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志新（白山出版社总编辑） 《红楼梦》是“稗圣”曹雪芹留给世人的稀世文学珍品，是光彩夺目的世界级“文化国宝”，是永远值得国人骄傲的文化遗产。 因《红楼梦》而产生的红学，二十世纪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中国学术中为全世界所瞩目的“三大显学”之一（另两门学问为甲骨学与敦煌学）。红学所以成为“显学”，得力于三大红学流派的出现和推动。这三大红学流派，既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索隐派、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考证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现当代红学。三大红学流派以其不同的方式，都对红学的勃兴、繁盛和发达做出了贡献，而以毛泽东派红学贡献最大。 毛泽东具有自觉的文化遗产批判继承意识。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对这个问题有过睿智的思虑、前卫的观点和清晰的表达，他说： “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比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作作品时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绝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60页） 创立红学流派，继承红楼遗产，推动红学发展，是毛泽东成功继承优秀文学艺术遗产的典型范例，其在新文化建设中的历史贡献有目共睹。 本书记载和分析毛泽东解读《红楼梦》的个案，亦即理解毛泽东红学思想的各个理论支撑点，这恰恰是毛泽东派红学的主导部分；本篇序文则是据此论述该学派的历史地位。 有作为才有地位，有贡献才有地位。毛泽东派红学对当代红学建设的多方面贡献是世所罕匹的，二十世纪红学史上应该有它显著的位置，应该重彩浓墨将其载入史册。正如杨光汉教授所说：“注意：毛泽东也是一位红学家，而且是红学大家。谁写红学史而无视他的存在，决称不上是‘科学的’。”（杨光汉：《红学与经学----论“红学”的定位之争》，《红楼梦学刊》1997年增刊，第107-108页） 杨光汉教授提请“注意”，是因为还有不承认毛泽东派红学历史地位的种种令人不解的议论和现象。肯定这个学派在红学史上的地位，还要讨论清楚一些问题： 第一、毛泽东派红学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成熟的学派？一般情况下，红学家、红学史家认为二十世纪给红学发展以巨大影响的红学流派主要有三大派别：一是索引派，二是考证派，第三派的具体指向则有两个，有人指毛泽东派红学，有人指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小说批评派”。企图把毛泽东派红学纳入“小说批评派”的学者，在整体观照二十世纪红学流派的演变时，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近代红学“小说批评派”的首开先河者王国维，其专著《红楼梦评论》发表于1905年，尽管王氏的研究有开创的意义，尽管王氏的学术价值今天可以重新定位，但是，王氏的研究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重新提起，中间七十余年不绝如缕，几无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让开创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毛泽东派红学去衔接与自身出现和发展没有什么内在联系的王氏“小说批评派”，这样的归类不知依据什么道理？似乎难于解释。其实，这种学术现象的出现，它的积极方面是对学界批评毛泽东派红学的学术缺失后的一种补救，是在更广阔历史背景中为毛泽东派红学寻求红学内在理论支持；它的消极方面则客观上否定了毛泽东派红学的学派独立性，把毛泽东派红学的海洋硬性溶入“小说批评派”的池水。毛泽东派红学是有个性的、独立的、成熟的红学流派。它在研究观念、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上有自身的特质，它在发生发展上有自身的轨迹。它不是红学中的一两个学术观点，而是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不是红学队伍中的一两个学人，而是一个庞大的、传承递进的学术集团；不是影响一两天，而是影响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总之，毛泽东派红学是有自身特殊性的、具备学派各种基本要素的、别的学派不可取代和容纳的成熟学派。
