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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蔡铭超

艺术中国 | 时间: 2009-04-16 10:07:39 | 文章来源: 中国文化报 美术周刊


蔡铭超

  有人说,蔡铭超的主业是服装,副业才是经营厦门心和拍卖。

  但每次让他“声名大噪”的,不是服装,也不是拍卖,都是令人咋舌的藏品。

  2006年,蔡以1.16亿港币的价格在香港苏富比拍下明永乐释迦牟尼坐像,创造了中国工艺品的成交世界纪录,成为年度焦点,蔡铭超也以“第一位将天价艺术品收入囊中的内地买家”同时登上香港各大媒体,成为新闻人物。

  现如今,他又以“天价”3149万欧元拍下圆明园兽首,再次站在了聚光灯下。

  从服装生意到拍卖行“VIP”

  在圈内人眼里,老蔡这人为人热情、个性爽朗。

  蔡铭超的家乡在离厦门不远的晋江,那里曾经是中国最发达的服装批发市场,也是一个盛产商人的地方。和当地走出的很多大商人——包括连年进入胡润和福布斯榜前5名的许荣茂一样,蔡铭超也是做服装起家的。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为了“以瓷会友”,蔡铭超开了厦门七月情陶瓷文化有限公司。有实业提供的资金,蔡铭超借收藏广交圈内朋友,学到了许多门道。几年后,他挂靠作为国有企业的厦门国际商品拍卖公司,成为拍卖部的经理。

  2004年,国家实行艺术品拍卖许可证制度以后,蔡铭超主持了厦门市的首次艺术品拍卖——厦门2004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2005年,厦门国拍把执照收回去,蔡铭超马上自立门户,成立了心和艺术品拍卖公司。

  拥有自己的拍卖公司时,蔡铭超早已是苏富比、佳士得等大拍卖行眼中的“VIP”了。据接近蔡铭超的人士透露,近两年,苏富比、佳士得等大拍卖行也开始关注内地买家,常常把拍品送过来巡展。“开始的时候,他们不搭理我们,现在蔡和他的好多朋友早已是贵宾了。”

  竞拍前的“预谋”

  北京时间2月24日凌晨1点左右,离拍卖开始仅剩3天,巴黎大审法院对中国律师团提交的“禁止圆明园流失文物鼠首和兔首铜像拍卖”的请求作出宣判,法官驳回其关于要求停止拍卖、禁止拍卖的诉讼请求。

  而就在法院宣判前的两个小时,当夜11点多时,身在北京的抢救海外流失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牛宪锋的手机响了,他是在第二天起床后才发现这个未接电话,机主来自蔡铭超,此时身在厦门。

  牛宪锋说,基金会是在2007年12月请蔡铭超做的收藏顾问,而上一次两人联系差不多是一年多以前。“电话里,蔡铭超跟我说,如果兽首流拍或者撤拍就算了,但是他得(先)做一个委托,得关注这个事情。”牛宪锋说。

  法国当地时间2月25日晚7点半左右,拍卖现场安保人员开始将最后四排座位清空。此处成为观众和参拍者的隔离区——这是当天亚洲艺术品专场的序曲。而场外,中外记者、中国留学生等一片混乱。

  此时,在中国厦门,蔡铭超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从电脑上观看拍卖现场的情形。“拍卖开始前半个小时,他们(佳士得)给我打来电话——要一直保持通话。拍卖这两个兽首之前,还拍了7件东西。拍这两个兽首时换了一次场地,把记者都隔离开。”

  蔡铭超说,从那时起他几乎已下定决心,拍下兽首,但绝不给钱。

  兽首拍卖正式开始。蔡铭超通过电话告诉现场工作人员开始竞价。价格几经交替,很快,停在1400万欧元,落槌。

  蔡坦言,当拍下第一个兽首时,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毕竟,已抱定主意不付钱的竞拍“还是觉得有点对不起老朋友佳士得”。

  这时,身在拍卖现场的刘洋当众表示:“竞拍者在明知兽首来源的情况下‘冒天下之大不韪’,将通过法律手段对竞拍者进行追究。”——包括牛宪锋、被委托人,知道蔡铭超拍得兽首的不超过10人。

  “这个款不能付”的背后

  之后几天,媒体和周边的人都在议论兽首被拍的事。又一轮密集型的报道,不满和谴责的声音成为舆论的主要态度,巨大的压力开始弥漫在法国、厦门和北京的几位知情者中间。

  2月28日早晨,牛宪锋按捺不住,他乘坐最早的航班从北京飞往厦门,与蔡铭超商讨处理方案。两人经过一天的琢磨,最后确定了6个字“这个款,不能付”。3月1日晚上,蔡铭超来到北京。第二天,新闻发布会召开。

  蔡铭超只露面十几秒,发言不足100字,便匆匆于当天返回。而此时,牛宪锋更换了手机号码躲在办公室,蔡铭超将手机呼转为来电提醒。知情者瞬间蒸发了。

  回到厦门的蔡铭超吩咐员工买来100斤大米,“我就准备天天在公司熬粥喝了。”他笑着说,公开了自己“拍而不买”的做法,等于将自己推上风口浪尖。

  “他跟我说,他回到厦门仰望星空,泪流满面。”牛宪锋说。

  国家文物局拍卖会后发布的《关于审核佳士得拍卖行申报进出境的文物相关事宜的通知》,成为蔡铭超进一步解释“不能付款”的依据,加上文物基金会的参与(该基金会虽为民间组织,但职员仍为国家公务员),蔡铭超此次“胆大妄为”之举,也因此引发猜测,是否相关部门参与了事件的“策划”“运作”?

  国家文物局紧接着发表声明称“蔡铭超拍下兽首是个人行为”。

  舆论开始两极分化。根据一些网站的调查,支持和反对比例约为7∶3。

  还有法律界人士认为蔡铭超“有可能要负担法律责任”……

  牛宪锋和蔡铭超分别躲在北京和厦门查看不断升级的报道。而对那些对于买家诚信的质疑,他们感到愤怒和不解。经过10多天的沉默,蔡铭超再次来到北京,有选择地接受了少数媒体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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