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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书画贡献当属第二位的清高宗弘历乾隆皇帝，这位满族皇帝对汉文化尤其喜爱，对书画的占有欲极强。在其祖康熙时代就以罚没方式，收缴索额图、明珠藏品；其父雍正抄年羹尧家，得到大批珍贵书画。乾隆通过访求、抄家罚没、捐献纳贡、谕旨洽购等诸多方式，大批历代流传书画名迹，被悉数网罗入藏宫中。宋荦的书画收藏，历经两代相传蔚为可观，到了乾隆时代被迫“献纳”进入内府。安岐父子收藏质量最高，经过沈德潜“斡旋”，不得已“价购”入宫。精明绝顶的高士奇，玩弄康熙进献假画，被康熙孙子乾隆将之书画一网打尽，充入内府库房。冯铨、孙承泽、梁清标、张先山父子收藏，其后人也未能逃过一劫，最终被乾隆收入内府。苏州的古董商归希之、盐商江孟明、陈以谓等人，难逃一道圣旨的勒索，尽被罗至宫中，这是书画收藏的第三高峰。
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极力效法其父爱好书画收藏，大肆访求，可惜民间已难求名迹珍品。得知毕沅、毕泷兄弟收藏丰盛，于是就给毕沅兄弟罗织罪名，将其抄家，著名的《清明上河图》等宋元名迹就此入宫。
经过四代的努力，清宫所积累的书画名迹盛极一时，间接对书画保护起到重大意义。不过这其中却有不少赝品，乾隆与嘉庆在某些书画鉴定上刚愎自用，错定不少书画作品，也成为千古笑谈。相比《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宣和睿览册》近万件收藏，《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已属难能可贵，民间收藏几乎被一网打尽。
中国书画收藏史上，北宋徽宗皇帝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书画的贡献当属第一位，他不仅热爱丹青，还致力于书画家的教育事业。画院的画家遴选，都是由徽宗亲自出题考试；画院的学生也是由他亲自教导，如王希孟就是在徽宗辅导下绘制《千里江山图》卷（北京故宫收藏）。徽宗亲自绘制一些作品，至今流传于世，如《池塘晚秋图》卷、《五色鹦鹉图》轴等，也有一些代笔之作如《听琴图》轴、《瑞鹤图》卷等。
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论述书法和收藏的著作《宣和书谱》，也是第一次由官方组织完成的，于北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夏秋之间出版。《宣和书谱》的姊妹篇《宣和画谱》是绘画方面的著作。宋徽宗时代，内府收藏日趋丰富，就将宫中所收藏的历代画家的作品、目录编撰成《宣和画谱》，从魏晋至北宋画家231人,作品总计6396件，其中有一些作品只是记录而无实物。此书是一部绘画著录方面的重要典籍，也是一部传记体的绘画通史。
徽宗赵佶被后人称为“丹青皇帝”，不仅是书画大家，更是收藏大家。前面提到《宣和书谱》、《宣和画谱》，是徽宗将内府所藏及前人所记载的书画，编撰成书的著作。徽宗还将院画画家的作品，编辑成《宣和睿览册》，累至千件。总的书画收藏件数，应在万件左右，是历代收藏之最。
徽宗与乾隆两位皇帝，都是中国书画史上贡献很大的人物，将书画家揽至宫中画院，并将书画收藏编制著作文献，对画院的建设、画家们的绘画格式，都亲自下旨指示，他们二人对书画的垂青超越任何一位帝王。所不同的是徽宗是亡国之君。
乾隆在热爱书画艺术的同时，勤政治国不敢偷得片刻闲。上面所述的乾隆文治武功可以称得上是丰功伟绩，无论在文化上、军事上、经济上都领先于当时的世界各国。由于时代的不同，在收藏方面屈居徽宗之下，实属无奈。
今天世界各地博物馆关于中国书画的镇馆之宝，大多经过乾隆收藏的，如北京故宫“三希堂”的米芾临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展子虔款的《游春图》等；台北故宫镇馆三宝：范宽《溪山行旅图》、郭熙《早春图》和李唐《万壑松风图》，以及下真迹一等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等；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郭熙《树色平远图》、燕文贵《夏山图》、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卷、米芾《吴江舟中诗》卷；波士顿美术馆宋徽宗《五色鹦鹉图》卷、赵令穰《湖庄清夏图》卷等；日本京都有邻博物馆黄庭坚书李白诗《忆旧游诗》卷、王庭筠《幽竹枯槎图》卷等。这正是乾隆收藏最好的证明。2002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七十二件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其中大部分是经过乾隆收藏的，这是对乾隆收藏书画质量予以肯定的重要标志。而现今拍卖场上被热捧的拍品，又有哪家博物馆会垂青呢？即使北京故宫十年来接受十一位书画家捐赠的五十五幅作品，所定级别皆为“级外品”，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在评判乾隆的过失方面，尤其是大兴“文字狱”，的确造成大批冤案，使不少传世文化典籍绝迹于世，一定程度上摧残了文化发展。“文字狱”还使大批知识分子遭受灭门之祸，朝野上下言路从此闭塞，触目惊心！在乾隆晚年，马噶尔尼出使清王朝，带来了西方的文明星火，乾隆出于统治的需要，拒绝接受西方先进的硕果，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致使中国社会没有赶上工业革命的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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