第二、毛泽东派红学的出现是不是一场“红学革命”。上世纪七十年代未，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余英时发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的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一文，该文依据孔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典范”理论，论定近代红学研究史上的“索隐派”和“考证派”是“两个占主导地位而又相互竞争的‘典范’”。余英时称毛泽东派红学为“封建社会阶级斗争论”，简称“斗争论”。余氏对近代红学发展史的考察，其理论基础或基本理念可称之为“典范论”，他对近代红学史各个学派的评论多有精彩之处，对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刚刚走上思想解放之路的大陆红学界震动很大，不无启蒙启示意义。但是， 其中对毛泽东派红学的论断，似可商榷。他说： “斗争论”对于《红楼梦》研究而言毕竟是外加的，是根据政治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不是被红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所逼出来的结论。 我们必须承认，在摧破自传说方面，“斗争论”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斗争论”虽可称之为革命的红学，却不能构成红学的革命。(第二个“革命”取孔恩之义。)其所以不能构成红学的革命，是因为它在“解决难题”的常态学术工作方面无法起示范的作用。更确切地说，它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历史理论在《红楼梦》研究上的引申。换言之，这是一种借题发挥式的红学。既是借题发挥，则它的结论是否有效便不能单独取决于所借之题——即红学的内在标准，而必须取决于历史唯物论在清初社会史研究方面的整个成绩。这一层自然越出了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外。 到了五十年代，由于自传说“典范”本身的局限性，考证派实已成强弩之末。大陆上“斗争论”之适于此时崛起，正如海外索隐派的复活一样，是红学发展将要进入新的突破阶段的一种明确表示。（《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的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红楼梦研究文选》，华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893、894页） “典范论”在解释毛泽东派红学出现的历史动因时，使用了令人大感意外的“外加的”一词，而这个加的“外”是指“政治的需要”，所以它的结论是毛泽东派红学的产生不合“红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说，“典范论”即没给毛泽东派红学准生证，也没给毛泽东派红学合法的身份证。毛泽东派红学不仅是“红外学”，而且是“外红学”。这里无意中提出个衡量红学派别与红学关系的标准：因“政治的需要”而产生的红学流派对红学来说是“外加的”。可是，“近代红学的发展”明明白白的告诉人们，蔡元培索隐《红楼梦》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是实实在在的在搞“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和民主革命；胡适考证《红楼梦》的初衷是借古典白话小说提倡白话文，推动文化革命，以适应五四运动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科学与民主）的时代政治思潮。蔡氏索隐红学、胡氏考据红学的出现，不仅是一般“政治的需要”，而且是社会大变革、大转型时期的“政治革命的需要”。那么，蔡、胡之论对于“《红楼梦》研究”来说，是不是也是“外加的”？！毛泽东派红学产生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行将结束的五十年代中期，它的出现直接原因是文化建设和文化整合的需要，“政治的需要”倒还在其次；仅就“政治的需要”而论，比之蔡胡两派红学还低了一个层次。同样的事情，同类的性质，单单把毛泽东派红学开除在外，至少有失学术公道吧！再者，说毛泽东派红学“不是被红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所逼出来的结论”，这个观点难于成立，且有自相矛盾、不合逻辑之嫌。上述引语中就有一段：“到了五十年代，由于自传说‘典范’本身的局限性，考证派实已成强弩之末。大陆上‘斗争论’之适于此时崛起……是红学发展将要进入新的突破阶段的一种明确表示”。从红学发展的历史演进来说，在考证派已成强弩之末并产生严重危机之时，毛泽东派红学适时崛起，应运而生，难道不是契合了“红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顺应了时代学术思潮吗？既然承认这是红学发展“新的突破阶段”，那么，如果这个“突破”带有质变的性质，毫无疑问就是红学革命。但是，“典范论”认为毛泽东派红学虽然可以“称之为革命的红学，却不能构成红学的革命”，原因在于它只是一种“借题发挥式的红学”。即借“红学的内在标准”之题，去“发挥”历史唯物论。并进一步认为毛泽东派红学的结论“取决于历史唯物论在清初社会史研究方面的整个成绩”，而这又越出了“讨论范围之外”。说来说去，毛泽东派红学之于红学是“外加的”，因此依据“典范论”的标准（即孔恩的“革命”之义），不能看作是“红学的革命”。其实，衡量红学流派的出现是不是“红学革命”，把孔恩以研究“科学革命”为对象的“典范论”作为尺子，本来就不可靠，比较稳妥的还是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这把尺子。