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水墨，其实是个伪命题。在这里面只有好的艺术家和一般的艺术家之分。好的艺术家承担整个当代艺术，或者承担整个新水墨的东西，将来新水墨的价格掉下来了，就由这些人来承担吗?不会的。哪怕价格掉下来，好的艺术家还是好的。”徐累对于新水墨市场的上扬表现得很淡定，尽管他是国内新水墨拍卖市场直接的受惠者之一。
今天的人们在回忆起什么时候听到“新水墨”这个名词时，很多人都会对2012 年中国嘉德开设的“水墨新世界”专场印象深刻。市场的力量从来都会先行，这不由得让人想起2006 年，纽约苏富比首次开设的中国当代艺术专场。在那场拍卖中，张晓刚一件估价25 万到35 万美元的《血缘：同志120 号》拍出97.92 万美元的价格，而接下来国内的中艺博画廊博览会以成交2000万美元收场，总成交量比2005 年的1000 万美元翻升了一倍——一二级市场价格的猛增吹起了当代艺术的大泡沫，这和今天的新水墨市场的起点何其相似。
在徐累看来，新水墨作品的界定也是有依据的，并不是什么样的水墨作品都可以被划分在这个领域中的。“这是有准则的，很多好的艺术家是靠自身的实力来证明的。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跟风的艺术家。所以如果掉下来的话，掉下的是泡沫那部分东西。时间证明，很多有历史功绩的东西放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有问题。 我们这个市场是很不健康的，现在有很多炒作的概念。最主要的是我们没有好好研究某些事情，好的和不好的事情都没有好好去研究。”
同样的问题让国内的众多策展人也感到过迷茫，围绕着新水墨的定义与界定曾在国内引发了大讨论。曾经策划了众多当代艺术展览的策展人蒋再鸣是这个行业中的“老人”了，很多年前在新水墨这个概念还没被提起时，他就已经关注起这个独特的创作群体。在他的画廊墙上挂着当年以1000 元买来的武艺的作品，还有很多李津、郝量等现在被人们熟知的艺术家作品。“‘当代水墨’或者‘新水墨’的提法也就是这几年的事情。从事当代水墨创作的人并不多，能进入我视野的也就差不多20 个人。由于市场、媒介、教育力度和热度的影响，它没有当代艺术和传统水墨的创作人群那么庞大。进入当代水墨领域需要一定的门槛，相对来说它还是在中国文化和艺术本身的语境里，在笔墨、线条之间，需要创作者在艺术材料、气韵、趣味、技法方方面面的沉淀和积累。”
在蒋再鸣看来，新水墨的出现并非偶然。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再度崛起以及独立审美的信心，艺术家和策展人都慢慢在行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随着这个市场的不断扩张，新水墨被人们发掘是迟早的事情。不过现在人们对于新水墨的定义还不清晰，因为每个艺术家从创作形式、题材、方法到生活、社会、思维的模式都不同，作品自然不同。传统水墨呈现的是贴近自然、脉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思想、哲学观念，同时追求人文趣味。而新水墨则包容进了更多现代的东西。“新水墨大概也有几个类别，有的艺术家用一种自我更新的方式追求古人的境界，追求古朴的审美品位，推崇并回归传统趣味，如李华弌、刘丹、江宏伟;或是在西方艺术思潮的影响下，运用带有实验观念的水墨创作方式，如徐累、郝量、萧旭、姜吉安;或是一种贴近自己内心，用人生经历融会笔墨的艺术家，他们跟自己生活相处得不远不负重，轻松书写，比如说李津、刘庆和、武艺、田黎明等等。”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蒋再鸣如此解读不同风格的新水墨艺术家作品。而不论是他还是艺术家们都明白，随着新水墨市场的火爆，一方面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品涌进这个市场，另一方面严酷的淘汰也即将开始。不过徐累觉得，将艺术家绑死在某一种类型上，是不合适的。
“我从90年代初开始尝试自己的风格，然后发现新工笔流派把我放里面了，我自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评论家总喜欢研究一种现象，而不喜欢研究个案。用工笔这个概念来界定我的画，我本身不是很愿意的。所以把这个符号加在我身上，我就尽量保持距离。我也没讲我的画是水墨画，业界的评论说你这根本不是国画，也没有勾线。中国画是平面的，你的画是立体的，你的画不是中国画。我说，我也没说我的画是中国画。给作品加上符号，就把你给限定进去了。我作品的表达要通过多种形式，如果我要做雕塑，可能就会有人说，哦，一个工笔画家去做雕塑了。这样说是不合适的。”
“三哥”的成功不可复制
在圈里有个响亮外号“三哥”的李津，总给人一种糙汉子的感觉，就连他自己都说他有着一个粗犷的外表。关于“三哥”这个略显匪气的名号，还是方力均最早叫起来的。“那会我在美院教书，方力均也是我的学生之一，管我叫三哥首先是年纪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取一生二二生三之意。但后来大家越叫越顺口，叫的人也越来越多，连比我大的人都叫我三哥，最后连栗老都叫我三哥，我当时真觉得承受不起啊。”
