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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在中国永远有根
如今，凯伦已经在北京度过了21个年头，眼看着曾经的艺术理想之地渐渐变得高楼林立、交通拥堵、商业化无孔不入，包括艺术，但凯伦仍然认为这片土地能够保留“艺术”的部分：“艺术家在中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文化传统，有一个根。所以尽管有商业，你还是可以选择一个立场，你可以接受商业，也可以不接受商业，内地环境跟香港不太一样。对应今天的现实，艺术家们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艺术变得很丰富。”
凯伦·史密斯目前的住所和工作室在故宫与景山公园附近，用老话说，这叫“住在皇城根儿下”。曾经是静谧胡同里的艺术密室，现在却有不间断的游人从门口经过，凯伦不抱怨：“中国人这么多，大家都要旅行，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住了21年，凯伦能够熟练引用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清楚知道“单位”背后的社会含义。在提到中国艺术家们的种种遭遇时，她更愿意把问题归结到时代大环境中去。
“像曾经的"圆明园画家村"(编者注：上世纪80年代末，先后毕业于北京艺术院校的华庆、张大力、牟森、高波、张念、康木等人，主动放弃国家分配，以“盲流”身份寄住在圆明园附近的娄斗桥一带，形成了中国第一个自发形成的艺术家聚居地。1995年，该村解体)，它的形成是跟艺术有关系，但更多是跟改革开放的过程有明确关系。”一谈到“画家村”，诸如“改革开放”这样的中国式词汇就熟门熟路地从凯伦嘴里蹦跶出来。“以前大家都住单位分的房子，私人没有房子。90年代初，北京开始发展，圆明园附近老百姓的房子可以改小，再租出去，艺术家这才有房子住。之后大量农村人口向北京流动，有几个地方出现了外来人口的聚居村，造成了社会不安全的因素。到了1995年，北京要开世界妇女大会，政府就开始清理聚居村，画家村里的人因为都没有户口，所以也在其中。这不是政府针对某些艺术家的，而是为了稳定社会。后来这些人就到宋庄去了。”
对于宋庄画家村这几年屡屡被批判的“被主流”、“被商业”，凯伦仍然坚持“要看大环境”：“当地的政府对画家热情，这是很多年之后才会有的情况。这些都是跟中国自己的变化有关系的。”
这么多年来，凯伦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心态变化，“2000年左右，学校开始扩大招生，一个班里面有50个学生，能够当艺术家的人可能不到5个。”是因为中国人变得浮躁了吗?“某些方面可能是这样，但这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从"文革"到今天，变化太大了。这里面肯定会有复杂的问题。”
“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不是没有，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是我不能理解的，我并不是"骄傲"地这样说。”凯伦认真地澄清，“从我观察的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社会和体制的关系、中国的历史、正在发生的事情中，我都能知道也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事情在发生?甚至包括为什么司机那样开车?为什么撞车的两个人很容易打起来?都能找到一个理由。可以不喜欢、不接受，但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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