我们知道，事物有量变，有质变；质变决定两个事物之间的根本区别。毛泽东派红学的出现，并不是索隐派、考证派的量的增加和积累，也不是“小说批评派”的延伸和扩大，而是红学出现了一种新质，一种全新的形态。它对索隐派、考证派的否定，不是一两个学术观点的数量的否定，而是学派整体的质量的否定。它的根本标志是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红学流派，即人们通常说的“马克思主义红学”（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原则作指导研究《红楼梦》）。余英时教授也明白指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历史理论”或“历史唯物论”。在实践上，正如余氏所言，毛泽东派红学的最主要功绩是“在摧破自传说方面，”“有其积极意义”。尽人皆知，“自传说”是胡适派新红学的核心概念，“摧破自传说”已经从学术基石上瓦解了考证派。“自传说”是考证派胎里带来的病根，至今它仍然是学者们垢病考证派最为有力的根据。二十世纪的红学流派，“新红学”是对“旧红学”质的超越，毛泽东派红学是对“新红学”质的超越，这种红学内部的学术性变革，正体现了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如果这还不是红学革命，还能在红学领域举出超出这种学术变革的别的例证吗？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赵建忠教授对近代红学各个流派颇有研究，他在《两百年来红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与当代红学新批评视野的建构》一文中，认为毛泽东派红学（他使用的概念是“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是继“新红学”之后的“第二次红学革命”： 其实，着重对文本阐释的研究路向，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揭开了序幕，这就是以“典型论”为核心理论的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与胡适考证派红学的交锋。余英时在上引那篇文章中曾认为这种批评范式是“根据政治的需要而产生的，不是被红学发展的内在逻辑逼出来的”，所以“革命的红学”尚不能构成“红学的革命”，这种看法也还有商榷的余地。作为一种可能的研究视角和认知方法，“社会学”也并不外在于“红学”研究的内在逻辑，因为如果离开历史、社会而仅仅从作品本身去寻找答案，那么人物形象也就变得难于理解甚至解读流于随意性，这方面，恰恰是“典型论”对“自传说”的可贵反拨。胡适开创的“新红学”研究范式只强调“作者”与“版本”两项，虽然也提及“时代”，但仅是一笔带过，并没有取得什么骄人的研究实绩。对“时代背景”的深入考察，是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的重要贡献，不容抹煞。可以说，“典型论”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红楼梦》研究的学术空间。对于考证派独霸红坛的历史而言，它也确实构成了一场“红学的革命”，可以这样表述，就红学的发展历程看，“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是继“新红学”之后的第二次红学革命。（《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5辑） 1963年年底，早于余英时16年（余氏论毛泽东派红学不是“红学革命”的文章发表于1979年），毛泽东派红学出色的组织家、研究家何其芳在题为《曹雪芹的贡献》的文章中，就评价从“批俞评红”开张的毛泽东派红学是“在《红楼梦》研究和整个文学遗产研究中的一个革命”： 一九五四年，新中国的文艺界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倾向、对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影响作了广泛的批判，反对了脱离时代、脱离社会、脱离阶级来研究文学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反对了贬低《红楼梦》的巨大价值的“自传”说和“色空”说，同时也批评了《红楼梦》研究中的烦琐考证的倾向和“不可知论”。经过这次批判，许多文学研究工作者初步建立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文学遗产的必要性的认识，对《红楼梦》的广泛而又深刻的反封建的意义得到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这次批判是在《红楼梦》研究和整个文学遗产研究中的一个革命。它给古典文学研究工作指出了新的方向。在这以后，用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和其他文学遗产虽然还只能算是一个开始，而且对有一些重要的问题还存在着分歧的看法，我们的方向却是正确的。(《何其芳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368页) 何其芳的评价有充分的史实依据和严密的逻辑力量，结论令人信服。