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年末的艺术品市场不乏看点，然而最具话题性的莫过于大连万达集团以2816万美元在纽约佳士得拍下毕加索的作品《两个小孩》，一时间引发热议和质疑。然而本土藏家对西方艺术品的青睐并非心血来潮，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中国新兴藏家对于西方艺术品的收藏随着审美趣味的多元化以及相关政策的日益放宽而稳步增长。
现象：中国藏家爱上西方艺术？
大连万达集团以2816万美元(含佣金约合1.72亿元人民币)在纽约佳士得拍下毕加索作品《两个小孩》，新型企业收藏家和西方现代派大师碰撞出的耀眼火花，一时间汇聚了众人的目光。人们惊讶地发现，在竞拍《两个小孩》前，万达在本次佳士得秋拍中已经以合人民币1700万元的价格购入了毕加索另一幅作品《戴帽子的女孩》。如此大手笔的投入，再联系到苏富比拍卖行的近期举动——甫一取得在中国大陆拍卖、交易的资格，便迫不及待携伦勃朗、毕加索、罗丹三位大师总价值13亿元的作品亮相“苏富比北京艺术周”三场私人洽购展，人们不禁惊呼：中国藏家开始转向西方艺术品收藏了？！
其实中国藏家对西方艺术品的青睐并非心血来潮，早在近10年前香港著名收藏家张永霖便对这一倾向做出了预言。张永霖先生在2006年接受采访时讲道：“1995年到2000年，在拍卖中我没有遇到竞争对手，但是，在最近北京的几次拍卖会上，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最近几年来我在竞拍中国艺术品时屡屡失手，这预示着，不断发展的内地艺术品市场有一天同样会成为西方艺术品的强劲购买者。”2013年刚刚离任佳士得拍卖亚洲业务负责人的叶正元(Ken Yeh)也曾透露，在2004-2006年期间，中国内地的收藏家购买了毕加索、雷诺阿的作品，另外还对凡·高和莫奈的作品表现出兴趣，但在拍卖现场没有竞拍成功；他认为在未来的几年中，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富裕商人将成为西方艺术品的重要买家。如果说这种倾向在当时还仅是一股暗暗涌动的潜流，经过数年的培养和累积，中国藏家对西方艺术品的收藏已初具规模，正似冰山般浮出水面，而人们所见其实可能仅为冰山一角。
除了万达此次购藏毕加索作品，上海“昊美术馆”对战后前卫艺术大师约瑟夫·博伊斯作品的收藏也因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所举办的“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展览走进公共视野。这是中国私人美术馆首次收藏博伊斯作品，却不是“昊美术馆”和西方艺术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昊美术馆创始人郑好一直对西方现当代艺术情有独钟，达明·赫斯特和其他优秀欧美艺术家作品都是他的得意藏品。香港藏家刘銮雄也开始涉足西方艺术品收藏，2006年他曾以1737.6万美元将纽约佳士得“战后及当代艺术”夜场中一幅安迪·沃霍尔的作品收入囊中，一举刷新这位已故波普艺术大师的作品成交价纪录。2008年刘銮雄又在纽约苏富比豪掷3900万美元，购入高更的洗浴系列《早晨》。而2010年纽约苏富比春季拍卖会上，以1.06亿美元刷新当时全球艺术品拍卖市场最高纪录的毕加索《裸体、绿叶和半身像》，刘銮雄也是8位竞拍者之一，至于他最终是否抱得名画归，拍卖行方面拒绝透露任何消息。台湾藏家陈泰铭早在2007年就曾以3300万美元在纽约苏富比秋季当代艺术拍卖中，买下全球顶级艺术家弗朗西斯·培根创作于1969年的自画像。以文化娱乐业起家、入场不久的藏家乔志斌，以英国雕塑家安东尼·格姆雷的作品作为其海外收藏的开端，目前已将英国雕塑家托马斯·豪斯雅戈(Thomas Houseago)2011年的作品《Ghost.of.a Flea I》以及北欧装置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的《色彩实验之22》收入囊中。
而一些行事低调的藏家的购藏行为则更加隐秘，仅可通过拍卖记录一窥其踪迹。比如2009年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以1070万美元成交的印象派名家爱德加·德加(Edgar Degas)芭蕾系列《芭蕾舞演员》，其买家为中国藏家；2011年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以2130万美元成交的毕加索《阅读的女人》、以2250万美元成交的莫奈作品，均花落中国藏家；2012年，一位中国藏家在伦敦以340万美元拍下意大利著名画家乔治·莫兰迪(Giorgio Morandi)的作品；2013年纽约佳士得春季拍卖会上，20世纪巴黎画派代表人物之一柴姆·苏丁(Cha m Soutine)的《小糕点师》(Le Petit Patissier)在被佳士得亚洲业务发展执行人李昕代理的电话买家以1800万美元竞得，买家疑为中国藏家，佳士得首席执行官史蒂芬·P·墨菲(Steven P. Murphy)也表示，来自中国的买家与印度、俄罗斯藏家共同构成了该场拍卖的主力。
