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同施工现场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爆破前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很久。志愿者们将240块德化白瓷搬运到位，拼成春夏秋冬四幅作品：春天有蜜蜂、蝴蝶和大片牡丹；夏天是蜻蜓停在荷花上，水里游着金鱼和蝌蚪，空中飞着萤火虫；秋天是菊花、枫叶、葡萄、螃蟹，还有一只大公鸡；冬天是枯枝和小鸟。蔡国强依次在每一幅作品前坐下，对着手绘草图默不作声，陷入思考。
下午大约4点半，要准备点火了。蔡国强开始往陶瓷上撒火药、铺引线，他希望《春》的效果是把牡丹花全炸黑了，所以火药基本是按花的分布来撒。与火药打了那么多年交道，蔡国强拿捏粉末的手法已极为纯熟，尤其在处理细节时，像极了大厨为即将出炉的美味添加最后一道调味料。如果要转行做厨师，他一定游刃有余。
《春》的燃烧很轻微，蔡国强把那天的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爆炸”给了《夏》，一瞬间的巨响之后，盛夏开始了。他不断让助手拿烟花来，“拿最大的”，还让人捧着烟花喷向作品，把室内变成了小型焰火会，而荷花就盛开在火光里。烟火过后留下的红色碎屑，则像夏日里随处可见的小野花。《秋》进行得很快，特别之处在于为了让作品有秋天的色彩，蔡国强使用有色粉末把菊花烧成了黄色。轮到《冬》了，这一次蔡国强只将火药撒在枯枝上，铺一层透明纸，再铺一层牛皮纸，并指示工作人员，点火之后要迅速抽掉牛皮纸，否则就可能由于压力过大而爆炸。点燃引线之后，果然可以看到牛皮纸下被关起来但想要冲破一切的火光。工作人员按要求完成了指令，牛皮纸被迅速抽掉，火焰熄灭后，枯枝就都变黑了。蔡国强很满意，“完成的效果非常好”。
《春夏秋冬》的公开爆破不过是蔡国强新个展《九级浪》的大量准备和预热活动之一，从7月17日展览同名作品《九级浪》在众多媒体、嘉宾和不明真相的游客的围观下驶过外滩开始，他要连续在上海工作20多天，其间还要完成《没有我们的外滩》和《天堂的空气》两件作品，直到8月8日，以一次时长 7-8 分钟的“白日烟彩绘画”正式为展览揭幕。17 日，由于《九级浪》超过预定时间将近一小时才姗姗地在外滩露脸，蔡国强的小臂没能经受住上海盛夏烈日的考验，被晒到脱皮。没想到皮肤黝黑并不和经得起晒画等号，在开幕当天将要进行室外烟火创作中，他再脱一层皮可能在所难免。
一艘来自泉州的木造渔船是展览同名作品《九级浪》的主体，船上载着99只仿真动物，有牛、虎、象、豹、长颈鹿等。那是一艘历经风霜的老船，蔡国强好不容易才得到它。因为新船容易找，但缺乏风霜感，而老船的主人对船有感情，往往不愿意卖。船在海上跑，受到盐水的浸泡便旧得很快，吃水的部分木头都被腐蚀了，结满了苔藓。蔡国强很喜欢这艘已经“退役”的船，原计划让它再次下水，真正从上海港驶向当代艺术博物馆外的码头，然而买下它后，他才得知船必须拥有执照才能在黄浦江上行驶。“我跟这个船已经立下山盟海誓”，他想了个办法，用一艘有执照的平底驳船运载一整个装置，这做法尽管不是初衷，但使作品看起来更像一个祭坛，更庄严。
动物是蔡国强创作中经常使用的元素，本次展览另一件由99只动物（狼）组成的作品《撞墙》，就是他极为受欢迎的旧作，去年曾在昆士兰美术馆展出。虽然《九级浪》里并没有猪，但很多人还是一下子便将这艘缓缓在江上漂流的木船与黄浦江死猪事件联系起来。不过按蔡国强的说法，“大家都联想到就够了”，不需要做得那么明显。 用一艘有执照的平底驳船运载一整个装置，这做法尽管不是初衷，但使作品看起来更像一个祭坛。
以“调情”的方式触碰禁忌
蔡国强确实很喜欢在展览所在城市做一些在地的、结合社会文化的创作，用不那么直接的、“调情”的方式触碰一下禁忌，看大家会有什么反应。这可能也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看上去类似的事情，重复使用相同的元素，可是每一次都还能兴奋不已的原因之一。去年巴黎的《一夜情》项目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让情侣们在卢浮宫与奥赛美术馆之间的塞纳河上集体做爱，他在岸上放烟火，一开始连以浪漫著称的巴黎人也觉得这个创意有点太过分，但最终还是让它变成了现实。