赵建忠对“典型论”与“典范论”作了细密的比较分析，肯定了前者，否定了后者，结论是毛泽东派红学是“第二次红学革命”。 第三、毛泽东派红学是不是处于主流红学的地位？谁都知道，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末，是“新红学”考证派的一统天下。1954年的“批俞评红”，毛泽东发现了两个“小人物”有开创意义的批判“新红学”考证派的文章，发起和领导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场全国性辩论，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研究《红楼梦》(及其他古典文学作品)的新典范。“新红学”考证派遭到重创，其红学主流地位基本丧失，毛泽东派红学正式形成，登上红坛，并取得“执牛耳”的地位。一时之间，大陆内地的红学，“索引派”几乎综影皆无，考证派也是溃不成军，独有毛泽东派红学经五十年代的“批俞评红”、六十年代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活动”、七十年代“‘文革’评红热”三次形态各异的高潮涌动，称霸红坛二十余年，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没有匹敌的主流红学。尽管余英时不承认这一“典范”，但是这个“典范”却是客观存在并有很大影响，它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未，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毫不动摇占据大陆红学研究的主流地位，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客观历史事实。别的红学流派，即使偶有表现，也只配支流、潜流或暗流的地位。八十年代以降，考证派卷土重来，索引派死灰复燃，其他新学派纷纷登场，但至今似乎难以撼动毛泽东派红学的主流地位。进入新世纪，虽然红学各派大有齐头并进之势，但是还没有哪派有力量取毛泽东派红学而代之。红学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几十年。从二十世纪红学史的角度看，索隐派、考证派与毛泽东派红学都曾经风光一时，“挂帅出征”，引领过红学发展的新潮流。这是因为它们都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典范”，并在一个相应的历史阶段使之成为学术研究的传统；这一传统既经形成之后，大多数学者既在其特定的“典范”笼罩之下从事“解决难题的常态工作”。八十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下，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潮影响，红学界各派并起，表面上大有并驾齐驱之势，其实并非旗鼓相当。毛泽东派红学经过自身的痛苦裂变、反思和洗礼，也几度经历了挑战与危机，但是它清洗掉“以运动方式研究学术”等等灰尘和污垢，又以崭新的面貌轻装上阵了，它的主流地位似乎还没有替代者。人们在文章中和媒体上经常称呼的“主流红学家”，实质上绝大部分是毛泽东派红学家，就是最好的证明。所谓毛泽东派红学的历史地位，其实也就是它在红学发展中的主流地位。我们承认毛泽东派红学的主流地位，并不是说索隐派、考证派和其他红学派别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走向灭亡。相反，它们在新的红学语境和氛围中，也照样会通过扬长避短获得新的生机和发展前景，只是没有或不再占据学术研究的主流地位而已。 第四、毛泽东派红学是不是推动了红学发展？评价毛泽东派红学的历史地位，题中应有之义是要弄清楚它的作用是推动了还是阻碍了红学发展。尚若是前者，它的作用是积极的，在红学历史上有重要地位；尚若是后者，它的作用是消极的，在红学历史上将没有地位。二十世纪下半叶（从新中国建立到世纪末）的红学史研究中有一个最大的悖论：一方面认同红学大发展，是世界级“显学”，另一方面又全面抹煞毛泽东派红学的学术成果和对红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如论者在评论“阶级斗争红学”时说：1954到1978年的二十多年间，“红学”毫无进境，被“阶级斗争红学”扫荡无遗。“阶级斗争红学”即指毛泽东派红学。毫无进境、扫荡无遗两个判断，已经把毛泽东派红学的价值和作用全盘否认。这样说倒也痛快，只是不符合二十多年间红学发展的史实。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二十世纪红学发展的实际进境。杨光汉教授统计的百年红学成果是： 在1900年至1996年不到百年的时间内，发表过红学文章或出过专著的海内外研究者有2361人，在中国出版的红学专著及工具书586部，发表论文近6000篇。另有续书、仿作70部，以《红楼梦》为题材的诗词、图画28集，戏曲343种，话剧16部、电影8部，电视剧36集，音像制品161种。……这一百年的成绩充分说明，红学的存在并被中国和海外学者认同，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至我们可以这样说，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大文化奇观，便是《红楼梦》研究成了专学、显学。