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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虹 《乡村情》
作者：孙玉洁
双年展排斥明星艺术家？
在很多人眼里，双年展似乎和当代艺术、当代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同时，在人们的印象里，说起当代艺术，不禁会那些风格时尚前卫、在市场里颇有卖相的作品相联系，以至于在艺术市场的操作惯例里，一向给人温文尔雅的中国画通常并不包括在当代艺术的板块里。所以，从2003年首届北京双年展将作品的主要类型定位为绘画和雕塑时，包括媒体、业内人士等在内的很多方面，都在质疑它是不是太过保守，太不“当代”，太不像“双年展”了。如今，弹指间，7年已过，虽然和国际上的很多著名双年展相比，北京双年展还很稚嫩，但是细心的观众可能会慢慢发现，虽然以绘画和雕塑为主的特色没有改变，但它也在渐渐地暗合着一些国际潮流，装置、影像乃至综合艺术开始出现期间。
艺术家常虹此次的参展作品《乡村情》，就是一件备受好评的影像作品。古旧的青砖砌成一个小水池，池中是高清动画短片，艺术家通过动画、录像虚实结合的手法，将青山绿水、工业都市等情景融会期间，艺术地再现了我国广大乡村地区的“留守儿童”与他们在城市务工的父母之间的相思之情。有意思的是，在影像之上，作者还别出心裁地放上一泓池水，几只红色小金鱼游弋期间，和影像作品的图像交相呼应。在现场，记者看到，很多观众都被这件颇有新意、制作精良的作品所吸引，大家都纷纷驻足围观。
“这件作品吸引我的不只是某一点，而是它的综合效果。青砖、小鱼、绘画、图像……不同层面的创作，传达出不同的艺术效果。就故事本身而言，也很吸引人。”作为本次展览的国际策展人之一的古斯塔夫松-罗格，他本人很是欣赏这件作品。接下来，这位策划过众多大型展览的策展人，就“艺术与环保”“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双年展的当代性”“双年展和艺术市场”等热点问题，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
双年展如孩童，叛逆也无妨
记者：北京双年展一直坚持以雕塑和绘画为主，你认为到底是特色、创新还是保守之举?
古斯塔夫松-罗格(以下简称“罗格”)：我和其他的策展人一直都在试图摸索一个正确的方向。北京双年展还很年轻，最重要的是要给他空间，让他健康成长。如果有一天这个孩子长大了，进入了青春叛逆期，我想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也是他的自我革新，值得欣慰。
重视年轻新人新作是特色
记者：国际上的一些知名双年展，比如威尼斯双年展，它和艺术市场的结合非常紧密，不仅自身能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而且艺术家在参展后，自身也往往从学术和市场等方面获益匪浅，北京双年展是否考虑这一点?
罗格：威尼斯双年展是独一无二的，它毕竟有6个月的展期，时间跨度大，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工作者和游人;而对于年轻的北京双年展来说，想要段时间达到这一点，是不现实的，这需要在展期、宣传等多方面长期不懈地努力。对于双年展来说，艺术市场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也乐于在策展的时候予以考虑。
记者：为什么在很多双年展都能看到中国乃至艺术品市场上明星艺术家的身影，而北京双年展却很少看到他们的作品?是在刻意拒绝吗?
罗格：我本人非常喜欢他们，比如张晓刚、刘庆和。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就开始关注他们。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够和他们合作。北京双年展重视年轻艺术家的基调从一开始就定好了，这也为艺术的传承和延续创造了条件，这次的双年展上就能看到很多精彩的新人新作。
全球水准，要靠作品质量说话
记者：我个人认为有一个展厅的展示空间里放置的作品太多，所以很显局促?您本人有哪些遗憾或是希望呢?
罗格：我很认同这一点，遗憾的是，因为尺寸的问题，很多优秀的装置、雕塑作品无法进入。能够让每一件作品的魅力得以充分的展示，也是我对下一届双年展的希望。这届的参展国家是85个，而我认为所谓“全球化”的概念，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艺术作品的质量，即使数目减少一些，而质量更高，还是可以代表全球水平。
艺术家本身不能解决问题
记者：艺术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通常在大灾大难面前，和那些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冲锋陷阵的军队医生、慷慨解囊的企业家相比，似乎，总是通过挥毫泼墨来奉献爱心的艺术家，其能量似乎显得有些薄弱和滞后。这次双年展选择了“生态与家园”这个主题，在环保这个问题上，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有哪些?
罗格：正如你所说，军队、医生在诸如地震、洪水这类紧急的自然灾害爆发时，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作用非常大;艺术家则更适合去为节能、污染等人为行径去长期教化，因为后者往往不是可以强制达成的，艺术家却可以通过艺术的生动形式，来向公众进行未来态势的展望和预防。艺术家的主要职责是提出问题，思考未来，他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
记者：你本人算是一个环保人士吗?你所在的国度，政府有哪些重要的环保措施?
罗格：在芬兰，尽可能地节水、垃圾分类，已经成为每一个公民的习惯。我和我的家人在做饭、洗澡的时候，都是想尽一切方法来节约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