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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自己很难，画自己更难
梵高曾说：“人们说了解自己是非常困难的，我想说的是同样困难的是画自己。”他1886年画的自画像像是向荷兰同胞、17世纪大画家伦勃朗致敬。伦勃朗常将自己画成普通市民、绅士、花花公子、哲学家、预言家或圣人。梵高在自画像中也有着各种身份：中产阶级绅士、农民、画家、外国和尚等等。
在他众所周知的35幅自画像中，最常见的形象是中产阶级市民，这种形象出现过17次。最典型的就是《戴毡帽的自画像》，梵高把所有的精雕细琢都给了那双绿眼睛。梵高说：“我喜欢画人的眼睛胜过那些教堂，在眼睛的深处藏着一种无论多么感人、多么肃穆的教堂都没有的东西。”
把自己画得像绅士是梵高对社会地位的追求。塔克说：“他非常愿意参加派对，非常喜欢喝酒。”艾斯泽说，在画家劳特累克家，梵高出席每周一次的聚会，“根据画家苏珊娜·法拉登的回忆，梵高总是会带着自己最近完成的一部作品，把它放在一个明亮的角落，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讨论，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却从未发生。厌倦了等待的梵高会突然离开，不和任何人打招呼，然后一个星期后再重新返回，重复他的这一策略”。
《画架前的自画像》是他在巴黎画的最后一幅，也是最大的自画像。从1887年12月画到1888年2月，这一次，梵高把自己画成正在工作的画家，手持画笔和调色板。这是画家自画像的传统格式，容易让人想起卢浮宫中伦勃朗的《画家在画架前的自画像》和塞尚的《手拿调色板的自画像》。
梵高的弟媳说这是所有自画像中最像的一张，但梵高将之称为“死亡之脸”，并写道：“透过这张面对镜子画的自画像我得到了一个关于自己的概念：桃灰色的脸上长着一双绿眼，死灰的头发，额前与嘴周满是皱纹，呆僵木讷，非常红的胡子，被忽略而且充满哀伤。”
“悲伤将永恒”
克说：“梵高因和弟弟吵架，离开了巴黎。”1888年2月19日，梵高登上去法国南部小镇阿尔的火车时，“非常沮丧，很不舒服”。但阿尔的明媚阳光抚慰了他，他每日作画，才华完全显露。也许正是在阿尔，他开始正视自己的潦倒和底层的社会身份，有意把自己画成工匠、工人或农民，随意戴宽边草帽，穿无领衬衫或罩衫。
在阿尔，梵高还热切希望建立艺术家团体“南方画室”，他幻想着画家们通力合作，切磋技法。梵高认为高更是理想的领头人，力邀高更加入。但自负傲慢的高更一直推迟他的到来，直到1888年10月23日，在提奥的资助下，才终于来阿尔。
在高更动身前的10月初，梵高建议两人交换自画像，算是彼此摸底和了解。高更将自己画成“亡命之徒的脸，衣衫褴褛”。梵高在《献给高更的自画像》中把自己画成日本和尚，脸上瘦骨嶙峋，头发剃掉大半，眼神紧张地瞪着远方，向外倾斜的眼睛据说是日本和尚式的。梵高给提奥写信说：“我确信，与高更交换我的肖像画没有输给他。在给高更的回信中，我这么写道：在肖像画中扩展自己的个性，在我也是允许的。因此，我在此画中想要做的是，与其说画一张自己的自画像，倒不如说把自己作为一个印象主义者的类型来画。我把这张画理解成一个崇拜永远的佛陀的僧人肖像。”
高更和梵高两个性格古怪的人，仅相处两个月就发生了悲剧性的割耳事件。割掉左耳之后，梵高画了好几幅耳朵缠着绷带的自画像，戴着毛绒帽子的他已是一脸老相。在这幅叼着烟斗的画中，他眼角耷拉，明显落魄而憔悴，却故意通过色彩和叼烟斗的神情竭力隐藏伤痛。他画这张画使自己和提奥相信他已从伤痛中康复，“我相信这幅肖像比我的信更能清楚地告诉你我这儿发生了什么”。
1889年梵高进入圣雷米精神病院，自画像成为他最好的精神疗法。9月他画了一幅自画像后就迫不及待告诉提奥：“我希望你能看出我的面孔比过去平静得多了,尽管在我自己看来我的神色比以前呆滞了些。”梵高将它看成自己神智正常的标志，用自画像暗示自己要恢复信心。而在另一幅画于同年的自画像中，梵高不再把目光画为模糊和迷茫的，他有意避免受伤的耳朵，让自己呈四分之三侧面，用旋动的笔触画出颤动的背景，可仍难掩面部的焦虑和悲伤。“尽管如此，梵高对提奥解释说，这幅肖像画是练习色彩的影响，而不是他内心的反映。”艾斯泽说。
1890年7月27日，37岁的梵高在田地中对着自己的腹部开了一枪，两天后去世。他最后的遗言是对弟弟提奥说的：“悲伤将永恒。”“伴随着梵高戏剧性的死亡，很快出现了大量有关他的展览、传记与出版物，梵高在一夜之间成名。”艾斯泽说。
虽然1990年《加歇医生肖像》在纽约被日本收藏家用8250万美元拍走，1998年《没胡子的自画像》拍出7150万美元，并不及前者，但梵高为别人画的那些肖像无论如何也比不上自画像那么直逼灵魂。艺术史上从没哪位艺术家能像他这样真实地暴露自己。他的自画像中，有孤独，有激情，有痛苦，有恐惧，有自我折磨、自我怀疑，还有偶尔的自信。透过它们，我们清晰地看到梵高一生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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