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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远《母子图》
阅读冯远历年来的画作和论文，我的脑海中不止一次地跃出屈原的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求索，伴随着冯远的艺术人生。这求索，既包含着学术理论的求索，也包含着艺术价值取向的求索，还包含着艺术语言形态的求索。1986年他创作了泼墨为主的《惑》，其中有斯芬克斯的形象，并题上其言：“人之解放由他自己完成，人由自己的力量获得拯救。”这幅画恰好印证了冯远在《东窗夜记》中的自述：“也许是天性使然，抑或是坎坷经历所致，斯芬克斯永恒之谜引我陷入荆莽艺海，九碰壁而不知悔。”
正是这种上下求索的品格，造成了冯远艺术创作精神指向的丰富性和笔墨形态的多样性，并成为当代中国极具代表性的水墨人物画家。或者说，正是在求索过程中，冯远为当代中国人物画体系的建构，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众多评论家对冯远的人物画创作做过分类，有的分为重大历史题材、现代都市人物、古典诗意表现；有的分为写实主义、水墨写意、抽象水墨实验；有的分为历史画、现实人物画、意象与抽象水墨画。这些分析都颇有见地。但我更愿倾听冯远自己的心声。一贯坦诚、真率、亲和的冯远曾对文化媒体记者说过这样一段话：“从事艺术创作30余年来，我自问是走了一条为生命的艺术为形式的艺术为人生的艺术这样的道路，它们分别代表了我不同时期的艺术价值追求和人生态度。”
我以为，这段话是我们解读冯远艺术创作的一把钥匙。诚然我们不便对三种价值追求的高下做简单化的评判，但三者之间的差异性也是显见的。当然，细究起来，艺术作为生命的需要、艺术形式的追求、艺术与人生关系的思考，这三者往往同时存在，但艺术家在不同时期内作为价值取向却是带有阶段性的方向选择。三者之间存在着渐进性、飞跃性、否定之否定等种种微妙而辩证的关系。
青年时期的冯远，天性中对绘画的挚爱与逆境中的抗争意识相互交织，而后攻读浙江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直至80年代初，可视为“为生命的艺术”时期。这一时期的创作以历史画为主体，贯穿着人类改变自身命运的主题，试图表现出人类同时又在受到命运主宰的悲剧意识。采取的笔墨语言是以墨彩交融的写实性为主。代表作有《秦隶筑城图》、《英雄交响曲》、《保卫黄河》、《百年家国耻》等。
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前期，可视为“为形式的艺术”时期。此期对形式探索的愿望非常强烈，时而借鉴西方现代绘画的观念和手法，时而吮吸传统文人水墨写意画的精神，多向撷取，多种尝试，进行中国水墨画现代形态的实验。代表作有《创世纪》、《抽象水墨文字系列》、《罗汉系列》、《戏剧脸谱》等。
1996年冯远任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次年发表论文《“人”的艺术和艺术的“人”》，可以看作是他进入“为人生的艺术”时期的一个标志。特别是1999年调京任国家文化艺术管理者之职，更强化了冯远原本就存在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创作指向锁定在当代中国人的形象变化上，更多关注人文精神在艺术创作中的终极目标所在。笔墨语言多取写实性与写意性相融合，其间又因不同内容而取不同“度”的组合与转换。这是冯远形成艺术风格个性的时期。代表作有《雪域苍生系列》、《虚拟都市病症》、《圣山远眺》、《远山系列》、《明日之子》、《逐日图》等。
冯远在艺术价值的求索过程中，构建着自己的艺术语言形态。总体看来，立足于20世纪由“徐（悲鸿）蒋（兆和）体系”和“新浙派”所开拓的水墨人物画新传统，一手伸向中国古典传统，一手伸向西方现代绘画，由此而形成相互渗透、交错推进、时分时合、流动演化的脉络主线。仔细品读，冯远求索的笔墨形态确是丰富多姿，耐人寻味。
让我们先看几种为数不是很多、但特色鲜明的笔墨表现形态。
其一，墨底作画。将背景处理为一片墨黑，而在其上塑造人物群像，视觉反差造成新颖强烈的效果。1987年的《百年历史》和1999年的《世纪智者》以底色形成一种特殊的历史感和空间感。2002年的《虚拟都市病症》则似乎隐喻着坠入尘嚣的浑浑噩噩，笔墨简练而夸张传神的诸头像，对人性丑恶面的揭露入骨三分，突兀、怪异、震撼的力度油然而生，拓展了具有批判精神的水墨人物画新形态。
