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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之后，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春拍将次第展开。在经历了2012年秋拍的崩盘后，2013年的春拍能否带领中国艺术市场走出冰川期，成为艺术投资领域关心的话题。
《证券日报·艺术与投资》特别回顾过去一年中艺术市场的林林总总，梳理艺术市场的六大事件。
中国艺术市场在2012年秋拍前呈现出的勃勃生气，使得市场参与者春风得意马蹄疾，一骑绝尘之间，一夜看遍长安花，甚至长久之间都来不及回头一顾。在即将跨进今年春拍门槛前，不妨在市场调整间隙，把脉市场变化脉搏。
艺术品查税风暴疾
秋风起于青萍之末。去年4月开始发酵的海关“查税门”当之无愧成为2012年度事件的NO.1(参见《投资与艺术》四月份的报道)。海关“查税门”对艺术品市场的影响远不止于表面上的热闹，其后的进展显示出它对中国艺术市场的影响正在像涟漪一样扩散开来。
首先，查税风波最直接影响的是，数家艺术机构面临退出中国市场的风险，而这些机构都是与此次查税案件有牵扯的艺术机构，像中国艺术市场中的一支重要金融力量民生银行在北京的项目陷入停滞。但是，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此前市场上风生水起的几只包括信托和私募在内的艺术品投资基金。受成本抬升和信心受挫的影响，入场LP明显减少，部分直接受牵连的艺术基金开始收缩规模并考虑退出市场。
其次，由于查税事件影响，大画廊纷纷考虑落户中国香港，目前移师至港的已经有站台中国、东站、艺门和唐人等等。而作为一系列连锁反应的一部分，甚至在那段时间，媒体都找不到愿意接受采访的藏家了。而在2012年秋拍平淡的背景下，画廊及众多拍卖行转战中国香港不能说与此没有关联。
事实上，海关“查税门”触及的是艺术品行业的“潜规则”虚报成交价格、避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艺术市场的短期繁荣。另一方面，“查税门”也将艺术品税收体系的健全和对艺术品产权交易的保护推到了政策制定者的面前。
当代的艺术滑铁卢
一直以来，在当代艺术市场领域的夜场，中国香港苏富比[微博]一向被内地视为市场的风向标。然而就在去年，“滑铁卢战役”上演。153件作品成交率为72.55%，成交额仅为1.3亿港元，成为2009年以来最低点。多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遭遇流拍，“亚洲当代艺术”的市场占有率也应声下跌至5.73%。
不仅中国香港，中国当代艺术秋拍的拍量、成交率和成交额等三项指标均有所大幅下滑。虽然大多数内地公司及时调整策略，以量取胜的策略转向注重精品和学术方向，但是仍然不足以解释如此大的跌幅。
按照市场观察人士的观点，当代艺术被资本抛弃，很可能已经进入冰川期。当代艺术从飞速上行到一朝打回十年前，仅仅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归根结底，进入当代艺术的藏家更多抱有赌博心态，更多是起哄架秧子的看客，而非对当代艺术有理解的真正藏家。
事实上，当代艺术的大幅缩水让很多业内人士方寸大乱。在一个快速增长、有利可图的市场中，只要利润大于通常的借贷利率，那么利用金融杠杆力量，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资金进入市场中，这也是处在上升期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能够井喷似的爆发的原因。但是一旦市场转头下跌，这些金融资本就会如干冰一样倾刻散去。高杠杆带来的并不真实的资本催生了繁荣，也在顷刻之间将这种幻想摧毁。当海潮退去，裸泳的人终于要暴露出水面了。对于仍然处在初始期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来说，这是一场很好的演练。
不做藏家好多年
2012年6月中旬，中国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宣布，乌力·希克将其藏品中的1463件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以部分收购、部分收藏的形式捐赠给中国香港M+美术馆。这些作品的总价值高达13亿港元。同样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大鳄的尤伦斯夫妇，自2009年以来对所藏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大规模沽售，如此看来，乌力·希克的行为就显得不那么孤立了。
这样的变化是微妙的，但影响却是巨大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于无声处听惊雷，作为西方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的传奇人物，乌力·希克和尤伦斯夫妇的先后退场留下数量相当的当代艺术家彷徨在原地。事实上，他们的离去代表了西方藏家对中国当代艺术价值的判断和能力一去不复返。中国的当代艺术显然不那么成熟的，但是更财大气粗的本土买家，不再是像他们一样的藏家了。
