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艺术非要在城里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当代艺术的根在城市，靠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滋养而壮大。在中国，北京是当代艺术的中心，但是这唯一的、绝对的中心也导致了当代艺术进入一个死循环，同时不得不面对城市化带来的拆迁危机。
当聚光灯只打在少数人身上，城里的机会已经饱和时，一部分人选择了奋力学英语，而另一部分人选择回到乡村，寻找地气和新鲜空气。
改变流行在乡间的价值观比改造一栋老房子要难得多。
2011年，艺术家渠岩在山西省和顺县许村展开改造计划，做了第一届国际艺术节；艺术家欧宁也在安徽省黟县碧山村开始了他的“碧山计划”，做了第一届“碧山丰年庆”。
渠岩想把村里的老房子修好，另外再让村民赚点钱；而除开乡建和古村改造的目的，碧山共同体还是欧宁的一件作品、一个梦想。他与安徽大学教授左靖一道，招揽城市知识分子，实践“离城返乡，回归历史”。
宁静的安徽乡村给了欧宁和左靖诗意的栖息地，但他们却被碧山村民当成“大老板”来要求：“为什么来了那么多城里人，我们却一个钱也没赚到？”当欧宁将碧山看作一块“生存空间在现代历史上都相对富足”的沃土时，碧山人却渴望着邻村西递、宏村如织的游人。改变流行在乡间的价值观比改造一栋老房子要难得多。
十年前，美国人正杰（JayBrown）在丽江吉祥村创办了“新农村实验室”，并展开了壁画项目，邀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画出一大片壁画群。当代艺术家在村民家的墙上涂鸦，画奔马，画大飞机，也画丽江的民间传说，但不是传统的画法。这些画得到了村民的认可，主要是因为正杰的人缘好，对村里的老人和小孩相当友善。
空降的艺术活动也试图冲击乡村。2010年，西北民族大学的学生把抽象油画、行为艺术和装置带到甘肃省榆中县高墩营村。西北民族大学副教授马奇志说：“农民看不懂可以看热闹、看新鲜，他们感受、接受当代艺术是有意义的。”
相比起外来艺术家，回乡艺术家享有更多的权利和便利。如果不是回到家乡甘肃省秦安县石节子村建美术馆，靳勒还在宋庄苦熬。但在家乡，他甚至被推选为村主任，更容易调动各种资源，通过搞艺术改善村民的生活。
到最后，还是中国人的血缘和家族观念最管用。
中国艺术家并不缺乏跟村民打交道的经验，当代艺术就是从城中村崛起的。从圆明园艺术村、东村、宋庄到黑桥，一个个小村容纳了当代艺术之最初，为他们提供补给，供他们栖身。但其中的艺术家却几乎从未尝试与乡村融合，当他们的生活好起来，住在大铁门里，开着豪车穿过村里的路边摊和垃圾堆时，在村民眼中他们只是发了迹的商人。
在成都双流县庙山村八组的蓝顶艺术区，艺术家的工作室是别墅+24小时展览馆，与当地村民无关。当艺术家在乡村建起纽约才有的Loft，开车去城里的会所吃饭，从淘宝上采购生活用品时，这种田园生活只是“躲进小楼成一统”或“说走就走的旅行”的一部分。
大理的艺术家不提乌托邦梦想，只埋头做梦自high。
住了那么多艺术家，大理却没太多当代艺术的痕迹。如今人民路是文身彩辫的天下，铺租暴涨，义乌生产的旅游纪念品卖得风生水起。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大理曾是失败者的乐园，而现在嬉皮退散，中产登场。旅游引来游客，遍地开花的地产项目则引来暗藏投资目的的买房客。以前几块钱可以买到的咖啡，现在也要二十几块一杯了。中产的增加让大理有了更多力争上游的气氛，新建的别墅装修精致，也有人跃跃欲试要做一番事情。
2012年，台湾旅美画家韩湘宁将自己在洱海边的家扩建成而居当代美术馆，但说到底那里只是他陈列私人收藏以及与艺术家朋友交流玩耍的一个场所。
在双廊，艺术家沈见华和白族学生赵定龙成立白族农民画社，教不识字的白族老太太画画。如今一幅画至少能卖5000元，解决了她们的生计问题，还把展览办到了北京和杭州。
不过，大多数过去在城里工作室兢兢业业赶工的艺术家，到大理甘愿做袖手旁观的闲人，每天睡到自然醒，吃一碗饵丝，喝半暖瓶普洱，再叫上三五朋友外出闲逛。
艺术家岳敏君甚至有个乐队，走到哪里都跟着他，以便想唱就唱。以前岳敏君总是穿着紧身发亮的时装在展览上亮相，而现在一身粗布长衫，在乡野间游荡。走在大理下鸡邑村竹和田的田埂上时，他心旷神怡：“劳动太美了，应该组织人来这写生。”一会儿又自嘲道：“不过会画成乡土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