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带不来太多的物质，当时因为消费很低，我的日子倒也能过。那时我活在自己内心的时间很多，跟自己对话的时间也多，虽然是很边缘化的状态，但回想起来，还是有另外一种美好。后来，造船厂不行了，我被迫在岛上花六七百元租了一个带厨房的小房间。那座房子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一座老别墅，带园子，里面种满水果。我就继续在其中一棵椰子树下做雕塑。园子很安静，我穿着大裤衩，偶尔打打蚊子，做着做着就会有一个椰子掉下来，有时是芒果。因为大院里椰子太泛滥，没人要，我们就捡来十几个椰子，剥皮煮粥吃。当时我有几个邻居，楼下的因为考学精神接近崩溃；楼上的因为好赌输掉一大笔钱，精神也不太正常；还有一个邻居，因为儿子从树上掉下来导致他精神状态浑浑噩噩，他们聚在一起聊天，就会说我：“这个小陈估计有神经病，整天不上班，在树底下不知道干些什么，成天捡椰子……”我以为，自己是那群精神不正常的人里唯一的正常人，但是，却成了他们口中的“神经病”，顿时感到一阵悲凉，觉得自己已经被边缘到不能再边缘。

后来我才想通，虽说艺术家看起来和精神病几无差别，但最起码艺术家不用吃药，并且还有可能成为有价值的人，否则，我真会为自己感到痛心。我就这样经历了6、7年的低谷期，没钱没名，没朋友没应酬，一天到晚读书、做艺术，做出来的作品常常一板车一板车地倒掉，但那段艰难时期，对我一生却影响重大，如果没有那样的无用之用，可能我过渡不到90年代末期的小红人创作上。

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比如一个小西红柿，如果你在它生长时给它打了激素催红，那它永远也长不大，永远那么小。所以，一个年轻的艺术家太早成名，其实很危险，比如说我，当年在岛上，数九寒冬，我为了提神，故意穿着小短裤静坐读书，读烂读透每一本当时能读到的书，经历中充满着青涩、苦闷以及青春的磨难，但正因为有这样的磨难与积累，才让我后来能够创作出“小红人”，能够塑造出一个更独立的艺术人格，能够掌握自己的艺术命运，现在我常暗自庆幸：还好当年没成名。

2000年时，我和集大艺术学院年轻教师张朝阳到北京闯荡寻找展览的空间。8天时间里，我们从说不完的话到完全说不出话，尽管我们拜访了许多业内名人，但能帮到忙的一个都没有，我们在北京没有立足之地。从北京无功而返，回来厦门，我发现自己无法因为一次失败就放弃内心热爱的艺术梦想，我打算另辟蹊径。经过思索，我发现相较于北京艺术家，我最具优势的地方就是住海边，跟海近在咫尺，我的全部作品都可以植入“海边”展示的概念。我尝试着把“小白人”涂成“小红人”，拿到海边拍了照，冲印出来效果让我欣喜若狂，当时我就知道：这事成了！蓝天碧海、金沙滩、绿草地、小红人，这就是我当下找到的一种艺术语言，一种独具审美趣味的特殊语言。为此我变成一个艺术的亡命之徒，我把一个小小房子卖了16万，加上何志钦的一些赞助，孤注一掷在厦门的海边办了一场雕塑展示行动。自此我的艺术生命与跑道完全改变。这场展览为我敲开了广州“三年展”的大门，为我递来了北京艺术大舞台的橄榄枝，我终于有机会站到更国际化的艺术跑道上去角力。正因为我有这么清苦的平民化底色，有曾经失败的生命历程垫底，所以今天，我赢得起，也赢得很多，有时候赢得起必然比输得起更需要境界。

一路走来，鲜花、掌声、荣誉与批评，就是这些成就了今天的我，赋予了我艺术的养分，对这一切我心怀感恩。

我的艺术经历验证了一个道理：对待任何人、事、物，最重要的就是一颗真心。你真心爱艺术，哪怕才一天，艺术也可能会爱上你。艺术之路不是人能够设计的，但你爱艺术，是可以控制的。我真诚地热爱艺术，我的艺术良心时刻拷问着我：你究竟是要以艺术作幌子骗钱？还是真诚地想表达生命中的某种人文主义诉求？这就是我特立独行的指导纲领。只要具备这份热爱，人人都有希望，所不同的只是成就大小。

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北京和厦门有各自的好，北京舞台广阔，利于施展拳脚，却也暗流涌动，逼人浮躁；而厦门以及福建地区都相对安静，有利于艺术创作。

人生是需要等待的，就像西红柿，该青涩时青涩，不去羡慕别人的红，否则会折损福报。艺术青年们也是一样，该磨刀时磨刀，用心打磨，总有一天，宝剑锋从磨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