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资软肋：文物法规定不能从事文物拍卖
半年多时间，苏富比和佳士得完成了对内地拍卖市场的新战略布局，这样的默契显然来自对内地高涨的收藏拍卖需求的重视。
佳士得中国区执行董事蔡金青告诉记者，中国艺术品市场日趋繁荣，且对藏品有极大需求。佳士得希望能够与中国收藏家合作，“使他们更便捷地进入佳士得的全球网络以及国际艺术市场。”
蔡金青给记者列了几个让全球艺术资本都为之动心的数据。
2011年全国共开设了约390家博物馆；2012年中国已经发展成为最有价值的艺术市场之一，交易额占世界总额的25%，仅次于美国的33%，(据TEFAF2012年艺术品市场报告)；佳士得注意到中国收藏家在世界各地的拍卖会上参与度显著提高；2012年佳士得中国内地客户量较2008年相比，已翻了一倍。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以合资或独资形式加入内地拍卖市场的实战竞争，但苏富比和佳士得在内地的业务均不包含文物拍卖，其拳脚只能施展在现当代艺术品、珠宝、钟表、洋酒等。
对此，蔡金青指出，佳士得公司的目标是为内地收藏家提供全面门类的拍品，包括从当代艺术、珠宝、手表、红酒等比较成熟的类别到中国当代水墨画等对中国市场来说的新门类，“由此，佳士得的中国客户可以享受多样的收藏选择。”
事实上，从眼前看文物拍卖是两家全球拍卖巨鳄的软肋，但在市场和法律有可能改变的预期下，苏富比和佳士得都希望提前做好战略布局，以此抢占先机。程寿康便指出，“文物法规定外资和合资公司不能从事文物拍卖，但这一规定也可能出现变化，如果有变化的话，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
失败案例：进军台湾市场后无奈退出
苏富比和佳士得的全球布局中也有所谓的“败笔”，那便是在进军台湾市场8年后又退出的往事。
台湾曾是亚太艺术品拍卖市场的中心，1992年苏富比涉足台湾，首场西画拍卖成交率达9成，第二年佳士得赴台，也因经营早期海外华人画家作品较好成绩打下一席江山。但是艺术市场环境的改变、整体的艺术品鉴定、税赋与法律机制都未跟上脚步，使得两家公司分别在2000年及2001年退出台湾市场。
北京华辰董事长甘学军[微博]回忆称，这两大拍卖行进军台湾，与上世纪90年代台湾艺术品市场的火爆有关。“台北有个著名的大厦叫阿波罗大厦，每天都有画廊开张、每天都有画展开幕。那时在东亚是鼎盛一时的，苏富比、佳士得进军台湾看重的也是这个。”
在当时苏富比和佳士得在台湾的拍卖项目有书画、油画等。然而，进入2000年以后，台湾艺术市场急转直下，“阿波罗大厦一下就空了，整个台湾的画廊业(一级市场)被大陆兴起的艺术市场替代了，类似798的兴起，”甘学军分析称。
此外，他还指出，“台湾也有关税问题，在市场行政运作成本上，香港是第一位的。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台湾市场都在萎缩阶段，苏富比、佳士得肯定要将战线收缩，选择香港。”
不过，此次布局内地却在业内看来很难会出现撤出现象，“台湾相对大陆来说，还是一个小的市场，回旋余地不大。而对于东亚来说，香港现在是重要的地方。但未来内地是重要的地方。”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艺术评论家顾振清的认同。顾振清告诉记者，此前台湾艺术市场有点炒作，只是表面的繁荣。“有了此前台湾的先例，我想苏富比和佳士得进入大陆是做过预案的，他们有更大的信心来面对大陆市场。”
进军路线
苏富比
1973年香港苏富比成立，当年11月16日举行了第一次古董拍卖。朱汤生任苏富比历史上第一个亚洲总裁。
1988年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拯救长城威尼斯义务拍卖”。
1994年在上海设立代表处。
1995年在中国内地开始举行拍卖预展。
2007年北京代表处建立。
2012年9月6日宣布成立苏富比(北京)拍卖有限公司。
佳士得
1973年在香港设立办公室。
1986年在香港举行首场拍卖。
1994年在上海设立代表处，成为第一家在内地设立代表处的国际拍卖公司。
1996年设立北京代表处。
2005年授权北京永乐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使用“佳士得”商标。
2013年4月9日对外公布获得了佳士得(上海)公司营业执照，以独资形式、独立开展拍卖拓展内地市场，成为内地首家独资国际拍卖行。
要把北京打造成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但在竞争方面却又不允许国际化，这其实是不公平的。
——程寿康(苏富比亚洲区行政总裁)
内地拍卖行业税收的比例比香港要高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佳士得和苏富比为什么会到内地来发展？这两家拍卖行在内地建立公司的欲望不是今年的事，很可能在嘉德、翰海成立时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
我相信这两家公司看到的是未来，就像保利、嘉德去香港拍卖一样，也是看到未来。
——赵旭(北京保利执行董事)
苏富比和佳士得在内地的选择落脚是战略上的考虑，他们看重的是未来。这表明了国际大牌公司有着战略眼光以及实现这些战略的能力。他们能想象十年以后是怎样的，可以为十年以后去铺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