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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拧”
我们的自来话是这么说不合时宜的人或事的：“拧”（ning 四声）。作为对方，听了这种评价，可能产生种种视幻，麻花？DNA序列？暮然回首状？拿大顶？这种事因人而异，并没有一定要怎样之说，而刚好，如果一定要怎样，你就属于“拧”的范畴了。
考虑到这是个“娱乐至死”的年代，珂勒惠支此番来华，不免是要让一些人生出拧感的。首先，她的主题，爱与死、哀歌与复仇、黑暗与挣扎，很难让什么人看了高兴，娱乐价值稀缺；其次，她的颜色，只有黑与白的加减乘除，没有斑斓，没有情调，甚至你看了就知道，就这黑白，也不是那种被时尚界送入圣坛的经典style，真的，这种黑白，一刀一刀的，腐蚀性的，浸入人的神经末梢，没有合适的说辞可以缓解此中长存的不安；再有，她的感情，那么浓烈，如此炽热，就像一个野人不加修饰地闯入我们的高尚party，怎么办呢？我们的晚礼服，我们彬彬有礼的修辞？
这样的视觉观，不是简单的落伍问题，是冒犯。
珂勒惠支？这不是有点儿拧巴吗？
拧还在于，就在鲁迅——珂勒惠支的第一中国知音，也是惟一始终如一并强而有力的中国推荐者——及其作品和价值观正被有计划地摒出我们的教材之时，她却来得那么样的清风拂山岗明月照大江，那么高调，一下子要从北京开始，巡回中国。
不得不提到的，还有这一作为展览主题的陈述句：“我的孩子，春天来了。”——当然，这是一个隐喻，一句自有其上下文的日记摘引，一种足以表白珂勒惠支情怀的展览修辞，但至少，在直到首展终了还看不到多少春意的北京，望着4月都19日还黑糊糊的树影，阳光不来，花少绿稀：“春天来了”吗？拧中之拧啊。
1979，助产士
30年前的老故事了，1979年10月的一天，不记得是在中央美院展览馆还是中国美术馆，刚刚因为第一届星星美展的戏剧性过程而声名鹊起的青年艺术家黄锐（著名艺术家，1952年生于北京，“星星画会”发起人之一，798艺术区创办人，“我的孩子，春天来了！——珂勒惠支与中国当代艺术”巡回展参展艺术家），和31年后的我们一样，第一次一下子目睹了那么多珂勒惠支的原作，版画、雕塑、素描，大约有一百多件。
这里，有一个关于“第一次”的名词解释，是我们现在说不太清了的。那么多的触媒，如此多的可能性，“第一次”尽管依旧意味着那种从来都稍纵即逝和难以琢磨的美感，但已经远没有其在一个匮乏年代所可能的重要意义，更谈不上林林总总的“第一次”之感，还能继续赋予我们什么新的冲动。但在那个匮乏不但是物质上的，也遍及信息、思想、视觉上的年代，第一次目睹珂勒惠支原作的经验，对黄锐这样的从小就浸淫在其相关印刷品中，受教并成长，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意图与之决裂的青年艺术家来说，其震撼一直保持至今：“想起来，就像亲眼看见一具骷髅不但长出了肉还爬起来，而且问你，‘吃了没？没吃一块儿再吃点……’！”
就在几天前，几乎就在珂勒惠支展览开幕的当天，1979年9月29日，黄锐、王克平、马德升等组织发起的“‘星星画会’美展”，终于在美术馆东侧的小公园坚持了三天之后遭到了取缔，并因此引发随后一场声势浩大的“维护宪法大游行”，而其中提出的口号即有这样一句：“毕加索是我们的榜样，珂勒惠支是我们的旗帜！”——这虽然是个并列句，一般人看来无分轩轾，但在那时，毕加索其人，以及并没有被提到口号中来的马蒂斯，虽然已经在小圈子内部获得了隐秘而神圣的名声，但更多大众所认同和熟悉的则是珂勒惠支。这是个自从鲁迅时代即与国人结下了不解之缘的名字，提到她，可以以最短的时间在最大的范围内激起人民的同情。有着这种同情在，那么“星星画会”在那时还颇显激烈的艺术观念和作品，就等于加了一个安全阀，在最坏的情况下，它至少会因为人们对珂勒惠支的崇敬而免于在官民两面腹背受敌。
而此刻，尚未意识到自己将同样进入美术史的黄锐，当他与熙熙攘攘的观众一起驻足观赏这位他们目为旗帜，或至少这样声称的艺术家那些激动人心的原作时，与其说感慨于这些原作的力与美如何比在印刷品上看到的要生动千百倍，不如说，他为“星星画会”的这一策略的胜利感到一丝忧虑，他认同王克平提出的这一口号，并支持它成为标语，但这并不能解决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经过58年之后，中国的新美术运动，依旧要求助于同一个助产婆？不正是眼前的珂勒惠支，在1930年代催生了新木刻运动、左翼文艺，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今天所为反对的一切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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