（杨光汉：《红学与经学----论“红学”的定位之争》，《红楼梦学刊》1997年增刊，第98-99页） 杨光汉教授讲的红学研究成果是整个二十世纪的。如果把这个世纪上半叶五十年红学研究成果减掉，那么，余下的统计数字中的主要部分说明的恰恰是毛泽东派红学的研究成果了。因为这个学派对红学发展全局产生影响，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时间段内。吕启祥和林东海主编的《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一书，统计和囊括的恰恰是二十世纪上半叶（1911-1949）的红学研究成果。吕启祥在该书《前言》中说： 返身回顾本世纪上半叶的红学研究，……搜集和汇集了这一时期发表在全国各种报刊杂志上的红学评论约有五百余篇。 本书所收录的一百余位作者约三百篇文章，占到我们所及见的五百多篇的大部，未收入的……数量已不多…… 本世纪上半叶单本的红学著作很少…… 吕启祥和林东海的调查结果是：二十世上半叶的红学研究成果的三个主要数据分别是：论文500余篇，论著“很少”，论者百余位。而与之相应的杨光汉教授披露的三个主要数据分别是：发表论文近6000篇，在中国出版的红学专著及工具书586部，海内外研究者有2361人。据此，我们得知二十世纪下半叶红学研究成果的三个主要数据大约是：红学论文5400余篇，论著560余部，论者2200余人。 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引用的二十世纪下半叶红学研究成果数据更能直接说明问题： 有人调查：20世纪后半个世纪，明清小说研究论文百分之九十集中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儒林外史》七部名著，总共发表论文17315篇，其中《红楼梦》研究的8756篇，也就是说，七部名著研究论文中，每两篇就有一篇研究《红楼梦》，真是“一部红楼，半壁江山”。这不成比例的研究恰好说明《红楼梦》无愧于“盖世之作”。（马瑞芳：《红楼人生五大事》《文史知识》2006年第3期第28页） 虽然数量并不就是质量，但是没有数量就谈不上质量；量变终久会引起质变，量多一般会显示发展。二十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红学研究成果数量上的悬殊比例，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占有主流地位的毛泽东派红学给予红学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如果抽掉这些内容，去掉这些成果，红学毫无进境，那么它是如何成为显学的？说红学得到发展了还有客观依据吗？尽管由于统计标准和统计方法不一样，两处的统计结果有较大差异，尽管这些统计数据中还包括毛泽东派红学名下一些称不上“学术研究”的论文（如“文革评红热”中“梁效”的大批判文章），尽管这些统计数据中还包括改革开放（1978）以后索隐派、考证派和其他红学流派的文章，但是主体部分还是毛泽东派红学的学术成果，它们对红学的发展和建设起到推动作用是有大量事实证明的。 我们再看一些红学专家对这个问题的评论。 红学家陈毓罴在《红楼梦学刊》编委会与中国红学会常务理事会召开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说，毛泽东“开辟了红学研究的新天地”： 由于毛泽东对《红楼梦》作出了高度评价，《红楼梦》的地位得到显著提高，红学也进入一个新阶段，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红学的兴起，开辟了红学研究的新天地。解放前，也有个别人写了文章作了这方面的研究，但比较浅。而且自从毛泽东提倡后，红学研究中出现了许多新观点。例如，不再只把《红楼梦》放在单个作家或仅与曹家联系起来看，而是作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看，指出它产生在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时代，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就把《红楼梦》的真正意义显现出来了。当时批判“钗、黛合一”论，认为薛、林的思想倾向是对立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毛泽东多次谈到《红楼梦》的价值，还曾以后四十回中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世界形势。可见毛泽东对后四十回也不是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纪要》，《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4辑，第33页） 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之时，红学家胡文彬为参加学术会议特意撰写了《毛泽东与<红楼梦>》的论文，他评价毛泽东“在当代的红学研究界一直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作用”： 在当代的红学史上，《红楼梦》这部小说是与毛泽东同志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对《红楼梦》一书的评价，对红学研究所发表的许多重要评论，在当代的红学研究界一直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当代红学研究的盛衰曲折，是与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评论所分不开的。 