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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旭阳,梁瑶（实习）
“我知道我们都觉得自己是最好的，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更好地建立自己的身份。只有同时具有城市和乡村的文明才会是丰富的。中国和印度的文明都是同时具有城市性和乡村性的，乡村是对城市的批判，正如城市是对乡村的批判。”
作为印度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出现在2008年由英国杂志Prospect Magazine (UK) 和美国期刊Foreign Policy (US)评选的“影响当代的全球百位思想家”榜单上，与美国的阿尔·戈尔、乔姆斯基以及孟加拉的尤努斯等人一同并列其中。
阿希斯·南迪日前应邀参加了上海双年展的第五幕活动“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并分别于12月4日和6日在上海美术馆与复旦大学作了演讲。此前国内知识界对他并无深入了解。他早前是一位社会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之后剑走偏锋，投身于不为社会科学及学术研究关注的边缘领域。现在，他的研究兴趣集中于暴力心理学、种族灭绝、后殖民与文化研究等等领域。
目前，南迪是德里发展社会研究中心教授，还是墨尔本后殖民研究所的杰出学者，以及高等教育全球科学委员会成员。多年来，作为知识分子，他积极介入包括新德里生态及食物安全中心、公民自由人民联盟等在内的各种组织。
本次展览的项目统筹陈韵认为，南迪是当今印度最有实力的思想家之一，同时具有传统印度思想家式的深刻的思辨性。虽然南迪还不为中国的知识界所充分了解，但他关心的问题对于中国也有很强的启发性，无论是此前来过的杜赞奇（美国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还是帕沙·查特吉等当代印度学者，谈到南迪都钦佩有加。对印度的政治和思想社会现实有任何问题，都可以从他那里得到精妙的解答。
可乐的哲学：关于现代政治的讽喻
南迪曾就可口可乐发表过一番诙谐的见解。他认为，可口可乐在当今社会是一种特别的不可替代的消费品，因为可口可乐的首要哲学就是，可口可乐只能被一种可乐所替代。替代品可能一会儿是健怡可乐（表示为健康着想），一会儿是百事可乐（表示对口味的敏感），但始终必须是一种可乐。因为一旦接触了这个可乐的世界，一个社区的生活里就再也不能没有可乐，无论是哪种可乐。人类在社会中的需求范围永远都在扩大，永远无法再缩回到可乐饮料未出现之前的状态。可口可乐的什么都是可以改变的，除了它的不可替代性。可乐永远都不能被茶、咖啡、啤酒、葡萄酒、果汁或水所替代。
因此，这种不可替代的消费品成功地成了一种世界观和人生哲学。它植根于全球性的大众文化之上，排斥一切来自地域性的改良和变革（比如印度一度试着生产的肉桂和小豆蔻口味的可乐并不受欢迎），很显然它不会受到本土文化、经济活动水平、政治偏好的影响。本土文化可能会对陌生的可口可乐心怀敌意，经济水平也许不能维持它的生产或进口，而政治家们也可能出于象征性的原因而试图去“清理”一个社会中对可乐的爱好，譬如印度在1977－1979年间人民党掌管印度政体的那段短暂任期中，当时的工业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George Fernandes）把可口可乐公司从印度赶了出去。十多年过去以后，为了使像费尔南德斯这样的人难堪，可口可乐趾高气昂地再次进入印度市场。
此种可乐的世界观和哲学，在南迪看来，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让消费者想起了一种简单天真的活着的欢乐，这种感受或许大部分已经消失在现代社会里了”，然而，想要品尝这种欢乐，就必须获得特许权，进入世界市场，因为我们并不能在自己的家里种植或者配出可乐。这一结果导致了可乐的哲学并不仅仅局限于某种不可替代的饮料，它充斥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犹如明目张胆的噬菌细胞，它会吃光所有邻近的哲学，要不就是试图将其纳入自己的体系中，成为只具有装饰性的异见观念。
南迪认为，当今世界的现代民主政治也是一种可乐哲学，选民就像是消费者，而候选人认为选民的“政治”需求能被专家们所设计。专家们则认为所有候选人都不过是彼此的修订版本，唯一的不同之处是他们的公众形象。对两者而言，政治竞赛的最终模式不是拳击场，而是消费品流行品牌之间的广告战役。这种策略是直接从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争夺市场份额的巨人之战中借鉴过来的。可口可乐的哲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的社会哲学，也是一个无奈的政治讽喻。
毛泽东与甘地：从未平行
在参观本次“从西天到中土”的系列活动之一“时·地·戏：中印当代艺术展”时，南迪在一件展品前面驻足许久，那是一个名为“从未平行” 的照片及录像装置。艺术家吉吉·史卡利亚（Gigi Scaria) 将毛泽东与甘地在一生中重要瞬间的影像平行投放，例如将毛泽东的长征与甘地的食盐长征平行投影，意图从视觉的历史叙事中理解两个国家的心理，尝试通过两个分别创造了现代中国和现代印度的领导人性格来了解两个民族。
有趣的是，在德里与本次活动的中国思想家对话中，南迪也谈到了毛泽东与甘地两个历史人物。他指出，甘地反抗17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标准西方分类。他拒绝被他们限制，而与持异议的欧洲思想家重新建立联系。在印度，有许多人在毛的运动早期就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他们中有一些人，即使有时放弃了毛泽东思想，仍然奉行甘地的观念，这些观念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印度弱势社区和群体的文化，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两个历史人物所具有的相似之处。
然而，由于中印的文明不同，南迪也提到：“当我们试图操纵文明，通常最终自己反而会被更大的文化过程所操纵。”南迪谈到，他的一个日本朋友曾经说：“我不是研究印度的专家，但我猜印度能产生像甘地这样的人，它一定是一个非常暴力的国家。” 而他并没有说，印度是和平的、非暴力的，因此产生了像甘地这样的人。这个日本朋友推测，印度在管理或控制暴力上是存在问题的，因而在过去几个世纪产生甘地以及众多和平与非暴力的理论，从耆那教和佛教到各种毗湿奴教派和苏菲教派。这些都是争取和平与非暴力的重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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