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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编：何妍婷 by
IvyHe
《画廊》：今年双年展跟往年的双年展和您以前的展览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吕澎：首先是题材、主题不同，还有规模的大小、涉及的范围。这次展览包括艺术、设计、建筑，还有特别邀请展，大量的学术活动，所以，从规模、内容到数量，在国际性这方面都是有区别的。最实质性的差异还是主题。这次展览的主题为“物色·绵延”，“物色”是在人类意识中对“田园城市”的呼应，“绵延”是指传统的过去性以及当下的存在性。“物色”与建筑展的“物我之境”以及设计展的“谋断有道”相契合；“绵延”与艺术展中的“溪山清远”的古今之思相暗合。这次的艺术展与之前若干年里其他的中国当代艺术展不同，展览里的作品更多地开始呈现出特殊的传统气质。参加展览的大多数作品描绘的是自然之景，曾经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符号几乎没有出现，而且，不同程度地透露出了新的气象，这些新气象表明艺术家们很主动地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尽管他们采用了各自的角度，意图也不太一样。
《画廊》：今年成都双年展似乎是一个全民的艺术节，成都有不少画廊在双年展期间有展览开幕，这与威尼斯双年展的模式颇为相似，请问您在策展时是怎么想的？这些画廊是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到这次展览中的？
吕
澎：我希望整个城市、社会都来关注成都双年展，都来了解艺术双年展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仅仅是一个点在做展览，如果宣传不力的话，大家就会了解得比较少，艺术文化就很难传播。特别邀请展通过大量不同层面、不同地区的展览，实现一种传播。这些画廊参与双年展，一种方式是，他们提供一些方案，我们给予审查而通过的；另一种方式是给一些策展人资金，让他们去策划展览。
《画廊》：成都双年展原来是一个民营性质的展览，今年政府成了展览的重要支持者，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您是如何看待政府介入艺术展览的？
吕
澎：政府想用文化之类的东西打造城市形象，把双年展作为城市营销的手段，政府有这种积极性。希望用“成都双年展”这块牌子扩大影响。
政府的参与当然是好事，政府有政府的资源，我们应该整合各种各样的资源来做事情。此外，它是整个社会气候所导致的。包括国家对文化产业的规划等各个方面。很多人了解当代艺术处于高价的现状。如果是官方艺术，做起来就没有影响了。所以市场的最大作用就是告诉所有不懂艺术的人这些市场价值，从而逐渐了解艺术本身。
《画廊》：在学术和资本之间，您是如何取舍的？
吕
澎：这个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抽象地说怎样处理学术、怎样处理资本，还是具体地，钱应该怎么用，用在什么地方，用得对与不对。每个人有艺术和学术的出发点，每一项都要落实到工作中，才能说清楚，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概念——学术和资本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个概念是说不清楚的。
《画廊》：作为艺术史学家、批评家和策展人，您既是艺术史的旁观者也是参与者，您参与的每一个活动可能都跟您未来的理想和愿景有联系。策划这个展览与您对当代艺术未来整个的理想架构是怎样的关系？
吕
澎：策划这个展览主要是推动当代艺术，而且要让当代艺术界看清楚，事实上，中国当代正在转向：过去众所周知的艺术形态、与现实扯不开的状态，也许是一种方式，但是我们今天更强调的也许是这次展览所提倡的艺术方向——关注传统问题。
我觉得这个方向，能对整个艺术界、批评界有种提示性的作用，我不认为这个方向就是涵盖一切，它可能只是若干方向中的一种，但是比完全没有方向要好一些，这个方向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是提醒我们的艺术家和批评家：我们对西方如此熟悉，对自己的却不了解。从艺术创造的资源来说，为什么不能从我们的传统文明中去寻求资源？无论精神资源、符号资源还是图像资源，都是可以提取的，而这种提取资源是任何西方艺术资源都不可替代的。在这种情况下，当你熟悉了别人的艺术形式和观念的时候，又能够熟悉自己的，难道不是一种很好的可能性吗？“溪山清远”是我很公开承认想推动的课题。
“溪山清远”也许要在20年以后才呈现出一个有意义、有质量的东西。也许可能到最后人们觉得这个是很肤浅、很简单的展览，但这是一个过程。可能像当初从芥子园开始，没办法，今天可能就是可以比喻从芥子园开始。慢慢从修养、认识开始，现在大量的年轻人没有怎么读书，你没有这个修养，你搞什么？中国的传统其实是修养的结果。中国的整个书画史就是一个修养史。如果没有这个修养，怎么能产生这个结果呢？所以现在不是说，有一个主意就能做一个展览。这种情况已经不成了，但是不能因为不成，就不去工作，所以我想用我的知识背景来推动，其他的事情我也做不出了，所以我就在推动。
《画廊》：您觉得，在展览铺天盖地的今天，双年展如何区别于其他展览，而突出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吕
澎：还是策展人去发挥他们的强项，如果一些特别展比主题展做得还好，我觉得这不是坏事情。这完全是由策展人和艺术家共同努力的，另外还有观众的参与。
《画廊》：相对国际的双年展而言，国内双年展的发展状况如何？
吕
澎：我觉得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开放性和工作的专业性。如何去工作，如何使我们的艺术和展览方式更加开放，还有很多经验需要摸索。我觉得发现新的艺术现象和艺术家应该成为那些理解亚洲文化与历史的策展人的工作。同时，根据当代人类社会的问题，重新设置问题，也应是今天策展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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