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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照片：在“2012伦敦奥运中国书法音乐会”上，音乐书法家李斌权与新伦敦交响乐团合作，现场书写英国文学家狄更斯《双城记》中的精彩片断“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
书法向来有“凝固的音乐”、“无声的音乐”之美誉，当有人把这种凝固、无声给活化、有声之后，一种全新跨界艺术——音乐书法便由此诞生，但同时也招致“作秀”、“杂耍”的批评。
这个人就是书法家李斌权。在质疑声中，他已经连续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维也纳皇宫上演了“中国书法音乐会”；最近一次更是在伦敦奥运会期间，携手新伦敦交响乐团和英国现代芭蕾舞团等，将舞台搬到了伦敦萨德勒斯威尔剧院。
面对质疑，他作何感想？对“音乐书法”，他如何理解？日前李斌权在此间接受记者专访一一解答。
“音乐为书法插上了翅膀”
对于音乐书法这一创新，李斌权认为这恰恰就是因为艺术之间的跨界结合，形成一种视听同感的全新欣赏亮点，让人们得到一种艺术享受的美，进而能够产生浓厚的兴趣。
在他看来，音乐和书法的结合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它的一个普世性。“能够带动大家广泛的对书法产生一种浓厚的兴趣，也正是要改变当前中国书法几乎成为一个边缘化艺术的现状。正是因为音乐书法的舞台表演性，导致它成为社会新娱乐的一个门类，能够感染更多的人，将更有利于我们中国书法的普世性”。
他坦言古琴更适合音乐书法伴奏，自己平常练习即以古琴作为背景音乐，因为古琴大师弹拨抹挑和书法的提捺顿挫恰恰是有相当的一致性，而交响乐在节奏和旋律上，确实不如古琴那样有相同点与契合度。但是从表演角度来说，交响乐的感染力更强一些，在这样的映衬下更容易形成一种视听同感。“从受众范围来说，古琴的特性决定了它是一个小众范围欣赏的；而到了我们当今这么一个时代，可能需要的是更强悍的一些东西。”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原副所长何西来以“为书法插上了音乐的翅膀”来评价这一形式。他指，李斌权表演用的是草书，且基本上是狂草，其草书根底是孙过庭的书体，有相当深的功力，与音乐结合后的表演性书写更是狂放不羁。从创作实践来看，真、行、篆、隶、草诸书体中，惟有草书特别是狂草适合于“被之管弦”，因其书体简约，书写便捷快速且可连绵不断，更容易体现书家情感情绪的律动。
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刘艺则以“怀素壁书”来形容李斌权的书法表演，“在丈二匹大小之墙面上挥洒自如，顿还怀素旧观，今人击节赞叹，其草书结字准确，线条流畅且伴随音乐节奏，时急时缓，时弱时强，视觉与听觉融为一体，此则古人所不及者。”
“笔墨当随时代”
至于他曾备受争议的与流行歌手的合作，李斌权也毫不回避，“我和沙宝亮、韩磊他们的合作，就书法本体表现来说，可能缺失了很多，但是就社会传播而言起到积极作用。因为这样做的目的性比较明确，就是为了让大家在一种熟知的艺术语境下，对中国书法有一些粗略的认识，并对它产生一种最初步的兴趣。”
对此，中国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赵长青亦表示，这种跨界合作不仅在公共舞台表演中拥有上千上万的观众，更由于电视媒体的播放和这些作品光盘进入普通娱乐场所及家庭后，变成了千百万受众的精神享受，使人们在欣赏中愉快的接受书法的启蒙、熏陶，这种形式对扩大中国书法的社会影响意义难以估量。
他认为李斌权的音乐书法表演，扩展了中国书法审美新领域、开拓了中国书法传播的新形式、拓宽了中国书法走向世界的新途径。“他的音乐书法是建立在严肃的书法本体基础之上，他与那些打着音乐书法旗号的江湖杂耍有着本质的区别。”
书法理论批评家李廷华亦指出，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书法，显然有“行为艺术”的成分，但李斌权也没有简单化或表面化地用“现代书法”对西方观众进行“视觉刺激”，他展示的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传统正脉。书法与音乐的合作，均非自今日始；但是，将书法艺术和音乐结合，在国际舞台上做充分展示，却是李斌权首创，“一个‘敢为天下先’的青年人，应该得到赞扬和鼓励，也应该在展开充分讨论之际给予学术定位。”
因此对于“作秀”的批评，李斌权丝毫不以为然，“笔墨当随时代。发展到今天，能够每天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无处不闻无处不见的就是音乐。我认为无论以什么形式，只要对已经传承几千年的书法艺术，能够对它进行一个实践践行，我觉得就都是可行的。”
基于这样的心态，他对一些意见建议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值得我去沟通，我就去学习，我觉得说的不对，也会讲出来我的道理。总之这是一个沟通过程，而这种沟通不管是批评也好，是褒扬也好，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促进，都是有益的。”
李斌权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有幸能够在这样一个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自己能够从事书法艺术，把中国的书法艺术好好的挖掘、继承、弘扬，这个事业非常有意义，“我觉得不枉此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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