因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是什么因素促使原本专注于本土艺术的中国藏家对西方艺术品频频出手？相信主观的内部需求和客观便利条件各占其份。
最主要的因素当属中国藏家自身审美趣味的转变，随着新富阶层的不断成长，新一代藏家进入艺术品市场，以“70后”、“80后”为主的新藏家多接受过良好教育，且不乏海外留学经历，对西方文化艺术更易亲近认同，艺术品位与其父辈有很大差别；老一代中国藏家所青睐的传统水墨及学院派油画，在新藏家眼中可能显得腐朽、土气，形式新奇、观念前卫的当代艺术比较符合他们的口味，只要作品本身能够打动他们，作者的国籍并不重要，西方一些新锐艺术家的创作思路更加轻松开阔，价格也并不高昂，因此相对于中国本土艺术反而更有优势。
对于实力和眼光都更加成熟的资深藏家来说，收藏西方艺术绝非个人喜好那么简单，近年频繁高价购入西方经典艺术品行为的背后，蕴藏着更加国际化的收藏视野和野心。这些艺术品领域的大玩家，多数已完成了从个人藏家到机构收藏的华丽转身，比如众所周知的王薇、刘益谦夫妇创办的龙美术馆，郑好创办的昊美术馆等。另有一部分则从一开始就是以企业收藏的形式展开的，比如王建林的万达集团、许健康的宝龙集团等。作为企业收藏，除了体现企业负责人的个人收藏喜好，更是企业资产配置、财务安排的有力手段，因此更多会考虑到艺术品的保值性和抵抗风险能力等因素。可以看到，相对于令人眼花缭乱的当代艺术，实力雄厚的中国藏家更加钟情于印象派、表现主义等现代名家经典，这些作品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已有定论，其市场价格也经历了百余年的积累和沉淀，不会像某些短期内价格暴涨的当代作品那样存在较大泡沫，不失为企业投资的安全选择。从更深远的角度来看，企业收藏还是企业品牌、企业文化、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一种战略性建设，许多企业收藏在达到一定规模后会转变为公共收藏，兴建自己的美术馆；一旦进入美术馆系统，对于藏品的质量、整体馆藏的定位将提出更高的要求。仍以万达为例，据集团艺术品收藏掌门人郭庆祥透露，万达正在北京筹建自己的美术馆，并且还会继续购买西方艺术品，他们的收藏策略定位于收藏他们认为作品有价值的艺术家。由此看来本次购藏行为应与其美术馆的规划息息相关，且显示出万达建立国际化企业收藏和美术馆的战略企图。
业内经营者的引导以及相关政策的放开等客观因素也对这股潮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苏富比、佳士得两大国际拍卖巨头觊觎中国艺术市场已久，一直在等待时机抢滩登陆。此前除了政策上的限制使得外资企业无法在大陆举办拍卖会，中国藏家固有的收藏喜好也影响到其业务的展开；而与迅速崛起的中国本土拍卖行相比，外资拍卖行在古董、中国书画等领域并不占优势，因而他们采取潜移默化的方式，凭借自己资深的行业经验对中国买家施加影响，培养和引导其对西方艺术品的兴趣。此外，许多中国艺术品经营者也纷纷将目光投向西方艺术，认为其与疯涨的中国书画和当代艺术相比仍是一块“价值洼地”。北京华辰拍卖2007年便试水“西方油画及雕塑”专场，中国嘉德紧随其后，在同年12月和2008年3月的四季拍卖连续推出两届“美的喜悦——19世纪欧洲油画珍藏”专场。尽管这些经营者的努力尚未产生实质性的显著收效，然而中国藏家对西方艺术的逐步接受的确有目共睹。
自2012年以来，中国对于外国独资、中外合作的拍卖企业在国内经营的资质从政策层面有明显松动，2013年上海自贸区的成立也给外资艺术品拍卖公司带来了利好消息。尽管文物拍卖仍未放开，但是对于外资拍卖行在中国艺术市场已经实现了准入的实质性飞跃，且自贸区内的交易也消除了高额关税的壁垒，使得西方艺术品进入中国内地市场更加便利，种种因素都为中国藏家与西方艺术品“恋爱”提供了有利条件。
未来：一场细水长流的“恋爱”
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许多人将当今中国与上世纪80、90年代的日本进行类比，断言中国在多个领域都将重蹈日本的覆辙，艺术收藏领域也不例外。上世纪80年代，日本银行、保险公司及个人收藏家大量高价购买西方现当代艺术，掀起了以印象派为核心的收藏狂潮。中国买家会在未来几年中为西方艺术疯狂吗？其实无论从文化认同还是投资角度来看，都无法得出肯定的结论。首先中日两国的文化看似同出一源，实则有本质差异，日本的民族特性决定了日本藏家可以轻易接纳和认同西方价值理念，因此对待本土和西方艺术家的作品并无内外之别；而中国藏家则多数存在根深蒂固的民族和文化情结，尤其在参与竞拍中国流散海外的文物和艺术品时，这种民族情结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很难想象中国藏家会对西方艺术品产生同样的认同感。其次，正因为有了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作为前车之鉴，中国藏家在把西方艺术品作为投资和收藏对象时也会更加审慎。所以中国藏家对于西方艺术品的收藏会随着审美趣味的多元化以及相关政策的日益放宽而稳步增长，以印象派为代表的西方近现代经典艺术品仍将是首选收藏对象，但和日本藏家轰轰烈烈的迷恋相比，更会是一场细水长流的“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