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北京“环铁”测试基地，进行提速试验的火车就在环铁艺术区里的艺术家工作室外一圈又一圈风驰电掣，不舍昼夜，闹得人心神不宁。当时隋建国感慨：“艺术家觉得自己总是走在时代前面，其实政府比他们急得多。速度不断提上去，最后是为了什么?”
隋建国在“环铁”上选了12个点，用12台摄像机同时录像半小时。这12段未经剪辑的录像同步播放，就是作品《大提速》。
6年过去了，2012年3月在“佩斯北京”为隋建国举办的大型个展中，《大提速》又一次出现。作品还是那个作品——行人、铁路、马车、火车……还是那个问题——速度不断提上去，最后是为了什么?然而每位观众的答案应该和当初有所不同，如今与“大提速”紧密相连的两个词是“温州动车”、“刘志军”。
这次展览，隋建国力作倾巢而出，从1987年直到今天的作品，总数达20件。“在我的每一件作品里，都能再明确不过地找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因素。”隋建国说。
隋建国作品《衣钵》。中山装正面的残旧是作者主观意图的表达。“中山装”系列是他最有代表性，也卖得最好的作品。 (受访者/图)
每个中国人都穿着看不见的中山装
1995年初，隋建国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任教，他与同系另外两位青年教师展望、于凡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宗旨是“专门针对和自己有关的、具体的社会问题产生作品”。
就在这一年夏天，中央美术学院搬离王府井，教师们认为这是商业对文化的驱逐。拆迁之际，隋建国的小组就地取材，把废弃的画稿、钢筋水泥、破桌烂椅等堆在一起，命名为《开发计划》。“算是教师对拆迁的表态，当时我们也没有其他平台。”隋建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香港回归前后，关于中国百年近现代史的讨论相当活跃。隋建国刚好去广东参观了孙中山故居，“前边山墙是西式的，后边套院是中式的。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人说中山装前面看是英国绅士，后面看是中国农民。”隋建国说。
隋建国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访学期间，一位澳大利亚艺术家问隋建国，“中国人拼命工作、赚钱、买房子，好像完全没有生活一样，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这个问题勾起了隋建国在孙中山故居前的感触，“这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人民不停地备战备荒，还得在运动里互相整。简单地说，在墨尔本马路上走着的任何一个中国人，他可能也说英语穿西装，但在我看来，每个中国人身上都穿着一件你看不见的中山装。”
澳大利亚人明白了，隋建国也开窍了。他马上动手，做了十件能摆在桌子上的“中山装”。展览现场的小中山装就是在澳大利亚做的，作品是写实手法，但中山装正面的残旧是作者主观意图的表达。
回国之后，隋建国找到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穿着中山装在重庆的合影，参照毛泽东那件中山装继续创作，结果一件接着一件，体量越做越大。“我尽量机械地去做，冷冰冰地去做，艺术家的个性、手法都消失不论。”隋建国说，“直到140厘米稿方有起色，至240厘米稿时，人站在衣服造型面前能明显感受到一种威慑力，它很丰满，它很沉重，此之谓‘衣钵’”。展览现场240厘米的巨大中山装，摆到成衣铺门口就是不折不扣的店招，人为的塑造、做旧等艺术手法全部不见踪影。
《衣钵》出笼，正赶上巴黎举办香榭丽舍世纪雕刻大展，隋建国海运三件巨型中山装参展，结果半路上轮船失火，作品全部烧毁。《衣钵》挣到的第一笔钱不是来自出售作品，而是作品烧毁的保险赔偿。此后他不断地、冷冰冰地制作中山装，基本上做一个卖一个。
“中山装”声名大振，成为隋建国最有代表性，也卖得最好的作品。有钱了，安逸了，隋建国心里却越来越不是滋味，“我搞艺术的初衷不是为了挣钱。”他花了一个夏天，把以前所有的作品、草图、照片看了一遍。“原先我的作品卖不了多少钱，但都做得很有力量。于是我再下决心，找回当初的力量。”隋建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