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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冬
宋冬曾经躺在天安门广场上，哈气结冰，完成了自己的作品。与同期的艺术家相比，这已经是非常“温和”的行为艺术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宋冬与胡同有着不解的情缘。鸽子阁楼、自行车，大量的生活现成品，在艺术家宋冬那构建了一个关于北京胡同和胡同生活境遇的宏大叙事，也展现了生活其间的“穷人的智慧”。近日，当代艺术家宋冬个展“穷人的智慧”在798艺术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展。此展与宋冬今年在威尼斯双年展主题馆中展示的“宋冬馆：大杂院”同属一个系列。在谈到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时，宋冬告诉本报记者，“曾经的中国当代艺术很受关注并不是真正的受关注。而现在的冷却、看不到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也并不是对中国的当代艺术不关心和边缘化。”
谈艺术与教育
唯利是图是国家与文化的悲哀
问：你擅长将一类类日常用品直接挪用至艺术创作中，把艺术作品做小、做细以达到回归平淡生活的状态。像《一壶开水》《吃喝拉撒睡》等作品，这样的艺术创作理念由何而来？
宋冬：学校教育我们“要上山下乡去体验生活，要为工农兵服务”。那时把生活当做写生对象，那个生活始终与你保持着距离。后来我发现，真正的生活是你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在身边，“艺术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艺术”。所以我说，我的职业是生活，业余做艺术。
问：上世纪90年代开始你也做一系列的行为艺术。90年代的中国行为艺术大多极端，感觉你的创作方式与张洹他们那种暴力式的挑战生理极限很不一样。
宋冬：艺术是非常宽泛的，每个艺术家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我很喜欢张洹的《12平方米》（注：张洹以蜂蜜和鱼肚内泌液涂满身体，在北京东村公厕内坐一小时，直到苍蝇爬满全身）。我想问的是，难道生活不比他的作品更暴力、更残忍吗？
其实我的作品中也有隐藏的残酷性。此次展览中的《与灾难共生》，52张床互相叠放在一起，高低错落，形成了一个迷宫。我想表达的是，究竟是什么能使这些床在一个空间呈现？那就是灾难。不光是天灾，也有人祸。当我们向灾难“借权”的时候，生活已变成是何等的残酷。借助一个灾难，我们才会做日常本来就应该做的。这是很沉重的话题。
问：但我们看到相比绘画来说，国内对装置、影像、行为艺术的收藏还很不健全。
宋冬：就收藏来说，存一件大型装置的地方可以存500件画。进一步说，不容易被收藏就不容易被倒手，不容易在二手市场上流通和炒作。收藏装置等艺术真需要收藏家的文化品位和修养甚至是勇气，需要他们真正喜欢艺术。而我们现在的绘画收藏中，太多人将其视为股票去买卖。这也是好事。当艺术家作品拍出很高的价格时，就会引发普通民众对当代艺术的关注。
问：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状况？
宋冬：我们的文化生活还很单一。现在的家庭常去看美术馆吗？我们去看一件作品时不能光是为了留影拍照，而应该产生一种尊重。但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对文化艺术的教育是非常弱的。我们的教育是实用教育，是为了考学，是为了找到体面实惠的工作，忽视了“精神上的体面”。我们的教育产业化把“精神上的体面”埋葬了，“唯利是图”成为了教育的根本，这是国家的悲哀；亦是文化的悲哀。谈中国当代艺术
不必建立一套家法
问：目前你在威尼斯双年展主题馆“宋冬馆：大杂院”也是此次新展《穷人的智慧》的一部分。有评论认为你的作品比较善于理解当下西方策展圈和学术圈对艺术的要求。作品利用老房子拆除的门、窗、柜子，被西方赋予它的可能是一种浪漫。
宋冬：我觉得这是用不太宽广的视野来看这个问题。“大杂院”这件作品是从“穷人的智慧”上发展出来的，是这个计划中最晚的作品。我建构的空间包括我居住过的三间老屋和我用“穷人的智慧”设计的鸽子笼组成的独体建筑，还有用收集来的不同人家的100个大衣柜的前脸构成的另外一些空间。这不只是西方来想象你的浪漫，而是不同的文化和生活的一种新的融合点。不同的建筑融合放在一起是为了打破一种界限，输出和共享着不同的价值观。
问：有评论家认为此次你和鸟头摄影小组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的表现，可以看出国际上对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视。但几乎同期举行的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国际大牌画廊都没带中国明星艺术家的作品。于是有声音认为，玩符号、玩特色，西方艺术圈对中国当代艺术呈现的这种特色已经烦了，已将中国当代艺术边缘化。
宋冬：曾经的中国当代艺术很受关注并不是真正的受关注。而现在的冷却、看不到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也并不是对中国的当代艺术不关心和边缘化。其实现在是恢复了常态，还原到艺术上去看，这并不标志着什么。
问：中国当代艺术一直被视为遵循西方的评判标准，中国何时能建立自己的标准便成为话题。你怎么看？
宋冬：今天我们已经不能把中国和世界割裂开来，也不是越民族的就越世界。因为你就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世界并不只是西方东方那样简单。今天也不再是闭关的时代。硬要分割清楚的做法是把自己装在套子里，建立自己的一套机制，像建立一套家法一样。你是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世界是谁的啊？不是他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是我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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