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庄，中国最大的艺术家聚集区。1993年，以方力钧为代表的第一批艺术家开始入住宋庄，此后历经近20年的发展，宋庄艺术家的确切人数已无从考证。小堡村目前已成为整个宋庄艺术区的中心，这里有最多的艺术家、最有名的艺术家、最大的工作室和最贵的房产。艺术家为这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据统计，小堡村每年可得租房收益800万元，带动消费资金流约2,000万元，作品成交2亿元，安置就业和家政服务150万元。在某种程度上，宋庄20年来的变化也折射出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更是艺术家工作室变迁的缩影。
与方力钧一样，有着“中国当代艺术教父”之称的栗宪庭和艺术家高慧君也是最早一批入住宋庄的人，他们是宋庄20年发展变化的亲历者。
来宋庄以前，栗宪庭还有公职在身，住在后海近20年，高惠君仍在部队。上世纪90年代初，政府有意取缔圆明园画家村，警察频繁造访艺术家住所，画家们终于决定离开圆明园，纷纷找地方搬家。栗宪庭希望搬到宋庄仅仅出于想要安静下来住农家小院的冲动，高惠君则希望走出部队寻找自由，二人同当时居住在圆明园的方力钧、丁方、刘炜等人经过考察，最后找到了小堡村，成为了第一批入驻宋庄的艺术家，开始了宋庄艺术区历史的书写。
如今，圆明园画家村早已荡然无存，而在上世纪80到90年代，这里曾是流浪在北京的画家聚居地。毕业于专业院校的一批艺术家主动放弃国家分配，以“盲流”身份寄住在圆明园娄斗桥一带，自由创作、生活，成为当时一大文化象征。1992年以后，圆明园开始变得很热闹，例如方力钧，几乎每隔15分钟就被警察敲一次门，画家们常常把门反锁起来再跳进屋里画画，大家纷纷升起离开的念头。艺术家的自由使得画家村成为治安监控的重点，最终被政府强制取缔。
入驻小堡村
1993年起，栗宪庭开始和方力钧、高惠君等人找地方搬家。高惠君当时还在部队，不方便外出，就将选址、选房的事全权委托给方力钧几人。栗宪庭参与了选址过程，找遍了北京所有郊区，最后来到宋庄。宋庄是当时离北京最近的郊区，公共汽车可以直达 ，虽然只有从国贸桥出发的一条公车线路，这在当时已经可以称得上交通便利了。栗宪庭回忆第一次来宋庄时天气很冷，村子都破破落落，三分之一的房子都已倒塌。那时很多村民都进城了，放眼望去，村里一个沙丘上几座房子，又一个沙丘上几座房子，坑下还有几座房子，简直像一片荒漠。
较之当年，宋庄已生巨大变化，尤其是公共交通，几条公交线路来往于国贸和宋庄之间。20年前要来一趟小堡村，需要到国贸乘坐322路公车到东关或是北苑，然后打车(通常打不到)或是坐“三蹦子”；要么就坐从北苑到燕郊的长途车，长途车路过小堡村，不过四个半小时才发一趟。要是想从小堡村回城里就更麻烦了，高惠君说自己有时就沿路边走边拦车，常常一走就是两个小时，索性直接到东关坐322。据说曾经有两个客人从方力钧家出来一直等不到车，最后跟了辆拉煤的车才回到城里。
村子里空闲的房子虽然简陋、破旧，前后院的布局和低廉的价格却引了画家。虽说当时农民之间互相买卖房屋只有三千多元的价格，卖给画家们却一道道附加，价钱翻了三倍之多。当时，刘炜买了两个院子，前院送给了栗宪庭，后院自己住。栗宪庭把房子收拾到半截就没钱了，又必须要去美国，就把剩下的摊子交给方力钧打理。几年间，院子一直借给别的画家住，栗宪庭只是偶尔过去住一两天，其余时间都在城里或国外。
据高惠君回忆，当年买农村房大家都没有经验，胆子小，没人敢用真名，第一批入驻宋庄的6名艺术家都是用别人的名字买房，每家付1,500元的保险费(也相当于手续费或介绍费)给对方。直到后面来的人才渐渐开始写自己的名字买房，第一批到了1997、98年前后才把名字改回来。
