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宇作品《吞款图》，配文是“大鱼啖小鱼，小鱼吞银饼”，四条鱼从大到小围成一个圆圈，画面圆满平衡，即便是讽刺也没有忽略审美原则和游戏情趣。（百雅轩/图）

“小的拍一记，大的不让飞”

张光宇喜欢交友，喜欢看戏，喜欢好莱坞电影，喜欢看国外最新的画报；尤其喜欢螃蟹、鳝鱼、鲥鱼、红烧肉这四样儿美食。

但他又有着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民族自尊心。1930年代他的创作中不乏针砭时弊的讽刺性漫画，比如《除蝇图》，配文是“小的拍一记，大的让它飞”，揭露当时政府治理贪腐的真相。

来自东北的“愤怒青年”张仃在张光宇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理想。1936年，19岁的张仃因抗议国民党政府入狱，出狱后他尝试将《买卖完成了》和《春劫》两幅漫画配上一篇短文一并寄给张光宇，被采纳发表。后来他到上海看望张光宇，无论年龄资历，张光宇都远在张仃之上，张光宇却打电话约来叶浅予、鲁少飞、胡考等人，相聚通宵，让张仃感动不已。张仃的作品情感浓烈，直面民众苦难，刚一出道，就被自认“出身低微贫贱”的廖冰兄认作张光宇之外的“第二偶像”，后来廖冰兄的许多漫画作品发表时署名为“王仃”。

日军迫近，张光宇不顾性命发起“漫画抗敌协会”并编辑《抗日画报》，上海沦陷之后携家逃往香港，给《星岛日报》画漫画和插图。

张仃去了延安，华君武逃到香港后在张光宇鼓励下也去了延安。1940年张光宇和徐迟、丁聪一起到达重庆，不久皖南事变发生，张光宇愤而离开重庆，经缅甸回到香港。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张光宇再次携家出逃。

张光宇的三子张临春今年75岁，他的童年记忆就是不停地跑路。白天跑，黑夜跑，坐在扁担挑着的箩筐里跑，坐在拉木炭的汽车里跑，从香港跑到湛江，从湛江跑到桂林，从桂林跑到贵阳……年幼的他只知道父母和所有逃避日本兵的中国人一样，是难民。

张光宇曾触景生情画了一条躺着的瘦狗，题为“中国狗”。乐生厌死、情趣盎然的艺术家也被逼得刀剑满腔。

日军不断进逼，张光宇一家走走停停，1944年冬天又到了重庆。老朋友接他到北温泉去住。张光宇稍得安宁便开始埋头作画，抒发逃难中郁积的悲愤。廖冰兄曾作画描绘当时情景：一头是箱子，一头是铺盖卷，中间搭一块木板，张光宇伏案走笔。

抗战胜利后，张光宇的连环彩绘漫画《西游漫记》在重庆、成都展出。《西游漫记》借西游记故事，揭露物价没谱、特务横行的后方，在日本投降后却“增发枪械，添置冬衣，维持治安”。最后孙悟空一棒打碎毒龙蛋，却放走了“法西斯蒂”……

张光宇作为“义民”荣归上海，《西游漫记》的禁展令也随之而来。正好大中华影业公司老板蒋伯英准备在香港开展事业，张光宇答应做美术主任。1946年，张家迁到香港。

在香港的生活相对安逸。张临春和姐姐课余时间给电影配音，张光宇和夫人也时常客串群众演员。张家又恢复了沙龙状态，“有天晚上下大雨，早上起来我姐姐发现鞋都在水上漂着。”张临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原来头天晚上父亲的朋友扔烟头把骑廊上的地漏堵了，水顺着门缝进来，把家给淹了。

在张家聚会的大都是“人间画会”成员，包括黄新波、廖冰兄、黄茅、丁聪等。张光宇被公推为会长。“父亲能交心的朋友都是左派的。”张临春说，父亲的工作台对面的墙上贴着两张照片，一张是五星红旗，一张是毛泽东。

1948年，张光宇在《这是一个漫画时代》前言中写道：“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疯狂相，毕竟倒在漫画家的笔尖下，这个时代过去了吗？没有！……不过我们的笔尖，终能为你们写下结局，而完成时代的使命！”

张光宇自导的连拍照片。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著名自拍照创作于1976年，而张光宇的创意完成于1930年代。动漫、创意设计渐成主流的今天，人们当下遇到的“新问题”，张光宇不但想过，而且解决得都很精彩。上海人陈丹青感到惋惜：曾经那样鲜活的市民艺术，后来都断掉了。（百雅轩/图）