作为一个在泉州出生长大、在上海读了大学、到日本留学生活近9年、之后定居美国，在全世界办展的艺术家，蔡国强有一种在海洋文化中浸染而成的开放性格和“一条道走到黑”的执着精神。因此他不仅能“炸”美术馆，“炸”长城，试验失败炸坏了工厂仍旧继续，而且让许多看起来不那么开放的城市都接受了他的火药的“破坏”。另一方面，由于他的艺术创作需要从政府到民间，各个方面、大量人力物力的配合，蔡国强也很懂得适时表现出谨慎。当他心里揣着一个略微出格的创意，准备讲给你听时，黑瘦的脸上会露出憨憨的笑容而不是挑衅的表情，这样一来，好像禁忌就不是那么难突破了。
在这次以“生态环境”为主题的展览中，除了死猪以外，他还准备用装置作品《天堂的空气》讽刺一下PM2.5值频频爆表的空气质量。首先，在被改造了的南市发电厂主厂房的烟囱里玩花样，还设想让观众可以走入烟囱，沿着内壁的楼梯蜿蜒而上，这是博物馆开馆以来从未有过的尝试，本身就挑战了馆方的宽容度。烟囱又恰是发电厂空气污染物的排放通道，蔡国强用灯光和3D云朵把它布置成一个如同深邃宇宙的空间，并在天顶和地面分别投影，当空气介质由于人流增加而变浑浊，投影中的“天堂美景”反而更加清晰。采访开始前，蔡国强刚刚去烟囱里拍下一张照片，目前里面还是一片静谧的星空，但作品最后会是什么样子，他一点把握也没有。
蔡国强很满意《春夏秋冬》的最终呈现，他说：“炸完之后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比我想象的更好，很开心。春天就比较含蓄一点，当然刚开始我也小心翼翼，没有炸得很厉害；到夏天我就胆子大起来了，所以比较活泼；到秋天就更放松，所以就很潇洒；可是到冬天就是再要收回来。” 我喜欢把事情先弄得不是艺术。
记者：你的很多作品中都有 99 这个数字，除了《九级浪》、《遗产》、《撞墙》里的动物，还有用 99 个故事讲你和看不见的世界的关系。那 99 对你来说是代表无限？还是什么特别的意思？
C：对啊，99是无限，还有就是没有终结、没有圆满吧。对，有点余地，嘿嘿。有时候我也用9只，9用得比较多。
记者：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神秘的事物？
C：对对对对。宇宙啊，外星人，是一直让我很好奇的东西。
记者：然后把这种好奇融入到创作中？
C：当然当然，因为火药本身就是这样。它是跟你讲运气的，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你要跟它对话。而且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最后会怎么呈现，还有一个，你很怕它最后根本就不是艺术。但我喜欢把事情先弄得不是艺术，像《春夏秋冬》就是俗气的，陶瓷啊、四季主题啊，还有《没有我们的外滩》，谁要画外滩啊！你说对不对？复兴公园随便画一画也不要画外滩嘛。但你选它们，就是因为它们很难呐，你必须触到本质，这对我来说是方法论，也是我一直要挑战的东西。
记者：这次做完《春夏秋冬》，你说效果似乎比想象的更好，具体是好在哪里？
C：对对，四张画之间的张力、互相的关系非常好。我在设想这件作品的时候，对单张画要怎么做花了很多精力，炸完之后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比我想象的更好，很开心。春天就比较含蓄一点，当然刚开始我也小心翼翼，没有炸得很厉害；到夏天我就胆子大起来了，所以比较活泼；到秋天就更放松，所以就很潇洒；可是到冬天就是再要收回来。
记者：我很期待看你在电厂的大烟囱里做的《天堂的空气》，这是当代艺术博物馆第一次把烟囱开放给人做作品，很神秘，现在你已经做完了还是仍在进行？
C：还在进行呢，机器还在研究。我很喜欢那个烟囱，站在里面抬头向上望，很深，有点宇宙的感觉。我刚才还进去看了。我感到它的体量和能量都很大，要能找到一个基点撬动它，很不容易。设想是在头顶和地上都做投影，烟囱里的空气越浑浊，投影越清晰。但我自己现在也没有信心，还在想。不过，我们不能期待每件作品都能精彩和满意！没有这种事情的。我希望自己做每件作品都有探索，因此也像刚出道，还在冒险、在努力，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哪怕没搞好，甚至有可能成不了艺术。但能够坚持这样的精神，才了不起，对吧？这是鼓励自己。
记者：对。比如你这次开幕时放烟火，会用到食用颜料，算是一个技术上的新尝试？
C：这是比较新的一个挑战。把可食用的粉做成烟火弹。一方面是契合展览环保的理念，另一方面，因为用的粉不一样，它的造型、色彩、重量、展现的效果跟以前可能也会不一样。
