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当代艺术：“现代和后现代是共存的文化现象”
记者：在现当代艺术领域，新加坡在东南亚其实类似于一个连接世界的桥头堡或者平台。
郭建超：我们说一些具体的吧。新加坡有一个区域性的收藏，国家收藏里有整个东南亚（主要是二十世纪）的收藏，它是比较完整的。而其他国家都是重视他们本国的现当代艺术收藏，但是新加坡这个地方比较小，走快一步，就出国了，所以就会比较关心整个东南亚区域的艺术。这个也是我前十多年的工作，就是收集整个东南亚的艺术。
记者：新加坡是一个港口，所以就更加愿意把眼光放得大一些。
郭建超：听起来有点诗意啊。主要是我们比较小吧。
记者：新加坡美术馆和国家美术馆如何分工呢？
郭建超：其实是时间上的不同。开始时候建起的是新加坡美术馆，后来又决定建一个新的国家美术馆，所以就有了两个馆。
国家美术馆建立之后就想比较完整地呈现东南亚的美术史，所以原本的新加坡美术馆就开始转向重视东南亚现当代艺术。这两个馆就有点像一个是当代馆，一个是艺术史馆。不过这也是很旧的二元的概念了。
比如上海，我们与其说中华艺术宫必须呈现整个上海甚至中国二十世纪的绘画艺术史，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要做全球化的当代艺术，其实更重要的是两馆之间的桥梁。恰好，一个在浦东，一个在浦西。不应该把它看作两个完全区别分工的机构。话又说回我们今天谈论的后现代问题。其实现代和后现代不应该看作是过去断代的历史，而是应该把它看作是同时存在的文化现象。所以我想中华艺术宫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应该是有一种同存的当代性，不应该是分得太清楚的两个区域，要保持两者对话的关系。
新加坡美术馆比较重视当代艺术，就好像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国家美术馆就好像中华艺术宫，是有这样一点区分的想法。我必须要以独立策展人的身份来讲这件事，两个馆我都是策展人。我们要把这个格局换一换，才能找出当下我们所重视的文化课题。就好像今天讨论现代与后现代的课题，你不可能把它分开来看待。
其实这个问题在英国也存在的，就是伦敦的TateModern和TateBritain之间，也不是说分工那么明晰，好像TateBritain就做比较英国的东西，而TateModern就做比较国际比较当代艺术的方面。后来他们发现这种分法也没有意义。
记者：当代艺术跟艺术市场的关系比较密切，那么当代馆要如何做收藏呢？
郭建超：当代艺术跟艺术市场的关系比较密切吗？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艺术之所以是个特殊的文化领域，是因为它本身是矛盾的。因为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市场上，它必须表现出一个很开放的姿态。
收藏家群体希望找到最有时代象征性的作品，他们也很有前瞻性，今天收藏的东西，三十年后人们回过头来看，就像看杜尚的《泉》那样，完全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艺术家看到有人收藏是非常欢迎的，不论是藏家还是美术馆，都会给他们新的创作提供一些资源。但是在艺术界里也有一批艺术家是拒绝作品“被收藏”的，就会采用一个无收藏的形式来呈现作品。
在当下的国际艺术界，有这样一批理念先进的艺术家作品，这些东西越是具有批判性，收藏家们就越是愿意收，这种矛盾的现象在其他场合是看不到的。
比如今天我要做一个关于上海的课题，这个课题可能敏感，甚至我身边的人都不了解，但是我可能跟另外一个有着不同社会经验的人就能够达成互相的理解。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国际的背景下在任何时候找寻对话的对象。这种多元的开放性，我敢说，是只存在于艺术界里的，也是值得珍惜的。
记者：所以当代艺术的概念本身就是更加丰富的，不局限于传统的艺术的方式和概念。
郭建超：是的，它是针对社会，针对政治的，但是在一定层面上它又是超越政治的。比如说，我们以为上世纪60年代之后，东欧和西欧因为冷战的关系，就有着巨大的分别。受苏联影响的波兰、葡萄牙、匈牙利，还有前南斯拉夫等等，我们以为这些国家就会跟着苏联在艺术上走社会写实主义的路，而西欧就会偏向抽象艺术和现代绘画。
但是只要你去波兰，去匈牙利，就会发现，这几十年来，无论是社会主义欧洲还是资本主义欧洲，两个阵营的艺术家都一直在对话；而且更巧妙的是，你可以在艺术作品中看到，两方艺术家在艺术中探讨的问题是超越政治的。无论他们在柏林墙的哪一边，他们思考着许多共同的问题。最终两方所想的东西，可能是相当一致的，也就是人所追求的理想。这些艺术家的对话不受社会、历史或者政治的限制。
为什么说艺术家必须为本身个体来表达？就是因为一旦艺术家觉得自己是在代表社会，这个代表性就立刻削弱了艺术作品的真诚，或者是其中可能包含的更深层次的理念。我们在不同的社会都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再次提到艺术界全球化的意义，这种全球化可以使得不同区域的艺术家在其所在的体制中有一种超越，能够在不同的社区里找到一个了解他要讲什么的人，这个人可以身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甚至可以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段。
如果回到唐代，也许张某某所讲的东西，在某一个非洲文化里面，或者在一部分当代人的思考里，会产生一种共鸣。这种共鸣的产生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就要制造一个全球化的艺术界，使得这种超越时间空间的共鸣有发生的可能性。这就是我对于全球性艺术的信任，在当下的社会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积极的机制，而它跟市场的关系，无论是叛逆或者串通，都无所谓。
说真的，一个艺术家如果只为市场创作的话也不会走得太远，这就是艺术本来就有的价值，哪怕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如果开始过多地着眼于市场的话，那他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记者：艺术市场是本来就存在的，但是艺术本身比这个市场要丰富得多。
郭建超：那肯定的。我们不可以把市场看成一个很单一的东西。如果一个艺术家光关注市场谁的东西卖得最好，那就不是一个艺术家，市场也不会接受这样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