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新春伊始，春拍大戏又将登场。然而，就在各大拍卖行紧锣密鼓地为新年春拍筹备之际，2013年艺术品拍卖市场还留下一些“拍卖难题”悬而未决：杨绛叫停钱钟书书稿拍卖，引发名人信札拍卖争议不断；竞标不付，天价拍品究竟何时付清款项；《功甫贴》真伪到底能否有定论……带着这些颇具争议的话题，记者采访了业界专家和相关人士。

钱钟书书稿拍卖

判赔偿杨绛20万

2013年5月，北京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对外发布，该公司将于6月22日在北京举办一场名为“《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专场”的拍卖会，该专场包括了60件钱钟书书信手稿、13件杨绛书信手稿、两人独女钱瑗的6件书信手稿，以及钱钟书《也是集》手稿和杨绛《干校六记》手稿。消息一出，钱钟书夫人杨绛发布公开信表示，坚决反对其本人与钱钟书及女儿的私人书信被拍卖，随后她将中贸圣佳告上法庭。拍卖行表示尊重杨绛先生的感受，最终作品撤拍。2月17日，“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案”一审审结，相关被告被判赔偿杨绛20万元并赔礼道歉。

近年来，名人手稿、书信屡拍高价的同时，争议也不断。华夏传承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首席艺术顾问、广州艺术品行业商会副会长张正欣认为，对于杨绛先生要求拍卖行撤拍钱钟书先生手稿一事，关键要看此手稿的著作权归谁。

张正欣表示，这些书信均为写信人独立创作的表达个人感情及观点或叙述个人生活及工作事务方面的内容，是以文字、符号等形式表达出来的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符合作品独创性要求，构成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钱钟书、杨季康（杨绛）、钱瑗分别对各自创作的书信作品享有著作权，应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相关书信均为写给李国强的私人书信，内容包含学术讨论、生活事务、观点见解等，均为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属于隐私范畴，应受我国法律保护。钱钟书、杨季康（杨绛）、钱瑗各自有权保护自己的隐私权不受侵犯。

张正欣表示，随着名人手稿的经济价值越来越高，征集名人手稿会越来越难。“名人毕竟是少数人，其一生的大部分手稿又同样保存在少数人手中，有一部分人又不缺钱用，或者当事者也不愿把自己与名人之间的隐私裸露给世人，手稿的出处应该多为其后人或当事人的后人拿出来的。”张正欣说：“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北京就有一奇人，从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专门上门收集北京城里大小名人去世后所抛出扔掉的大量旧书、信札及手稿等，几十年下来居然囤积居奇。这些当年毫不起眼的可以当垃圾处理的，且布满灰尘的一摞一摞的旧纸张中隐藏着主人的手稿信札，据说一麻袋一麻袋从中分拣也需好几个月。”

此外，张正欣还认为，2013年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出现的文化名人及民国要人、军阀及政治人物的信札手稿都拍出了好价位，这说明了文化名人的附加值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比如康生的书法拍出了一字十万元的价位，茅盾的手札、郭沫若的书法中堂、康有为的书法中堂以及清代历朝皇帝的书法条屏都拍出了百万元以上的价位。随着书画市场上的这种现象越演越烈，此类拍品的经济价值也会越来越高。这种现象正说明了书画市场上藏家越来越成熟起来，对于书画艺术品的经济价值重视的同时，其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也成为衡量其书画艺术品价位的参考值。”

《功甫帖》真伪之辩

真假该由谁定论

2013年艺术品市场最为轰动的重大事件非《功甫帖》“真伪之辩”莫属。2013年9月，收藏家刘益谦从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以822.9万美元(约合5037万元人民币)成交价竞得苏轼的《功甫帖》。12月中旬，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3位研究员表示经过鉴定与考证，这件《功甫帖》是“双钩廓填”的伪本。随后刘益谦三次发表声明坚持立场，上博三位研究员也发布对《功甫帖》的研究报告。2014年1月13日，苏富比发布正式报告称，《功甫帖》是苏轼真迹。而据刘益谦最新的声明，2月18日下午他携带《功甫帖》在北京四季酒店与媒体见面。现场以高倍扫描影像等现代科技手段对《功甫帖》进行全面“体检”的同时，还公布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