从整个当代红学史上看，毛泽东同志对发展红学、繁荣红学，曾经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他晚年对《红楼梦》有偏颇之论，不足为训。但是人们不会因此而否定他的贡献，否定他对当代红学史的巨大影响。因为，历史固然不是少数几个权威手中的玩物，它是由人民来写的，但人民是不否认杰出人物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作用的。 《红楼梦》自问世后曾经产生过数次“高潮”，但从来没有像在毛泽东时代这样走红过。曹雪芹地下有知，他会因为得到一位历史巨人毛泽东的相知而高兴。（《红楼放眼录》，华艺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14页）
红学家冯其庸在“杨州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词中阐述“20世纪下半叶是红学大发展的阶段”的观点时，列举了六点标志：《红楼梦》的早期抄本陆续有所发现，和曹雪芹祖宗的家世档案传记碑刻，以及曹家几代人的奏折有大量的发掘、发现和公布；对《红楼梦》文本的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新校注本”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本，十多种早期抄本的相继影印出版，是“红学”发展的基础；对清代记事式的红学和评点派的红学也都有整理，在工具书方面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红楼梦大辞典》等；《红楼梦》的思想研究、艺术研究、典型研究、美学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国红学会成立后，领导了历次盛大的国际和国内的红学活动；“红学”走向世界，《红楼梦》文本传布国外，《红楼梦》外文译本的增多，《红楼梦》国际性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他说： 大家知道，“红学”的真正成为“学”并且得到发展，是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新红学”派，而得到更大的发展，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直到20世纪之末。……可以说，20世纪的下半世纪是“红学”大发展的阶段。（《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4辑，第2-4页） 评价毛泽东派红学的历史地位，不能绕过对1954年“批俞评红”的评价。李希凡是当事人，又是“首难”者，经过半个世纪的红学风雨，他对那场至今聚讼纷纭的红学大讨论，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看法：讨论和批判促进了建国后红学的发展，造就了“红学”的显学地位。 人所共知，毛泽东同志还为了如何正确评价《红楼梦》，在1954年发动了一场批判运动。对于这场批判运动，至今还聚讼纷纭。尽管这场批判运动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却在主客观上大大促进了建国后的红学研究的发展。……《红楼梦》流传后不久，就有了“红学”的出现，后来又有了新旧红学之分。但真正使“红学”有了系统性规模的研究，却是解放后这几十年来学术发展的丰硕成果。（李希凡：《“说不尽的《红楼梦》”—在’94莱阳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的致词》，《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1辑，第330-332页） 这次讨论与批判，曾激发了知识界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至于在《红楼梦》研究方面，也应当承认，对这部杰作的深刻的社会内容，伟大的时代意义，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可以说都是从此时起，才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而且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有很高的评价，在他后半生中多次谈论《红楼梦》的政治历史价值、思想艺术成就，才引起了广大群众的阅读兴趣，造成了《红楼梦》研究历久不衰的所谓“显学”地位。