记者：你以前好像不喜欢焰火只喜欢爆炸，但是第一次在 APEC 会议上放焰火之后，又做了很多焰火表演，这次创作《夏》的时候也放了手持烟花，现在你开始喜欢焰火了吗？
C：不是，我从来都没有很爱焰火。因为焰火我也是感到它很俗，很通俗，就像春夏秋冬、花花草草，它当然不是坏东西，反而是大家看来都很开心的一种东西，但如何把它弄得有观念有创意，加入甚至有矛盾的感情色彩，使它变得不这么简单，是我想做的。
记者：但是爆炸就很不一样，你在不同阶段说过很多你喜欢爆炸的原因，似乎尽管炸了那么多年，它还是让你觉得有新鲜感和可能性。
C：这个顺序是这样的。我很早就知道我画画的时候很胆小，很谨慎，太有控制欲，做人要谨慎小心是对的，但做艺术家哪能这样啊，应该要打破自己的理性和控制欲。所以火药的可燃性、难以把控，对我可能比较好。后来我在大地上做外星人计划，火药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它可以和时空、世界和宇宙对话，想象从遥远的宇宙可以看到爆炸的光。最近我又开始发展文人画风格的爆炸，这跟我的年龄也有关，我在想怎么把它表现得更空灵、更永恒，给人安详平静的感觉。因为火药是很不平静的，能量很强烈的东西，但我要追求它反面的效果，这对我来说也很有意思。
热爱故土，远离故土
记者：你说上海是你走向世界的“港口”，现在你每隔几年就要回上海办展，但你第一次来上海，是为看展览？
C：我第一次来上海是很遥远的事了，来看法国农村风景画，在上海美术馆外排了很长的队。进去了以后，一直待到闭馆被人赶了还不想离开。这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很重要，因为看到了原作嘛，看到那么多艺术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大家画得那么不一样。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一直试图在那些风景画中寻找和自己相似的风格，像是寻找自己的位置。
记者：这次在上海办展，你做了些很切题的创作，比如在黄浦江上运船，比如炸一个没有人的“外滩”，你说过你还挺喜欢上海这种“不特别帮你，也不反对你”的性格？
C：也不是那么具体，上海其实很国际化，它像世界上很多大城市一样丰富多彩，然后有很多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各自自在地做着自己的事情。这个挺好的。
记者：那么你会刻意尝试挑战上海人的神经吗？比如你在巴黎和人谈性，人家一开始还觉得你太大胆，你觉得什么东西比较容易刺激到上海人？
C：从APEC到“农民达芬奇”，到这次的一些作品都是尝试，但我也不是为了要刺激上海人才去做一个作品。比如说这次做《没有我们的外滩》，我是在想象海派精神，这种精气神在现在的上海显得比较弱，所以可能是重新想象的好机会。通过我做海派，说海派，谈一百年前的那个时代，那时候的艺术家，面临西方化、现代化的挑战，创造了很多好作品，是很有勇气的，他们的精气神那么足，那我们怎么样？
记者：你的故乡也很有精气神，那里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很容易跟世界上各个地方产生联系。作为从泉州走向世界的人，你觉得自己在心理上是不是也很容易和不同的文化产生联系？
C：是这样，因为泉州的文化比较多元，受到海洋文化的影响，泉州人的总体意识比较开放，不管是伊斯兰教、佛教、道家，甚至包括印度教，各种各样的文化都在泉州存在过。这个港口城市啊，有大量华侨散落在全世界。他们热爱故土、怀念故土，但又在不同的文化里面生存，这对我是有影响的。从泉州到上海来，其实上海也是一个一样的故事。泉州和上海都是比较尊重个人空间的城市，是比较有个人自己的色彩的地方。泉州人对自己的生活、文化都很自恋，上海也是，上海人也很欣赏自己，他们不会只有一种集体的观点。从泉州到上海，其实对我成长为一个比较有个人色彩的艺术家也好，对后来我在上海读完书，继续出发去日本、去美国，很有帮助。在外国，艺术家就是会处于一种孤独和自我探索的状态，尊重个人的声音、个人的价值观。
我做创作，大量从我的家乡包括德化，去寻找原材料，或者多在家乡制作，这样我顺便可以经常回到自己家里。因为我还有奶奶、父亲、母亲、弟弟妹妹，一个大家族，还有岳父岳母。以工作为由回家探亲，一举两得，做得成是好事，做不成也能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