“我出生在一个非常正统的革命干部家庭，父母二人均是40 年代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 1949 年随部队解放天津并留在天津工作。父亲解放初期负责天津市的统战工作，母亲开始做经济工作，后来负责整个天津市的教育工作。父母既是国家的高级干部，又都是知识分子，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父母共有我们三男一女四个孩子，我排行老三，所以又叫李三。我们家里没有搞艺术的，小的时候父母亲更多的是要求孩子们好好学习，走正道。艺术在我的心里只是一种个人爱好，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还是性格上的因素。因为我们家对我的教育还是比较放松的，所谓放松就是不太重。小时候就喜欢一个人做事，喜欢把自己封闭起来，相当孤。原因是我哥哥姐姐的年龄和我悬殊太大，我和他们玩儿不到一起，下面的弟弟和我的年龄悬殊也很大。画画只是自己孤僻时的一种自我娱乐而已，就是说起点纯粹是自己没事儿找乐子。”
虽然自嘲画画只是找乐子，但李津的启蒙老师却都是大师。1974 年他考入天津工艺美术学校染织专业，之后在北京与表姨周思聪、表姨夫卢沉见面。李津对表姨创作的《长白青松》、《山区新路》非常敬佩，产生了对中国画浓厚的兴趣，从此经常受益于表姨的教诲和帮助，在她的影响下开始画水墨小品。应该说，周思聪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和表姨见面之前，李津的创作主要是油画。他创作的西藏系列油画曾经在圈内获得了广泛的承认与欣赏，但和表姨聊天之后，周思聪为他讲解了学习国画的种种优势——从接触水墨材料，欣赏到国画原作的机会多，再到师承关系，这些无不证明学习国画成功的可能性比学习西画更多一些，更方便一些，李津便从此改画了国画。
今天的李津以“饮食男女”系列作品为人们所熟知，但早在1983 年，李津在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毕业之后，与那个时代所有心怀热血的青年人一样，他也选择了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去西藏支教、搞创作。这一去就是三年的时间。在西藏，李津只教了一年的书，后两年全用来创作。那时他没有工作，也没有朋友，就是画画，就是创作。“我在西藏三年没卖过一幅画，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就说我是来画画，不是抢饭来了，我不会在这儿卖画。今天回过头来看，人的每一条路都像修行，也许你后来成功就是因为这一段的寂寞，所以我现在想起来还是特别怀念在西藏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你西藏也没有多少朋友，熟悉的朋友没法联系，这时候有一点被发配的感觉，非常的寂寞，那时真有点儿修行的感觉。”
从西藏回来之后，李津去了南京，在南京艺术学院进修。李津说：“去南京对我最大的影响还是接江浙气，使我对水墨，对线有了一种另外的认识。最重要的是和画家朱新建成为了朋友，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以前的水墨画里太强调张力和力度，后来我觉得水墨里不简单是一种笔墨粗或是细，狂放或绵软这个形式问题。”
穷途末路下催生的新水墨?
1985年，李小山撰写的关于中国画穷途末路的文章震惊了整个画坛，也引发了当时国画界的大争论，今天回头去看，这篇文章不仅是“85新潮”的一个代表性事件，其针对中国水墨画的问题在今天仍旧引发人们探讨。“在当时那个年代，很多人都会提出问题，但不论如何，我倒认为中国画远了不说，从30 年代到今天相对来讲不是消减，也不是苍白，而是空前繁荣。”
在近代中国水墨画的发展历程中，前有徐悲鸿为中国画注入了西方的素描造型，后有林风眠融入了西方的表现性色彩和构成原理，再有李可染在画面中渗入了西方的光影明暗关系，以及吴冠中在绘画中运用了西方的现代形式元素点、线、面与造型。至上世纪80 年代，更有一批人把西方的现代抽象语言带入中国画的水墨世界中。每次新水墨式样的形成，似乎都与西方的绘画方式脱不了干系，都一样要借鉴和融合西方的造型原理与美学形式。