（《关于建国初期两场文化问题大讨论的是与非----答<文艺理论与批评>记者问》，《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457页） 如果有人以李希凡为“当事人”，其评价或可有先入为主的成见的话，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不是“当事人”红学家的张庆善在回顾百年红学史时，对1954年“批俞评红”积极作用的评价： 在百年红学的历程中，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无疑是对红学走向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今天我们用历史的客观的态度审视当年的过程，应该说以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学者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红楼梦》，注意《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品的思想意义，挖掘作品的社会历史内涵，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也取得了许多成果，这是值得肯定的，他们同样为红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历史给了我们什么启示----<百年红学>代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3-4页） 毛泽东派红学把红学发展推向了快车道，使其成果丰硕，盛况空前，影响长达半个世纪，乃至更为久远。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无法否认也没必要否认。至今，还没有哪个红学流派取得的实际成果超越它。“两无说”（无进境、无学术）最大缺失是没有事实根据。《红楼梦》研究成为显学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大文化奇观”，这个“文化奇观”的出现，有几大学派的功绩，其中毛泽东派红学的贡献最大。这是任何努力都无法掩盖的事实。
第五、毛泽东派红学是不是现在仍然保持着学术活力？毛泽东身后，红学发展态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回归文本”的呼声大唱，而且三大红学流派采长补短求同存异亦为趋势。仅从论文论著发表看，则有并驾齐驱分庭抗礼之态。但仔细观察，却都在展示各自的历史命运，即遇到了机遇，也遭遇了挑战。索隐派的复活几乎进入亢奋期，然而并不是自我更新赢得发展的蜕变，虽然著作频出，并在研究方法上采取改变策略的规避性措施，但并没有多少学理上的真正进步，其成果虽然满足了部分读者的好奇心和探秘感，却得不到红学界的广泛认同，还时不时陷入“人人喊打”的窘境。学派内部各亮“谜底”，“索”出的“隐”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杂，“好奇”的读者也不知信谁。展望其前景，“索隐”的每一结果，都布下了一座新的“迷宫”；不仅没有增强发展的实力，反而缩小了生存的空间。考证派在“再评价”中获得学术发展机遇，不仅胡适、俞平伯的著作纷纷出版再版，学人研究其红学道路、红学思想、红学史料的著作也纷纷问世，而且别的流派的红学家、研红学人也出版了为数不少的“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的考证性著作，一时蔚为大观。但是，复苏的考证派仍然摆脱不了胎里带来的学术危机：一是它作茧自缚的“自传说”仍然不断受到追问叩击，成为阻碍其发展的“致命伤”；二是它把红学圈定在史学的框架之内，渐次远离文本和文学，被讥为“红外学”，俞平伯晚年反思“红学实是反《红楼梦》的，红学愈昌，红楼愈隐”，其深层含义亦在于此；三是它依赖新材料的发现解决学术难题日渐窘迫，不少命题不能求解，成为学术“死穴”“死结”，陷入泥潭而难于自拔。毛泽东派红学经历了三十余年（1977-2008）红学研究实践的检验。其间，有全盘否定，有基本肯定，有是非参半，有功大于过，有客观总结其经验者，也有系统批判其教训者……经过涅槃、反思和洗礼，它抛掉了“运动批判式”、“泛政治化”、“庸俗社会学”等等束缚自身发展的绳索，远离了“领导干预”、“政治参于”等等的政治背景，保留下现实主义和“典型论”文学观的批评模式和真理内核，维护和发展了红学研究对新时期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仍然保持着学派的生机和活力。几十年宽松的学术环境，民主的学术氛围，红学各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纷纷登台亮相，一较短长。在相互比较中，学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就研究观念的科学、学术视野的广扩、探索层次的深邃、文化建设的实绩而论，毛泽东派红学虽然不是独领风骚，但也尽占头筹。进入新世纪，这个学派很有学术实力、学问功底的著作不断涌现，使其始终葆旺着学术青春。 红学演进到今天，毛泽东派红学本身也逐渐成为文化遗产。怎样对待和继承这一笔文化遗产，是当今红学建设重大历史性课题。在这个事关红学全局的事情上，玩世不恭的态度、不屑一顾的态度、一概抹煞的态度、误读曲解的态度和盲目信从的态度，都将贻害于红学自身。如果说，在对待索隐派、考证派等红楼文化遗产上，都曾经有过“全盘推倒”的鲁莽，都犯过“否定一切”的过错，难道我们在对待毛泽东派红学上还要重复这样的历史错误吗？论者好以“科学的态度”相标榜，其实“科学的态度”即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老实态度，毛泽东批判继承红楼遗产采取这种态度，我们今天批判继承毛泽东派红学遗产也应该采取此种态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