西方藏家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一直以来都饱受争议。民生银行在进入当代艺术领域时候，股东层面并不是没有就此产生过争执，民营资本凭什么要接盘在西方价值观主导下发展出来的当代艺术？而这两位中国当代艺术的铁杆藏家退出似乎更加证实了这种判断。谁也说不清楚中国当代艺术是西方价值观在中国的一场阴谋，还是别的什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以后似乎难有公认的真正藏家了。
“过云楼”不是过眼云烟
北京匡时[微博]拍卖似乎是最有学术思想的拍卖公司。在掌门人董国强[微博]和背后股东刘益谦[微博]的支持下，北京匡时拍卖短短几年间便一跃坐上全国拍卖市场的第三把交椅。
回过头来看，北京匡时拍卖今年的“过云楼”藏书营销经典案例，似乎可以找出匡时能在短短几年内一跃成为前三的原因。春拍中从藏家手上征集到的“过云楼”藏书，从征集到拍卖过程中，北京匡时对“过云楼”藏书做了“坟场系统”的学术营销策划，从而最大程度地凸显出这一拍品的文化价值，最终拍出2.16亿的高价。首先，匡时对“过云楼”藏书做了非常系统的梳理，并邀请国内古籍方面的专家开研讨会，从学术价值层面对“过云楼”藏书进行研究。接下来，从北京到上海共七个城市的巡回展览将这种学术层面的权威认定，转化成公众认知和影响力，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股“过云楼”热。
“过云楼”藏品拍出2亿高价，刷新古籍拍卖记录固然是入选的原因，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以匡时为代表的挖掘藏品的文化内涵已经成为国内拍卖行下一步的重点。在拍卖市场成交额大幅下挫，藏品征集越来越艰难的情况下，对于精品的关注和对于单个拍品的价值挖掘势必成为未来市场策略的重心。而这也影响了未来拍卖行之间竞争的重心。
嘉德保利携手靠港
拍品征集困难和拍卖成交额下跌，只是这两家国内大佬级拍卖公司进驻中国香港不那么重要的原因之一。根据嘉德总裁王雁南的说法，更主要的是，中国香港是亚洲的金融中心与国际贸易港，同时，中国香港商业环境具备特殊优势，能够更好的满足海外客户需求。相比之下，保利方面则表述得更加直接：保利将利用中国香港在拍卖产业成熟度、政策、税收方面的优势，在艺术品、奢侈品等拍卖经营上取得突破。
事实上，当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政策方面因素将成为制约市场发展的根本问题，所以嘉德和保利联手进驻中国香港是一连串事件，而不是孤立的。
一个最明显的原因是，税收和进入2012年以来的中国艺术市场的深层调整。在交易方面，内地比中国香港地区有着明显的税收劣势，随着内地拍卖和收藏市场的成熟，流传有序的拍品更受青睐，更多的是在拍品回流的情况下，这样的税收劣势就更加的明显。而从嘉德和保利在港相继举办的首拍来看，都取得了满意结果，这或许是一个好的开始。
另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在于，虽然国内拍卖行业在起步阶段完全照搬国外并将其拍卖规则固化为法律条文，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市场在一个封闭且快速成长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拍卖文化和拍卖政策，而走到今天，这样的拍卖文化显然已经难以为继了。
不仅是内地的两大拍卖行进入中国香港，在港的苏富比拍卖行也通过内地的歌华文化发展集团进驻内地，两者联手合资成立了苏富比(北京)拍卖有限公司。在这场联姻中，双方共同出资1000万，中国香港苏富比占比八成，选址在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相比嘉德和保利在中国香港的首拍，苏富比(北京)的首拍则更具象征意义。事实上，歌华文化方面表示，苏富比此次进军内地市场，并不想去竞争普通拍卖，双方合作为的是保税拍卖。而这也再次凸显了内地在艺术交易政策方面的掣肘。
文交所的困兽之斗
从2009年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正式挂牌，到当年9月天津文交所一炮而响，再到国务院和中宣部连续发文，在中国证监会牵头其他部委实施人人过关式的检查背景下，各地文交所总量突破70家，野蛮生长的“文交所”仅仅在过去的一年中就经历了由生到死，又起死复生的戏剧性转折。
对于“文交所”在过去一年所经历的种种波折，艺术圈、媒体圈普遍持有一种否定与厌恶的态度。
去年2月，中国证监会牵头其他部委成立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会议暨部际联席会议，明确开始对全国各“文交所”展开清理整顿，而清理整顿的具体工作则下放至各地方政府。事实上这形成了自己审批自己的局面，有各地方政府在背后撑腰，文交所在未来的蓬勃发展将是必然。
另一方面，文交所内部也在分头突破之后开始走向联合，随着市场、机构、人才、资金和技术等在联合之后凝聚到一起，文交所将发生质的变化。而这样的变化，也将在今年上半年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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