谈及艺术品真假由谁定论的问题，上海知名藏家冯飞龙表示，艺术品之真伪当是由敢承担金钱责任的人来定论，“当然，炒作者自己或拍卖行都不能作为可信的责任者，因为东西本身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好比办案法官，涉及自己人的案件都要回避，自己人总说自己的东西是好的。”冯飞龙说：“我认为，应该成立第三方鉴定机构，这个机构收费百分之十，有问题全部由这机构买单，如不敢承担这个责任的专家也好，行家也好，抑或完全可以确定是不懂装懂的假专家，一个也不能听他们的。如果有这样敢于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或机构才是值得信任的权威，而且这样的人还可以控制价格的不合理炒作，由于要负责客人退货，这种需要买单的后果就迫使鉴定机构对有些真东西的拍卖成交价有限制。因为艺术品都应该有个合理的价格，无限炒高价格也是失去收藏合理性了。这叫‘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冯飞龙认为，学术进入市场，其实很不科学。他说：“因为学术历来就是有争论的，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认知对学术的结论都不一样。谁对谁错从学术上是无法分清的。但是，艺术品市场说穿了是一个‘给骗子变戏法’的舞台，专门骗那些贪婪的土豪之钱。由于土豪存在两种心理上的因素：一是想通过艺术品快速赚取更多的钱，产生投机行为。二是土豪根本不懂艺术，但要附庸风雅，粉饰自身的品位，于是那些对艺术品本身一知半解的商人，开始设局在艺术品市场的拍卖公司等舞台，大肆炒作，以年年涨幅很大的诱惑，投下诱饵钓大鱼。”

“为什么说是不懂艺术的人在操纵这个市场呢？有句老话是，无知者无畏。因为不懂，所以胆子就大，反之因为精通艺术品就不敢造次，知道艺术品有艺术史上的地位，不能本末倒置，不可能弄一把现代的紫砂壸卖得比商周的青铜壶还贵，这种违背常识的事情对于一个熟知艺术的人是做不出来的。”冯飞龙说。

拍品“竞标不付”

依然是个“老大难”

中国艺术拍卖发展神速，但不可否认，艺术品拍卖中确实还存在诸多问题，“竞标不付”就是其中一个“老大难”问题。深圳荣峰拍卖行董事长张京表示，近几年，有的买家把艺术品拍卖会当成儿戏，“他们在拍卖会上频频举牌，但中标后竟然拒付钱款，给卖家、拍卖行和其他买家造成了损失。从中拍协公布的《2010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统计公报》，2010年度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1000万元以上(含)成交拍品共有408件，截至填报日(2011年4月30日)，只有237件拍品完成结算，结算率58.09%，其余171件尚未完全结算或未结算，涉及成交额55.55亿元。”

“买家不付款的情况，主要集中于价格过千万的拍品。国内有的买家，专注于高端投机，从而产生资金链的供应不足，造成不付款。”张京表示，在现实中，很多不付款现象并非买家出于恶意，“可能是真的没钱了!”

2011年秋，纽约苏富比要求担保金的资金不能够来自信用卡，只接受带有银联标识的储蓄卡。近几年，国内几家大拍卖行中国嘉德、保利也已将普通号牌的担保金提高到50万元。张京表示，尽管法律相比10年前已相对完善，为了减少“拒付”情况的发生，拍卖公司也最大限度地采取了相对措施，诸如担保金一提再提、部分拍品甚至要求持“特殊号牌”才能竞拍或者将有拖欠历史的顾客直接拉入“黑名单”，“但尽管有措施采取，问题依然存在。”

“天价”拍品频出

背后“泡沫”让人忧

去年10月5日，在香港苏富比亚洲四十周年晚间拍卖中，曾梵志的画作《最后的晚餐》以1.8044亿港元成交，刷新其个人拍卖成交最高纪录和亚洲当代艺术作品拍卖纪录。对于此件天价作品，业界专家意见各不相同，有人认为作品价符其实，也有人认为系人为炒作。然而，近年来当代画作频繁拍出“天价”，不少人皆认为其背后存在令人担忧的“泡沫”。

知名收藏家冯飞龙认为，凡是通过炒作而产生的高价都是虚价。“那么怎么区分哪些是炒作而产生的高价艺术品呢？只要看这些艺术品在艺术史的地位与艺术品之等级，首先通过中国几千年的艺术史上看不同时期的哪些艺术品是最优秀的，比如商周时期有青铜器、玉器、陶器，若从审美的角度去相比较，自然觉得商周青铜器艺术胜过陶器与玉器，这样就可认定是青铜器最优秀，则青铜器价值自然应该最高，如果一旦陶瓷价格拍卖超过青铜器价格，那么就有炒作之疑。再如同样比较战国、汉唐时期存在的艺术品，有青铜镜、陶器、玉器、石器、秦砖汉瓦等，结果自然又是青铜镜的艺术感染力最强，而且制作难度最高，存世量也最少。凡此比较只要不是最好的艺术品却在拍卖场超过最好的都属反常现象，真正懂艺术品的人是不会上当的，而上当受骗的只能是不懂艺术品好坏等级的土豪。”

在冯飞龙看来，现今艺术品市场值得深思的就是国人缺乏对世界艺术史与中国艺术史的了解，以及艺术品在艺术史上的地位。“问题出在中国人完全是看在某个艺术门类有庄家炒作，认为有庄家炒作的东西可以从中盈利，于是境外古玩商或者是炒作的庄家就放下让人感觉买进以后下次再拍卖就能赚钱的诱饵，由此让某些人为了赚钱而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