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雕塑
“博伊斯对达达主义既有继承，又有超越——那就是关注社会。”朱青生说，“达达是逃离社会，开始就反战，所以逃到苏黎世去给自己一个解脱的办法。虽然这比较符合艺术的本质，但如果仅仅如此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就没了。博伊斯对此做出了根本的纠正。他与安迪·沃霍尔一样，都是对当下社会的问题进行揭示。”
从战场归来的博伊斯进入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Dusseldorf Academy of Art)学习雕塑，在经历了一段穷困潦倒的日子之后，他回到母校当老师。博伊斯的艺术家与教育家气质，显然与僵化的学院体制始终格格不入，1972年，因为一场“占领学院事件”，他被解聘。而在政治上，博伊斯是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他创建了“德国学生党”，主张人的权利与自然保护的平衡。直到1986年病逝之前，这位高大、阴郁的艺术家都始终活跃在多个领域，自认为是个多重身份的人：不仅仅是艺术家还是社会活动者。
在那次解聘风波之后，他深感艺术介入政治并改造社会的迫切性，从而酝酿而出“社会雕塑”的概念。它的起源来自于德国哲学家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所创立的“人智学”，重点不在于对象的形式与组合，而在观念的激发与塑形。换言之，普通的雕塑是“物的造形艺术”，而博伊斯所谓社会雕塑则是“人的观念生成”。
在博伊斯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当中，1965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Schmela 画廊所作的《如何向死兔子解说图画》行为艺术表演颇为有趣。他把自己反锁在一个房间里，满头浇了蜂蜜，贴满金箔和金粉，鞋上钉了铁板;抱着一只死兔子，沿着墙上挂着的每一幅画细细欣赏，时不时举起兔子凑近画布仿佛想让它看得更清楚些。
根据艺术家后来自己的解释，这件作品借用一只动物表达了人类的局限性。每个人都想解释问题，但其实世间万物无不包含某种神秘或质疑。“一只死去的动物所保留的直觉的力量远强过某些总是抱着顽固理性不放的人。”这件作品反而从某些角度为博伊斯后期所提出的观念做出了有力的论证。
自我疗伤
在这次展览中展出的多半是不成系统的碎片：涂鸦的稿纸、收集的报纸、签字的海报等等，对德文一无所知的人只能对着玻璃柜里泛黄的纸张发呆。即便是他自己的作品也都容易令人困惑：写了字的玻璃花瓶、空纸盒、柠檬黄的灯泡。
“我觉得这些都是他行动之后的残留物，也就是一些标记。指向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但不是事情本身。”艺术家满宇在一次相关的对话活动上说道，“这些东西实际上不是他的作品，而是关于他作品的记录或者是一个文献而已。”
与其说参观他的这些记录文献，倒不如说人们在借机回顾他那些了不起的行动。博伊斯热衷于参与社会活动，同时也深受萨满教的影响。1974年，他在纽约兰尼布洛克画廊(Rene Block Gallery)展出了名为《荒原狼：我爱美国，美国爱我》的行为艺术。博伊斯在一个房间里与一头野狼独处三天，借着手电筒闪烁的光亮与野狼接近，不断与狼说话，激发野狼去啃咬伞柄和毛毡。逐渐地，两者互相开始和平相处，最后甚至交换位置：野狼躺在毛毡上，人则睡在草堆中。
在刚进入房间的时候，艺术家把绒毛披风连头一起遮盖住，从头顶伸出一只弯弯的雨伞伞柄——这个形象令人毛骨悚然，像极了荒蛮部落的巫师。而正是对象征符号与宗教符码的成功运用，突显了原始人类社会里的“动物崇拜”，博伊斯以实际行动证明人与动物相互交融、和平共处的可能性。
在这位仿佛具有神秘力量的艺术家身后许多年，始终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批评声音。有的人单纯地不喜欢他的作品和理念，有的人则对他的自以为是而感到不可容忍。“他总是喜欢做一个意见的引导者、教育家、巫师去干扰、引导别人。如果一个人被引导就会失去最宝贵的自觉性，他占有了别人的自觉、把人带到了一个启发的状态。”朱青生说，“当然有时候在幽暗的状态中坚持他的光明是值得尊敬的，但是一味地把人看作是被照亮的关系，这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他所自大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坚持和掌握的那个‘真理’。”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博伊斯所做的这一切也许是为了拯救自我。“由于他亲身经历过的战争，他希望自己回到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对蜜蜂的推崇、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植树、抱着兔子讲话、参加绿党，建立一个大同世界——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他对自身创伤的拯救。”满宇说，“所以就不奇怪那看似五花八门的行为与身份，博伊斯不是一个社会性的艺术家，恰恰相反，他想搞定的是自己。”
是不是因此，这位20世纪德国前卫艺术大师，上承法国人杜尚、下启美国人沃霍尔，才会那么努力地去表达对温暖生命力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