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前景看起来一片光明，但艺术衍生品的发展仍然面临不少瓶颈，开发授权不规范，文化内涵欠丰富，营销渠道单一像数张大网，束缚着前进的手脚。撇不开这些困扰，美好前景只能是井中月水中花。
艺术授权不发达
政协委员、著名画家刘宇一在中国美术史上地位特殊，早在1993年、1994年和1995年，他便以《良宵》、《女娲之歌》、《瑶池会仙图》三幅讴歌中华民族魂与魄的力作，连续三年在国际艺术舞台上创下了中国当代华人画家作品价位的世界纪录。
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艺术品拍卖历史上有过重要意义的画家，在今年两会期间透露，他几乎没有拿到过他的画作衍生品的利益。“不少人盗版我的画，做成花瓶，做成瓷板，在外边卖，我一般都不追究，甚至我自己也买了一点。”由此，衍生品市场的无序化可见一斑。
艺术衍生品应该首先经过艺术家的亲自授权，才能合法进入流通领域销售。作为国际通行的艺术商业模式，艺术授权在西方已有近30年的发展历史，其对于推动艺术产业同传统产业的相互融合、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相较之下，国内的艺术授权还处于起步阶段。
尽管经过30年市场经济的熏陶，国人对于知识产权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但并不能流利地加以应用，也因此造成了“授权”行为的不发达，自然制约了衍生品市场的发展。
被侵权追责不积极
“别人告诉我可以告他们，但我精力顾不过来，就当他帮我做宣传吧。”刘宇一老人的遭遇和心态代表着很大一部分中国画家，尤其是中老年画家的处境。
由于诉讼成本过高、取证相对困难、赔偿力度有限等原因，很多艺术家在遭遇艺术侵权事件后，普遍会选择消极的态度去处理。艺术家的消极态度又使得那些唯利是图的艺术侵权者更加有恃无恐、为所欲为，最终导致许多粗制滥造的盗版艺术衍生品充斥市场。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由于侵权者的设计素质普遍不高，加工制作流程也相对简陋，导致中国艺术衍生品行业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而那些购买盗版衍生品的普通消费者，往往并不知道如何区分盗版、正版，艺术衍生品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也大打折扣，甚至会影响到整个艺术衍生品市场的信誉。
来自台湾地区的从事艺术授权代理的Artkey艺奇文创集团，目前已经成功代理包括齐白石等在内的全球700余位华人艺术家的数万件艺术作品，并独家获得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书画作品数码复制权，该集团董事长郭羿承曾说：“在纽约、伦敦、法兰克福等地，有专门的博览会在做艺术授权的交易。可以说，如今全球艺术品消费市场最大的组成部分就是授权市场，在艺术品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每年的艺术授权市场规模早已是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几倍。”
相比之下，国内对于艺术品授权的漠视，正直接影响着衍生品产业的后期成长。
挑来挑去就那几样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院肖丽很喜欢北京画院的品味和风格，只要有新展，就会不辞辛苦地从海淀直奔东三环，这里的艺术品商店也经常让她流连忘返。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品玩一组取材自齐白石花草画的杯垫。
“我去国外的时候，经常会买一些艺术衍生品。”肖丽讲述，她有逛艺术品商店的习惯，比如，花三个小时逛博物馆、美术馆，她会拿出一个小时专门挑选衍生品。台北故宫博物院、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都让她念念不忘，里面的很多商品设计感非常好，而且开发的范围很广，她回忆，台北故宫根据馆藏、展览，甚至围绕一个人，设计了很多头饰、珊瑚做的坠子、筷子、钱夹，样式都是从古画里借鉴的，很有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而且价格适中，她非常愿意千山万水地背它们回家。
“比如一幅名家绘画，他们会在里面挖掘出深度、厚度，开发出各种产品，这体现了由艺术品到消费品的这种衍生性的丰富。”肖丽说。
相比之下，国内艺术衍生品的种类相对匮乏，很多艺术衍生品就是简单地将水墨画印到产品上，没有创新。这让不少爱好者经常感慨，挑来挑去就那几样，同质化太严重。
由于开发不全面，还导致国内艺术衍生品的种类少，多数衍生品将目标瞄准投资市场，而非大众消费市场，定价较高。望而却步成为不少人的心声。
一般艺术衍生品价格是根据艺术品的价格来定的，根据艺术品价格的高低按照百分比来进行价格定位，或者按照艺术家版权需要的费用来定价。国内很多艺术家并不太懂知识产权的授权费用问题，经常会漫天要价等，这都为定价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品质不高难入法眼
除了种类少，品质不高也经常让国内的衍生品入不了肖丽这些资深爱好者的法眼。
“国内不少艺术品商店也卖丝巾，但品质很差，对原作品的提炼不够。”肖丽举例说，丝巾是世界各地艺术品商店的主流产品，但她尤其偏爱日本美术馆出品。“从材质上到思想形态的挖掘，都有差距。”
“我也买过胶带，胶带上写满‘丁’字，我有朋友姓丁，这就会非常吸引我买回去送给他。”台北故宫对衍生品开发下功夫之深，让肖丽印象很深，至今她还记得，甚至一些免费的纸袋，上面印的都是《怀素自叙帖》，让人感觉又有品质又有品位。
眼界、思想开放、想像力，肖丽认为，这是制约目前国内衍生品品质不高的难题。“用心程度不一样，艺术品被放大的价值肯定也不一样。”在她看来，上海博物馆、北京画院在传统文化开发方面走在国内前列。
在北京画院艺术品商店，可以看到，一颗胸章12元，一套陶制的侠客杯306元，一盒16件杯垫60元，一幅水印的画作5000元，一套明信片26元，店员介绍，一般周末生意比较好，有时一天能达到一两万元。其中一组四个杯垫印有齐白石蛙、虾、蟹、鱼的杯垫售价16元，制作精美，价格适中，几乎每位到店者都会带一套走。
除了前期设计和定价缺陷，艺术衍生品在生产交易链条中也面临一定问题。艺术衍生品对供应商的要求很高，因为跟艺术挂钩，制作要精美，对工厂的要求较高。而目前国内的现实是，艺术衍生品很少量产，一般都是300至1000套的生产规模，小工厂达不到质量要求，而大工厂觉得量少不愿意接单。
销售渠道比较单一
目前国内的艺术衍生品主要通过艺术区和博物馆的实体商店销售，博物馆商店里销售的艺术衍生品往往是配合展览出售，销售上不了规模。
据国家文物局的调查显示，国内衍生品产值超过500万元人民币的博物馆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而英国TATE博物馆商店年销售额折合人民币3亿元至5亿元，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商店年销售额更高达5亿元至7亿元人民币。
“不得不承认，各级博物馆在利用藏品和开发产品上总体是落后的，大多数重展览轻利用。”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曾表示，他也曾努力寻求开发艺术品资源、创新艺术衍生品的途径，但是却发现很难实施，“如果我们现在把国博的镇馆之宝开发成各种纪念品，或者广州艺博苑文同的墨竹图用来开发冰箱贴、笔记本，谁会来买?能认识到文同墨竹图的重要性和独特审美价值的又能有多少人?我也希望开发三五百种纪念品，但投入的成本何其大，结果很可能根本没人买。”
而在这些难题面前，金融资本裹足不前便显得十分自然，反过来，这又限制了艺术衍生品产业的进一步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