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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开朗基罗当时只有29岁，被人们视作天才。他出生在1475年，受训于洛伦佐·梅第奇（Lorenzo de'Medici）创办的位于佛罗伦萨一座花园中的雕塑学院。到1489年，他已经为罗马的圣彼得教堂雕塑了《圣母悼子》（Pieta）。1504年5月，也就是列奥那多修改与佛罗伦萨最高行政议会的合同，把《安吉里之战》完成日期推后的那一个月，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大卫》被竖在了维吉奥宫外面的广场上。不可思议地，列奥那多有了一个对手。
瓦萨里说得很明白，这是一次竞赛。他强调米开朗基罗是受聘来“与列奥那多比赛”的。竞争带来了偏执和憎恨。米开朗基罗看不起列奥那多——按瓦萨里的说法，他一点也不掩饰对列奥那多的厌恶，以至后者为了避开他而去了法国。另一方面，列奥那多也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对米开朗基罗画作的“笨拙”水平进行了恶毒的评论。
于是人们不禁会想，1502年当选佛罗伦萨共和国终身执政官——类似于威尼斯的共和国总督——的皮耶罗·索德里尼（Piero Soderini）叫列奥那多和米开朗基罗在同一堵墙上绘画时心里存着恶作剧的念头。然而，维吉奥宫中发生的事情变得十分神秘并与两位大师自身密切相关，其程度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
这件事的利害关涉远远不止于艺术竞赛。1494年梅第奇家族被驱逐之后，佛罗伦萨共和国得以重建，而市政会议大厅是共和国一种新的、更加平民主义的观念的集中体现。佛罗伦萨共和国再生之日是该市激情洋溢地重新发现自我的历史时刻。在之前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佛罗伦萨市变得更像是一个传统的小封邑，现在它又再次确立了共和国政体。才识卓绝之士全心投入了重建共和国的斗争——皮耶罗·索德里尼的亲密盟友之一即是马基雅维利。历史学家们一直相信，马基雅维利在委任列奥那多装饰市政会议大厅一事中发挥了某种作用。
可以肯定的是，列奥那多和米开朗基罗都对自己的城市燃起了新的希望。他们都曾在远离佛罗伦萨的地方工作，在米兰、在罗马，而现在他们回来了。他们是共和党人吗？米开朗基罗创造了共和国政治艺术中最具吸引力的作品，雄姿英发、充满活力、警醒、头脑清晰的英雄气质的一个有力象征：以弱敌强的英雄大卫象征着对抗暴政的佛罗伦萨。
同其他人一样，列奥那多和米开朗基罗清楚地知道佛罗伦萨市的自由宝贵和脆弱。佛罗伦萨市完全有理由期待他们创作出爱国主义的杰作，而竞争会给他们以激励。这的确刺激了他们——不过是朝着奇怪、隐秘和悲观的方向。他们笔下的战争形象不是辉煌盛大的展示骑士精神的庆典，相反是难以捉摸和令人不安的。
列奥那多所画的人物和马匹的草图保存了下来；还有一幅画面中心场景的摹本，是鲁本斯根据一个更早的摹本（指Lorenzo zacchia作于1558年的版画——译者）绘制的，名为《夺旗之战》（The Battle of the Standard）。至于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可供参考的主要是巴斯提亚诺·达·桑加罗（Bastiano da Sangallo）所作的《卡辛那之战》摹本。即使是在这些零散的材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当时的人会把《安吉里之战》和《卡辛那之战》看作是他们时代的重要作品——以及它们的影子为什么会一再出现在此后的战争题材绘画中。
尽管列奥那多和米开朗基罗年龄不同，风格迥异——列奥那多风格柔软朦胧，米开朗基罗则雄壮肯定——并且互有敌意，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做事情有始无终。在列奥那多接受委任时，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他的这个特点；人们不知道的是米开朗基罗也将变得拖拖拉拉且难以相处。实际上，流产的《卡辛那之战》标志着米开朗基罗“不完成”工作方式的开始，这种工作方式伴随着他的余生。人们甚至不妨猜测他是从列奥那多那里学来了这种坏习惯。
西斯庭祭坛壁画《最后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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