其二，泼墨没骨。似从传统中梁楷泼墨仙人化出而富时代新意。1985年《待归帆》写一老渔婆，画面水墨氤氲，虚实有度，惟面部与手部勾勒寥寥数笔，气韵生动地表现出岁月沧桑。《浮生世相》则以泼墨与积墨相结合，写佛教造像组合，神情冥茫，犹如水墨雕塑，手法新颖而意味深沉。
其三，半抽象水墨。多吸取西方现代表现主义与抽象主义元素，探讨“似与不似之间”的极致。水晕墨彰与古代文字、原始岩画、彩陶纹样、易象符号等相结合，具有神秘、混沌、玄奥的宇宙意识。代表作如1985年的《创世纪》，1987年的《文字系列》、1995年的《蜕之痛》、1998年的《润下》、《未盈》、《炎上》等。此后这类探索未曾继续，但在思维方式与结构方式方面所做的尝试，有可能成为冯远今后表现某种特定题材时的创作资源。
其四，书法与绘画“平分秋色”。2000年的《都市人系列》十联画最具代表性。以灵动而厚重的笔墨，挥写出不同身份、年龄、职业的现代都市人物神情动态，每位人物都配上草书题写的古诗，诗的内容与人物的关系若即若离，而奔放跌宕的书风却增浓了画面既具活力而又躁动不安的意味，从而引发人们的思考。此种形式似与文人画讲究诗、书、画合璧的传统有某些关连，但意趣全然异样，带来新的审美感受。
其五，巨幅白描。古代白描原作粉本之用，宋代李公麟、武宗元将白描发展为创作，堪称白描大师。现代白描多用于小幅连环画创作。冯远1993年的《屈赋辞意》和1994年的《秦嬴政称帝庆典图》，开拓了气象浩莽、幅面巨大的工笔白描人物画新境界。前者以高古游丝描为主，柔中寓刚地表现出上下求索的浪漫情怀；后者以铁线描为主，刚中寓柔地铺陈出天下统一、气势恢宏的人间盛典。此两画所达艺术高度，至今罕见超越者。
近十余年来，冯远最常展现的笔墨形态大体有两类，一“主”一“支”。主流形态如他自言：“我崇尚汉唐雄风，试图在一片红牙檀板的世界中，响起铁板铜琶的雄肆之声。”这一特点在2001年的《雪域苍生系列》、2004年的《圣山远眺》、2006年的《远山系列》、2008年的《逐日图》、《明日之子》等作品中表现得尤为鲜明。用笔运线苍涩刚劲，舒展畅达；笔墨组合朴茂强悍，厚实凝重。这既是挥写西部人物和北方人物精神、气质、性格的需要，也是抒写画家自身内心情感和审美追求的需要。
然而冯远的内心似乎也有浓烈的文人画情结，包括典雅高蹈的诗情逸境和诡奇灵动的笔墨语言。因而在主流形态之外，他也创作了不少绘写唐宋诗意、仕女罗汉、江南风情的作品。此类作品笔墨洒脱自如，恬淡含蓄，色墨并用，别是一番气象。尽管这些作品也许只是冯远的公余遣兴，但笔情墨趣的锤炼也是一种积累和沉淀。
用水墨写实与水墨写意相结合来描述冯远的基本笔墨形态，大体是贴切的。人们已经习惯于将“徐蒋体系”定位为写实主义，其特色是以线条为基干，将类似山水画中皴擦点染技法与西方素描相结合；而其后的“新浙派”则更多地融入了水墨写意花鸟画点厾技法与笔墨精神。二者对冯远的画风形成都有影响，但他在广收博取中又自成面目。我们可以把冯远的主流笔墨形态概括为写实为主的形态，而支流则可概括为以写意为主的形态。从中国画审美体系的核心“写画”美学观来考量，审美客体的传写性、审美主体的倾泻性（写意性）、审美本体的书写性三大要素共处于一体，相互作用而又相互制约，但结构方式的不同却可以产生多种艺术形态，历代大师大家的作品无一不验证这一体系的真理性。冯远的人物画创作也是游走于这一体系之中，三性俱备，而侧重点则因时、因人、因事、因情而有所变通。当以传写性为主时，作品倾向于写实；当以倾泻性为主时，作品倾向于写意；当以书写性为主时，作品倾向于唯美。
冯远的笔墨形态是在古典传统和20世纪新传统的基地上“化”出来的现代形态，对于其学术涵量和价值认知，自然还待时间的检验。但我十分认同他的传统观。文人画是传统中的重要系统，但不是全部。原始绘画、帛画、壁画、院体画、画工画、民间绘画，都有可资汲取的精华。文人画的价值不容忽视，文人画的局限性也应认清。笔墨意趣和淡雅洒脱是文人画之长，但其理念主要适用于山水画、花鸟画和一部分人物画，如果用这种标准来衡量现代人物画，特别是面向现实人生的人物画，显然是不合适的。自从傅抱石引用石涛“笔墨当随时代”之说，已成画界共识。也有人说“笔墨不随时代”。其实两者着眼点不同。中国画有规律而无定法，规律相对“不变”，具体的笔法、墨法、章法则是处于流动演化之中的，否则就不会有历代大师大家的各异创造。中国画的发展，归根到底有赖于真正的推陈出新者。
冯远是中国画艺术的学术思辨者，又是艺术美的创造者。他对人物画创作的求索与建构，为我们研究当代中国人物画史提供了一份重要文本。当然，他未来的步伐更值得我们去关注，这不是由于个人地位，而在于艺术家已显示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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