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新水墨，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一个过程。画家刘庆和表示，有人曾提出了“高原停顿”这个词。意思是整个水墨画到所认为的高度之后就停滞不前了，这是一个好的提醒也是一种担忧。“我自己认同这个观点的同时也在面对着现实。事实是高处是指哪样的高处，我觉得如果是把古人的思路放到今天，沿着它继续走的话，本来也就没有了高度。关于继续走的话题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想到的，也是一种责任。我们总在研究水墨技巧上的一点点变化，依此就能形成学术上的根本对立，看似两端，而实际上却挨得很近。这些问题还存在着。”798 蜂巢当代艺术中心的夏季风，一直在关注着新水墨这个新兴的市场。在他看来，虽然当代水墨去年在二级市场上的反响非常不错，但同时也反映出一级市场如艺术机构等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位，至少在学术梳理方面没有及时跟进。这种本末倒置有点讽刺意味。严格上说，艺术家的学术水准通常在一级市场上得到充分认可后，二级市场的价格才会跟着水涨船高，坚实的价格体系才能成立。要不很容易会出现几年前油画面临的那种局面：只要是油画，不管好坏，不管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如何，价格都惊人地高。这是有问题的。李津和徐累这两位艺术家也都对此表示同意，在当前的市场情况下，并非缺少新水墨的作品，而是缺乏学术层面的界定。
在夏季风看来，未来的这两年将是新水墨发展的关键。正因如此，2013年蜂巢重装开业后的首个个展就给了梁铨的“ 烟色轻染”，这也作为蜂巢当代艺术中心本年度系列当代水墨项目启动的开端。梁铨是中国重要、具有国际化影响力的抽象水墨代表艺术家之一，他以横向的淡墨、茶等染成的宣纸条拼贴成具有中国山水画的意象空间，让“抽象”返回到“自然”，充分展现了水墨的吸纳性与空无性。在之后的展览计划中，蜂巢还将陆续举办雷子人、肖旭、刘琦、郝量等人的个展。而刚刚开幕的“幻象：中国当代水墨大展”将成为一个持续性的计划，同时还会组织国内外学者举办相关的水墨讨论会。“通过这一系列展览，我们试图从学术上对当代水墨纷杂的概念做一个梳理。当然，这种梳理更多地是针对我们机构自身的学术定位与方向。”
倒挂的一、二级市场
2012年，中国嘉德首次在春拍中开设了新水墨作品专场“水墨新世界”，涵盖了谷文达、仇德树、杜大恺、徐累、朱伟、李华弌、刘庆和、李津、武艺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当代水墨中坚艺术家的重要作品，这场当时不被人们看好的尝试性拍卖却成功引领了新水墨拍卖市场的崛起。
“嘉德曾经也做过新水墨专场拍卖，但却是按照美术学院、画院主流的传承状态下做的，着重比较成功的中老年艺术家多一些。而当代水墨，却是被忽视的状态，与当代油画一样，是同一个时代创造出来的作品，在创作水准、思维上面是同步的，但是在市场上却极其不同步。同样一个艺术家在画布上创作会有一个很好的市场反响，但用水墨的媒材表达结果却截然不同，受到很多传统因素媒材和评判标准上的限制，可能在市场上的反响要弱得多。”中国嘉德近现代及当代书画部总经理郭彤当时正是看中了这个市场的空白，成功举办了这场经典的拍卖，也让媒体和关注市场的人们记住了“新水墨”这个词汇。
“油画市场早已经过了一轮爆炒，经过泡沫的破裂后，很多买家也在反思。而当代水墨部分一直是被市场忽略的，这些年这些画家在没有市场干扰的情况下反而可以静心创作。近十年以来，他们的创作状态反而是更安静，更面对自我。最近这两三年不断有一些小的水墨群展出现，拍卖作为二级市场，我们也在关注此部分。嘉德春拍推出的新水墨专场算是试水，我们也不带特别评判的标准，通过我们的理念分成几个部分，看一看市场到底对这个部分是什么样的反响。”
“接地气”可能是国内拍卖市场能够早一步将新水墨这一专场做好的原因。蒋再鸣认为，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的拍卖公司，都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做出判断。目前关注新水墨部分的藏家，大部分都有一定的国画鉴赏基础，所以相对地会有一个参考体系，而且新水墨中的好作品还是回归到书卷气和笔墨的意境，摆脱当代艺术里简浅空洞无味的形式和对意味的追寻。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二级市场是走在了一级市场的前面，随着各种学术展览的跟进，它们在艺术市场上会越来越得到重视和认可。
但在学术上，新水墨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明确它的创作理想是什么?它与过去发生的出现的种种水墨类型的理想有什么关系?如何实现这种理想?“新水墨对于当代艺术史的意义，没有得到很好的思考和确认。我觉得当代水墨艺术家正在补充、完善这一块。从目前来看，新水墨的群体正在不断地壮大，但他们中的一些作品是否具有当代性是值得人们重视的，作为一个新兴的群体，必须具有独立的思考与观点。”蒋再鸣说。
在经纪人李苏桥看来，中国的艺术市场尤其是当代艺术市场，在油画、影像、装置、雕塑方面的梳理可以说已到了一个段落。只有水墨这一块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它还没有经过市场的认真梳理。所以从2011 年开始，不管是画廊层面也好，还是收藏层面也好已经开始做相关的工作了。这就是说从2011 年开始，各方逐渐形成一个新水墨“要火”的市场共识，但具体是哪些作品、哪些艺术家会更加受到欢迎，这个还要经过市场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