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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展览却并非只是为了不同主体之间的交往，它不只是交往空间、发布空间或者实现空间，展览首先是创作空间。展览之悖论在于——展览之目的不就是为了展现那无法被展示之物吗？在每个时代，总有些东西是难以呈现的。这并不等于说，此难以呈现者是现成存在的，只是因为某种人为之限制而无法被公布。事实上，此难以呈现者在“呈现”之前并不存在，它生成于“呈现”。使不可见者可见的“呈现”不是反抗而是建构。展览也不是作品之发布而是事态之创生。正是在这里，展览同时成为剧场与“反剧场”。在布莱希特与阿尔托之后，再现之舞台已然崩塌，戏剧打破了它的自治状态，“剧”和“场”分离开来又重新闭合。
“剧”与“场”分离断裂之处，就是“排演”自我消除和自我拯救之所。“排演”是非正式的演出，是可反复的、抹去重来的实验；排演可以把任何场所变成剧场，也可以把剧场变成日常空间。在排演时刻，剧场不再是看与被看交接的命定之舞台，不再是把现实排除出去的再现空间，而是一个自我欣赏同时又被不断打断-拆穿的世界，排演是幕前与幕后的中间状态，也是剧场与日常的中间状态。
在伯格曼的影片《排演之后》中，一切至关重大的事情都发生在剧场之外，可排演的剧目和不可排演的生活（什么是不可排演的？政治、历史和……生活）穿插在一起。在《八部半》的结尾，费里尼将故事中的所有演员和角色摆上舞台，共同狂欢，他们既是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又是他们自身（演员又何尝不是一种角色？）。这就是“排演”，一种演习，一种“表述的中间状态”，比表演更真切实在，更轻松写意，可以随时停顿，可以重新开始。
那么，展览是否是可排演的？艺术家为展览创作，是否如同演员为了演出而排演？展览开幕时刻就是艺术创作的最终完成吗？还是说，展览就是排演，展览必须是且只能是排演？
所有展览都希望成为一个结论，一次宣告，一次最终的演出，一场完美的戏剧。而实际上，它只是排演。因为进入剧场之时，所有的观众都带着“观众”之面具（在古希腊的剧场中，所有个性[personality]都只是差异之面具），流俗的剧场经验已经把工人、教师、商人、学生……这些无限差异之个体（multitude）驯化为“观众”这一角色的扮演者。在排演之时，排演之剧场是开放的，因为观众尚未临场，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排演的参加者。排演之剧场是开放的，还因为我们只是“艺术”这一史诗剧的排演者，艺术之决断本身即是历史之决断，历史没有终点线，艺术的历史尚悬而未决。
展览即是排演。与舞台演出相比，“排练场”更加日常化，但是，排演却也并不在日常之中，日常也早已经成为一个剧场，惟有在排演之中，我们才可以从此日常剧场中脱身，摆脱日常生活这座堡垒对个体的宰制，进入生命政治的解放时刻。
展览即是排演。戏剧演出并不能达到解放。因为表演在演出时走向完结，它成为一次性发生之事件，迅速地消融在日常之中。也因为在剧场中，观众只是从一场戏进入另一场戏，从一个梦进入另一个梦。我们并没有摆脱“剧中人”的身不由己状态，我们是集体梦境的陷落者，是被动的观众，被订制的他者。只有在排演中，观众作为主体之参与才得以施行。然而这是与所谓“社会参与”（social engagement）和“公共介入”（participation）相反的行动。后者是艺术家对社会的介入和参与，仿佛艺术家本来不在社会之中，艺术家进入日常之剧场，他或她相对于“公众”或社会仍然是居高临下的“主权者”（sovereign）；而“排演”则是邀请大家进入我们的排练场，加入到艺术的生产中来，如同在排练场中，演员和灯光师、教师和学生、政治家和工程师一同登上舞台。此中关键在于：在“参与主义”的框架中，“公众”和“社会”都只是单数，而在排练场上，所有的排练者都被保持为无穷差异之个体，是“众人”（multitude）。
展览即是排演。“排演”是一种解放，因为一切尚处未定状态。在本届上海双年展的框架中，策展不是总结，不是调查或再现，而是组织排演。只要在排演之中，展览之剧场就尚未封闭，尚有其未来。今天，艺术体制的生产力远远大于个体的创造力，艺术家难以摆脱被艺术系统雇佣的感觉和“社会订件”的命运，到处是仿像和角色扮演（cosplay）。“排演”号召艺术界的同仁脱掉角色扮演的戏服，从机制化的艺术剧场中出走、从日常剧场中出离，成为那“未被定义者”，回到我们的排练场，进入到自发、自由的演习之中。
2010上海双年展拟邀请Performa、“长征计划”等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策展机构作为合作伙伴，共同参与双年展的国际“巡回排演”计划。同时，从“巡回排演”这个主题方向出发，我们将在展览操作层面成立巡回排演“行动委员会”（Acting Committee）。该团队由“巡回排演”计划中的十余位主要思想家、艺术家和策展人组成，参与并且协助策展人进行双年展各流动站的学术研究和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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