被排挤和被埋没的

1949年12月，在廖承志、夏衍等人帮助下，张光宇举家迁回北京。他被聘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成了老朋友张仃的部下。他的第一件大事是为张仃主持设计的国徽提供了决定性建议——梁思成建议以“璧”为基本形象，张光宇的建议是“天安门”。

张临春说，到北京之后父亲忙得很少着家，与朋友们聚会也改在了餐馆里。

那段时间张光宇参与过的设计难以确切统计：十大建筑的装饰设计，舞台美术、展览会设计，邮票设计，《人民画报》和《人民日报》改版，甚至每年节庆的游行队伍设计……在张临春记忆中，人民大会堂仿漆器的搪瓷盘、人民大会堂的屋顶“满天星”，都来自张光宇的创意。

这类事情往往是费劲不小，功劳无形，但张光宇来者不拒。他也抽空搞过一些个人作品，比如《神笔马良》插图，连环画《杜甫传》等，但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打杂差”上。

至于最拿手的讽刺漫画，张临春说，抗美援朝时期张光宇发表在《人民画报》上的一张讽刺美国战争机器的漫画被批评了，从此很少再画。

1956年，张光宇轻度中风，嘴角发麻，经过治疗很快好转了。“我父亲‘反右’时没事，因为他很少说话。那次犯病是在美院民盟小组的一次会议之后，一些学院派的瞧不起我父亲，他心里很难受。”张临春说。不过上面有人替张光宇说话，那些责难也就不了了之。

据张仃回忆，当初中央美术学院留洋归来的学院派瞧不起中国民族民间艺术。张光宇和张仃二人干脆把学生带到故宫、五塔寺、法源寺、法海寺去上课，把面人汤、皮影路、泥人张请上讲台。在教学方面张光宇确实有苦恼，他曾说过恨不得把自己的知识“一榻括子倒给他们”，但他不善言辞，没有洋洋洒洒的理论，讲课时总有“茶壶倒饺子”的感觉。

中央工艺美院成立，张光宇和张仃一起到了新单位，他又获得了一段短暂的快乐时光。1958年他创办了《装饰》杂志。老一辈画家都知道，张光宇一心想恢复《万象》，搞一本文图、摄影并茂的综合性文艺杂志，《装饰》创刊算是了了这桩心愿。

政策要求，王世襄的私房芳嘉园部分归公，王世襄择邻而居，把房子分给黄苗子、张光宇居住。北房正门东侧的海棠树枯了，王世襄自己动手锯掉海棠树的上半截，把树桩当桌脚，用盖酒缸的青石板当桌面，芳嘉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沙龙景象恍惚重现。

1960年，张光宇参与了动画片《大闹天宫》的人物造型和场景设计，不少基本元素都脱胎于《西游漫记》。早在香港时张光宇就曾和特伟、廖冰兄研究过动画片。张临春珍藏着当年的一个试验动画胶卷，表现一个小孩把榔头抛到天上再接住敲钟。张光宇当时还写了一个名为《花果山》的卡通片剧本。

《大闹天宫》出来后一片叫好，媒体在报道中只提万氏兄弟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为此万氏兄弟特意致信张光宇，意思说你才是《大闹天宫》创作者中最重要的人物，并为宣传中的疏忽表示歉意。

张光宇的理想变成了现实，但病痛却一天天加重。养病期间张光宇依旧整天练字画画，细线条的工笔画不了了，就画水墨。渐渐地口齿不清了，只能躺在床上闷声不响地看《约翰·克里斯朵夫》。1965年5月4日，张光宇与世长辞。

1980年代初，文化人重获尊重，而张光宇依然落寞。他没学派没理论没官职，也没有被迫害者的道义光环。

1992年的纪念参与者，试图为张光宇结集出书，但市场经济大潮袭来，赚不了钱的书没人乐意出。张光宇的爱戴者们陆续辞世，黄苗子十分焦虑。他的焦虑影响了几个人。一是在三联书店任编辑的儿子黄大刚和任教于清华大学的儿媳唐薇。2006年元旦，唐薇在家里宣布要出一本张光宇画册。一本画册打不住，成了画册、文集加年谱的一大套，《张光宇文集》和《瞻望张光宇》也已问世。

另一个是长期追随黄苗子的百雅轩总裁李大钧。了解张光宇之后，李大钧渐渐觉得忽略张光宇就是无知。他向黄苗子请教，如何对张光宇进行定位，黄苗子答：“张光宇是中国式现代艺术的创造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