会感觉到，尽管有些东西，他还不曾收藏，但他已决心去收藏；尽管一些关于收藏的事情他还不曾去做，但他已经在想着去做了，而他又是一个想到就去做的人。

■街上拆老房子他心疼

第二天，记者在美院等候杨晓阳从外面回来。他一见到记者就把刚才路上碰到拆老房子时的又一件痛心事说了出来，并带出了他自己的很多想法。原来，他在回美院时，路上看到有人拆老房子，他当时想下车看看，又因院里有一堆事在等着他，急着要赶回。可是回来后还是放不下此事，他就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我问他，难道我们不要建设？不要发展？难道我们就该像从前一样过下去嘛？他说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他不想当城市建设的敌人，不是不要新景观，而是这种景观出于怎样的心理，新建设不能以毁掉文物为代价。他认为问题不是要不要建设，而是怎样建设。他感觉自己的力量和精力有限，只好由人家去。

有人说，批评城市建设，从梁思成那代人到现在，一点没有用的。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到了写写文章、说说话，就已经没有用了。尽管杨晓阳知道那样找记者“写写文章、说说话”的力量很微弱，但他还是去做了，他当即就给一些媒体朋友打电话。他认为，我们应该花大力气保护西安的古老建筑，以古老建筑带给我们的回忆、追思来唤起人们对城市更多的理解和热爱，因为，一群建筑，一座城市，如果堪称完美的“建筑景观”，必然是由它自己的历史形成自己的结构、肌理和大风格，他希望现代城市在面临发展与改造时，能贯穿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不破坏世世代代的“心理景观”。

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的多方面需求与古建筑保存本身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如果在罗马，这个矛盾也许是可以协调的，新建筑仍然可体现出传统精神，而我们则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考虑这些问题，很简单地就拆掉了。杨晓阳希望政府和建筑商们在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能够更慎重一些、更慢一些，同时，杨晓阳想倡导广大艺术家能够站出来带头，因为，广大普通百姓并不认识身边具体的文物和古建筑。

■积极参与城市规划

如今，我们的城市建设是全世界有史以来速度最快、见效最快的超级奇迹，但不要和杨晓阳这样的文化人谈文化、谈历史，那样会让他着急，每看那些不懂艺术的投资商要求设计师设计出的建筑，他会感到那是患了严重的“文化分裂症”，让记者感觉到，如今似乎只有艺术家才会如此强烈地怀念城市的历史文化，因为当下谈城市景观、谈文化记忆，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今天的现实时常轮不到什么“建筑美学”、“建筑景观”的问题。一些合资企业、商业集团等等大量占地，大兴土木，似乎要紧的是怎样拨到建筑用地？资金哪里来？怎样撵走原主户？盖起大楼怎样分配使用？但是，盖出的房子让艺术家看了皱眉头，杨晓阳说，那些建筑的设计彼此对立，不相关，单独看，可能不难看，整体看，非常难看。如果在巴黎那样的城市，旧城建筑最高六七层左右，高楼大厦全都集中在郊外，交通网则全部地铁，不破坏地上结构，所以由凯旋门、卢浮宫、大皇宫、塞纳河形成的旧城肌理至今完好。人家的文化线索没有断，人家的心理景观，处处牵连着历史记忆。我们有着悠久历史的古长安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完全可以啊！长安城乃是世界的奇观之一，它的布局匀称而明朗，是一个卓越的纪念物，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

和杨晓阳谈建筑，你会感觉到他内心有种焦虑，在他这里，你会想起，原来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凝固的民族文化，是一种艺术形式传承文化的最大物质渠道。他说，文化可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两大类来传承，其中传承文化最大的物质就是建筑。杨晓阳借此提出了遗留建筑的杂乱无章的问题，提出了城市景观问题和文化记忆问题。杨晓阳认为，关于城市建设的不同意见大多属于文化差异，这种差异最深刻的作用是在心理层面。成熟的美学，是一整套上千年积累传递的文化教养、文化样式、文化符号，中国人在这种样式和符号中构成一代代心理景观和文化记忆，他们一见到那种符号心里就踏实，因为一个民族的“美”是有标准和线索的。

根据杨晓阳带的博士生讲，杨晓阳把自己的这一系列想法以及在城市规划大思路上的独特见解和市上有关领导做了沟通，让他欣慰的是，政府已经重视到了他提出的那些问题，他们的一些大胆想法和建议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并请他的博士生到市规划局给局长当助理，还让这位博士生担任西安市雕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这样，理论和实践被充分结合起来了，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得到了修改，西安市东二环的“红辣子”雕塑就是在艺术家的建议下被拆除的。

■提出要给长安新建筑“戴帽子”

有从国外回来的人说，“西安不是人呆的”，而杨晓阳就是热爱陕西，他每次从外省或国外回来，就更爱陕西。他把每次从外面带回的新感受，融化到这片土地里。

提到建筑时杨晓阳还提出，要给古长安的新建筑“戴帽子”。他认为“帽子”是中国建筑的第一印象，一眼看上去，很威严、很神气，它是一个文化系统。而现在很多房子没有“帽子”，看上去像个垃圾堆。他说，从飞机上俯视故宫，你会看到一片金屋顶，多气派、多漂亮；中国建筑是土木结构，中国建筑的特点是帽子、墙、窗和门的艺术，而现在窗和门的文化都没有了，花纹的艺术看不到，飞檐、斗拱就更不用说了。

他认为，绝不可以用西方建筑代替中国建筑，因为建筑是一个民族根据自己的物质和心理需要创造的，不可互相代替。有些人以为西方军事、经济的强势就说明他们的文化也很高超，而失去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岂不知我们文化的深度、高度已经过了时间的考验。杨晓阳认为，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持续发生剧烈的西化和现代化运动，中国的城市和建筑发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景观变化，中国人心理景观中那条源远流长的大线索，开始模糊、混乱、断裂，到了今天，我们几乎找不到自己的线索了，而“戴帽子”可以帮我们渐渐找回我们的“线索”。

随杨晓阳跟踪采访到了西大街，杨晓阳看到车外的房子都“戴着帽子”感觉很好，但觉得宽度还不够，会被新理念淹没。他说，我们不追求《阿房宫赋》中所描写的“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因为我们想追求也达不到那种完美，我们就求其次吧，但要注意的是，当下显露出的建筑时尚理念不一定就是最有个性的，它们不能替代传统的优秀的民族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