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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家们通常也会受邀参加一些慈善活动。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Ensemble（ICE）的长笛吹奏家Eric Lamb表示：“我愿意将我的时间奉献给那些我信得过的机构。我会因为很多原因参加慈善活动，但大部分时候都是因为我对那些活动的举办缘由深信不疑，当然有时候我也会因为这对我的事业有帮助而参加它。这取决于当时的环境。
参加这样的活动是一个结交朋友的好机会。作为一位音乐人，当我在一场慈善音乐会中演出时，人们通常不会手里拿着东西还走来走去，他们是在支持一个理念，或者说是一个机构。
在我参加过的几场艺术方面的慈善活动中，我注意到人们更关心能否用较低的价格买到一件艺术品而不是真正地支持一个机构。我觉得这点很奇怪，而且显然是被带到了错误的方向上。但话说回来，这样的活动的确能为艺术家们提供一个与慈善家、收藏家以及富有的艺术爱好者们建立起联系的机会。我只是希望能有一种方法来减轻其中的跳蚤市场的味道。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谁知道呢。也许是通过打造一个充满创造力而非物质性的空间中？无论如何，艺术家始终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
“我将作品捐赠给慈善拍卖是有许多原因的，”多媒体艺术家曼·巴特利特（Man Bartlett）表示。“其中某些原因比其它一些原因更加无私。我给Nurture Art捐赠作品是因为我希望帮助他们发展到一个新高度。我给Flux Factory即将到来的拍卖捐赠作品是因为我喜欢这个机构以及他们在做的事；另外，我也感激他们在去年没有因为我拖欠租金而把我赶出去。”
画家布鲁克（Brooke Moyse）同样认为艺术家捐赠作品的原因是复杂的，“因为一位艺术家参加慈善活动的程度暗示着他/她在艺术界里的参与程度，以及他/她对支持它发展的欲望。不过我能理解将作品‘白给’出去是有点令人沮丧的，尤其是在你还很年轻、还没有太多作品的时候。”正是艺术家慈善拍卖模式的这个方面使某些艺术家丧失了尊严。“这种‘抽奖式售货法’会有一些粗劣，并且整场拍卖中都弥漫着这种味道，但这仅仅是我这样认为而已，”鲍里达说。“我不认为艺术家应该经常性地屈服于这样的事情。”
艺术家珍·达尔顿（Jen Dalton）也表示：“我认为这不是一个轮廓非常清晰的问题。我对将‘新兴艺术家’的作品当作为筹款而出售的货物进行拍卖持有很复杂的感觉。当然，我对地位已经稳固了的艺术家捐赠作品进行慈善拍卖没有什么意见，因为他们很容易就能找到别的渠道展示他们的作品。钱对于那些资金不足的非营利画廊、机构来说是很重要的，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用每种可能的方式来筹措资金。如果他们无法负担自己的费用的话，那我们就可能失去一种非商业化的重要的声音。”从作品销售中为艺术家“提成”是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但鲍里达指出这“只不过是象征性地做做样子。”
我很想知道慈善拍卖的参加者有多少人会坚持进行工作室访问以及作品的购买？“从我的经验来看，”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艺术家说，“那些愿意出席慈善拍卖的暴发户基本上都愿意参加更多的开幕式或是进行工作室访问。”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艺术家对某些参加慈善拍卖的人则更加刻薄：“买了一件250美元的作品不代表你就是一位收藏家了，充其量你只能算是一个消费者。”我想有些艺术家很不愿意称那些收藏活动开始并结束于慈善拍卖的人为收藏家。
至于收藏家，当前处于最前沿的收藏家去哪了？霍莉·所罗门爬5层楼梯只为发现一些好的作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某些角度来看，现在的收藏家变得懒惰了，变得有一些“填鸭式”而且盲目了。也许是他们太过依赖苏富比提供的某些投资建议。
至于非营利机构，它们是否应该欣然地跳出现有的圈子，打造一些全新的方式来筹措资金？如此多的机构都将“为艺术家服务”作为它们的工作重心，你也许会认为艺术家能够因捐赠作品而真正获得全额的税收利益。“要端正我们对慈善拍卖的矛盾情绪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鲍里达表示。
2009年的Artist-Museum Partnership Act怎么样？这项活动本来是希望通过减免税款来让捐赠作品的艺术家觉得更划算，而现在却成了不得不减少制作成本。那么什么才是恰当的解决方式？对于刚开始的人来说，艺术家需要停止抱怨他们被利用了，即使他们还要继续参加到那些使他们屈从的体系之中。艺术家们已经忘了他们拥有这样的力量。我想知道如果所有的艺术家突然都对体系说“不”会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这场游戏必定会发生改变。整个体系也将重新开始。（Jason And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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