直到2000年初，栗宪庭开始准备迎接女儿的降生，城里的房子太小，根本住不下，一家人这才搬到宋庄，对房子重新做了装修和改造，栗家女儿就是在宋庄小堡村那间院子里出生的。当时栗宪庭也不想再参与热门话题，希望沉寂下来，把20多年来的经历回忆、反思一下。结果，由于宋庄的人越聚越多，最终成为新闻热点时，很多画家又找到栗宪庭，每天拉着他去看工作室，根本不得喘息、不能安静下来。栗宪庭这时才觉得也只能再出来做事，于是他开始思考艺术区的生态问题，开始和地方政府接触。政府也找到栗宪庭一同规划这块地并提出创作生态问题。
由于高校扩招，越来越多学生流落在社会上，能够找到工作的人很少，大多还是改行了。也有一些热爱艺术、专心艺术的人越来没有出路，他们便聚集在各个城市的艺术区域，如重庆的黄桷坪，成都的蓝顶。每个城市大概都有这样的地方，但宋庄是最早、最大的。
与农民的磨合
起初，人们对自由艺术家没有了解，一些官员也采取拒绝的态度。栗宪庭回忆说：“当时从圆明园来宋庄其实是把警察给带来了，警察跟着这些艺术家、突然闯进来东西。据说当时上面的领导找村书记谈话，让他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些艺术家撵出北京。村官崔大柏本人在与艺术家接触的过程中发现这些人其实都挺好的，有时候我们还会帮助村里面的建设提提建议，像方力钧他们都会出一些钱，帮村里修路灯什么的。崔大柏就不停找上级，把艺术家们保护下来了。这个举动让我觉得我们改变一个体制是不可能的，但是能够说服一些地方官员，获得他某种程度上的理解和认可，这就形成了一定缓冲。”
宋庄的村民开始对艺术家做的事还不是很能理解，但慢慢都在改变。农民里也有艺术家出来，他们受到艺术家的影响，也开始自己动手工作。例如村里有一个乡镇企业的工人就自己动手用各种铁器拼接，好像60年代的集合主义。平日里，艺术家跟村民的相处中也难免有些磕磕碰碰，有时打起来了，村里管不了，他们就找栗宪庭出面管。栗宪庭有过插队经历，对农民比较了解。“其实农民只要你尊重他，他觉得你看得起他就够了。我的邻居，所有过年过节都送东西，然后他们也送给我东西，这样关系就搞得很好。我跟每个艺术家都说，跟农民邻居一定要搞好关系。其实很好搞，比如说你开车，农民站在你车前就不走，你下来很客气，他就很高兴，马上就回家了。千万不要呛呛起来，这不好。”
与政府的合作
2004年，栗宪庭建议宋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做艺术园区。当时宋庄交给栗宪庭400亩地规划：盖美术馆、化工区、艺术加工区。由于宋庄几个很有名的艺术家画卖得不错，招来很多人聚集。宋庄有淘金的可能性，但发展是很困难的。栗宪庭想做的是一个学术交流平台——美术馆、画廊区。宋庄美术馆建成于2006年，第一个展览就吸引了各路人前来观看，人们都要来见识见识世界上行政级别最低的美术馆——村级美术馆。宋庄美术馆盖的时候北京市两次下令指定要拆除。其间，栗宪庭接待过一位市长，谈了艺术生毕业后的出路问题：“这个出路就像一滩水，你要怎么流动出去，怎么有新鲜的水补进来？现在美术馆是在替社会在解决问题。”此时的栗宪庭角色已发生变化，他称自己是个乡绅，帮地方政府调节农民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他还说服了一些人来盖画廊，周围是艺术家的工作室。盖得起房子的人来建大型工作室，同时还改造了几个旧工厂。当时改造了一个饲料厂，首先用来给女艺术家建工作室，名嫘苑，只给女艺术家住，保障安全。这之后盖的工作室基本都参照这样的模式，即建筑改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